读者手中的这本小书是“大历史”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的一部力作。其实,严格地说,这本书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大历史”(big history),而仅是“大历史”比较晚近的一个瞬间有关人类的历史,故名《极简人类史》。据说,克氏撰写这种“一册在手、粗觉寰球凉热”的小书,是受到了霍金《时间简史》和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启发。
“大历史”有两个主要的叙事线索。其一是有悖于“熵增原理”的“复杂度不断提升”(increasing complexity),即从“大爆炸”肇始的恒星、新的化学元素、行星、生命,直至当今全球社会的越来越复杂的事物,如何在宇宙中“涌现”(emergent)的过程,其原理是复杂物必须不断从周围的环境中摄取能量,方能维持稳态平衡的存续。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人口翻番所需时间的急速缩减即一显例,即采集狩猎时代人口翻一番需要8000年至9000年,农耕时代是1400年,而到了现代社会则是每隔85年翻一番。这一方面说明人类从外界摄取能量的能力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当今时代的可持续危机。其二是“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即人类具有某种“非常精确、有效地分享信息的能力,其结果是在个体习得知识的同时,知识能够被存储到群体和整个物种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实现世代的累积”。在克氏看来,这正是人类有别于任何其他物种,能够脱颖而出、主宰整个地球并实现上述“复杂度不断提升”的根本原因。而此二者结合到一起,便成就了本书以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宏大叙事,即采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和以工业革命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却“忽视……宗教作为变革媒介的作用”。
此外,克氏还有一个颇难割舍的说法,即“大历史”是一部“现代创世神话”(modern creation myth),欲收“神话”定位、规范、引领之功效,但克氏又有些游移不定,所以在其《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现代创世神话”之后加了个问号。克氏在本书中的解释是:几乎人类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宇宙起源的故事,这些创世故事——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来说并非“神话”——试图为所有生命赋予意义,这些意义通常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来源。也就是说“大历史”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创世神话”。
但这毕竟是“无神”的“神话”,并无力为生命赋予意义。物理学家史蒂芬·温伯格在《宇宙最初三分钟》一书中曾言:“宇宙越是为人所理解,便显得愈发没有意义。”[1]或参考一下爱因斯坦的观点:“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2]这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言的,也正说明宇宙中人类的意义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是人自身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或多个意义系统。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中华意义系统,在笔者看来,就是“知、爱、律、序”的演绎,即知天、爱人、循律、履序。
而这一意义系统的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研究发现:中华文明自远古便是仿照日月星辰的“天”的制式建构的,[3]孔子将人的政治归为“天意”之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其实并非仅仅是个比喻,而荀子之“天行有常”、“曲适不伤”(《荀子·天论》),则说明中国古人尊天崇人自然观的高尚智慧,老子《道德经》更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的基本主张。这些构成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亦可谓中国传统“大历史”观的思想根基,所以才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境界;至张载,则有知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普世情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其由此衍生而来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甚至至今仍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可谓“中国的大历史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史学对“大历史”的独特贡献。[4]
当今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正遭遇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重大危机,能源枯竭、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人口压力、贫富差距加大等,正考验着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智慧和勇气。大问题呼唤大视野,对史学家亦如是。好在如今,“在历史书写的多个领域,大又回来了。”[5]不同文明和传统的人们相互学习、砥砺创新,也是“集体知识”的一种表现吧。
是为序。
孙岳,2016年3月于北京
[1] Steven Weinberg,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 154.
[2] 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载许良英、赵中立、张宜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979年10月第一版,第43页。
[3] John C. Didier, In and Outside the Square: The Sky and the Power of Belief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 c. 4500 BC – AD 200, 3 vol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9); David W. Pankenier, 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王长久:《寻根“中国”:中国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4] 可参阅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第93-96页。
[5]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