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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寇准“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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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

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寇准《书河上亭壁》(其三)

寇准的《书河上亭壁》是一组诗,共有四首七绝,原诗题目很长:“予顷从穰下移莅河阳,洎出中书,复领分陕。惟兹二镇,俯接洛都,皆山河襟带之地也。每凭高极望,思以诗句状其物景,久而方成四绝句,书于河上亭壁。”

这里的“分陕”是一个典故。西周建立后不久,为稳定天下,以陕为界,据《左传》记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此处“陕”是古地名,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周公主政陕以东,是为了防备殷商遗民的叛乱;召公主政陕以西,专力发展那一带地方的生产。

澶渊之盟后,寇准被王钦若排挤,出知陕州(即今陕县),正好是周、召二公“分陕”之地。这组诗状写河阳、陕州一带的景色,每一首诗写一个季节,这里所录的“岸阔樯稀波渺茫”是写秋景。其余春、夏、冬如下:

堤草惹烟连野绿,岸花经雨压枝红。

年来多病辜春醉,惆怅河桥酒旆风。

蝉鸣日正树阴浓。避暑行吟独杖筇。

却爱野云无定处,水边容易耸奇峰。

暮天寥落冻云垂。一望危亭欲下迟。

临水数村谁画得,浅山寒雪未销时。

可以看出,这四首诗当中,以秋诗为最佳。它胜在两点,一是境界开阔,二是兴味独长。全诗的大意是:极目望去,大河开阔,行船稀少,波涛接天;我独倚岸亭栏杆,望着滔滔江水,思绪陷入无尽的苍茫中;正当我怅惘之际,一阵风拂过远处树林,天地肃杀,落叶呜鸣;转头望去,透过那片稀疏的树林,只见得那一片无语的苍山,拖曳着夕阳,缓缓地往下沉……

诗要有境界。这首诗的高处,就在于它有苍茫之境,令人思接千载。境界代表着诗人的胸襟,不能假作。有人作诗喜欢用一些意象宏大的词语,如江山、天地、古今之类,以为如此就能凸显出境界。但是这些宏大词语里,没有灌注属于自己的思想情感,是以诗作看似漂亮实际上却满纸虚声,读来也是味同嚼蜡。这种作法,又容易堕为一种恶趣,最终戕害诗才。

仅就诗而言,境界可大可小,若分优劣,则实在是难事,也大可不必。像“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与“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境界一大一小,但两者俱佳,因为它们都有诗味。

诗句须有味,方见境界。譬如同样是杜甫的七律,同样是首句,但“花近高楼伤客心”就要比“风急天高猿啸哀”来得有味道,因为后者是破笔直道,而前者则有一个周折,使人不禁暗问:为何花近高楼,就伤客心?这些表意曲折的句子,更能引起人把玩。

寇准此作,不言惆怅二字,惆怅自在其中。其时寇准的身份是谪官,那种生活并不好过,单就物质方面来说,往往是清苦的。苏轼被贬到黄州后,在《寒食》诗里写道:“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相信这不是虚语。当然,物质上的清苦尚能笑对,但精神上的苦闷才真难以排遣。

寇准力主宋真宗亲征抗辽,订立澶渊之盟,换来宋辽两国的百年太平。辽军兵临城下而心胆俱裂的王钦若,待得辽军远去,就频繁地在皇帝面前打寇准的小报告。久而久之,寇准失宠,从宰相被贬为地方官,心情的失落,实在是难以名状。这种郁情,如果挥毫直白,难以写好。千古以来,这事或许数李白做得最出色。但李白能以气胜,如《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情感喷涌得一泻无遗。在这种状态之下,精细的技巧反而需要退居一旁了。

但很多人并不具有李白那样的性情,如果强学,字里行间的那种力不从心,其实是能够让人读得出来的。黄仲则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天才,被称为“清代的李白”,写诗转益多师,其中的一个重要师法对象就是李白。他的《太白墓》一诗说:“人生百年要行乐,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语斜阳,死当埋我兹山麓。”这样的句子,就不是很自然,意思也显空疏。从严格的尺度来看,这是赘笔。实际上,黄仲则自有其感人肺腑的作品,那是其性情与际遇紧密结合之呈现,如《感旧》诗:

唤起窗前尚宿酲。啼鹃催去又声声。

丹青旧誓相如札,禅榻经时杜牧情。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

云阶月地依然在,细逐空香百遍行。

又如《金陵杂感》:

平淮初涨水如油。钟阜嵯峨倚上游。

花月即今犹似梦,江山从古不宜秋。

乌啼旧内头全白,客到新亭泪已流。

那更平生感华屋,一时长恸过西州。

上面两首七律,挚诚动人,呈现出一个游刃有余的黄仲则,这才应该是他的代表作。这种手笔,比起《太白墓》来无疑自然多了。

两度罢相,令寇准的政治生命损耗殆尽。他的问题,在于性情太急躁刚强,对于自己认定为对的事情,就不依不饶地做到底,而不肯采用迂回曲折的方法来解决。

他是如此说服宋太宗的——“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宋史·寇准传》)他当上宰相后,进退人才也没有一定的原则,多凭一己的好恶来任用官员,亦引起同僚的不满。

丁谓是寇准的下属,有一次寇准用餐时,有食物沾上了他的胡须,丁谓马上赶上去仔细地将寇准的胡须理干净。此即谓“拂须”,亦即今人常说的“溜须拍马”。寇准当面揭破,不留情面:“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丁谓闻言,十分羞愧,同时也对寇准衔恨在心。后来丁谓对寇准报复甚厉,将其贬至南方穷荒之地——今天的广东雷州。寇准到雷州后不久,丁谓在权斗中失败,被贬至海南崖州,赴任路上经过雷州,寇准派人向他送了一只蒸羊。丁谓希望与寇准见面,遭到寇准拒绝。这种人生轨迹,当真是谁也料不到的。

寇准的朋友张咏,就曾经警告过寇准要“有术”,即劝他讲究一些行事的方法。有一次,寇准问张咏有何赐教,张咏告诉他:《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张咏走后,寇准马上拿出《汉书》,找到了《霍光传》,当读到“不学无术”这四个字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咏是在批评自己“不学无术”。不过严格说来,寇准应该是“有学无术”,因此他熟读《春秋》三传,有扎实的学问底子。

然而,即使是明白了张咏的旁敲侧击,寇准也未能变得圆融柔和一些。由此可见,改变一己尚且不易,何况是改变江山。与寇准相异的例子,是南宋大儒吕祖谦。吕祖谦在年轻的时候,性情非常卞急,某日突然于《论语》里的这一句有所领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自此之后,他的性情宽缓了许多,并且终生不变。对于吕祖谦这一点改变,朱子很赞赏,认为他是能够变化气质者。

变化气质,其实是一件大难事。也正因为难,历代贤者才那么着力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