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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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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

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

——苏轼《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这是苏轼悼念亡友文长老的一首七律。永乐在今浙江嘉兴,文长老是嘉兴本觉寺的住持,也是苏轼的蜀中老乡,两人交情甚笃。苏轼本是儒者,“奋厉有当世志”,但他与释道两界关系颇为密切,有很多僧人和道士朋友。

七律并非苏轼最擅长的体裁,他更擅长的是古风,尤其是七古。详细论之,苏轼的文章比他的诗好,而他的诗又比词好。今日通行的文学史盛称苏轼的词,似乎认为苏词要好于苏诗,这着实是不懂中国文学的表述。

苏词的名气的确比苏诗大,但这是在大众范围内而言。论对创作者的影响力,苏诗比苏词深远得多。苏诗的影响,一是表现在时间的纵向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晚清民国,都有许多人学苏诗;二是表现在受苏诗影响的,大多是有深厚学养的巨公,例如晚清同光派的领袖人物郑孝胥,其诗作就有苏诗的影子。

不过,比起苏诗和苏词,苏子的文章更加出色。《前赤壁赋》《潮州韩文公庙碑》《留侯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些名篇,已是有口皆碑,他本人也真正做到了“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潮州韩文公庙碑》)。大抵苏轼本人性格开旷,其所长在娓娓道来,文章尤其是古文这一载体,能令苏子这一性情有最大限度的发挥之地。所以苏子的文章,即使是寻常题材,也写得俊逸不凡。而苏子的一些诗,读来往往像一篇文章。这个现象,对于如此一位天才来说,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这首七律,并不怎么为今人熟知,因为许多有名的宋诗选本,如陈衍的《宋诗精华录》,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都没有将它选入。许多人知道苏子七律中的“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熟谙“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或将“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倒背如流,却很少人提起“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这也有力说明了,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最广为人知的。

本诗首联“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说的是文长老一生一死的变迁。“云归”是“驾鹤西去”的含蓄表达。首联直书其事,两句之间已给人一种沧桑变换的起落跌宕感,可谓出手不凡。颔联“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是将上一联的意思阐述深化,使之更加细致。苏轼第一次拜访文长老,长老已经是老态尽现;第二次拜访,已经是卧病不得相见;到了第三次登门的时候,长老已经圆寂。“一弹指顷去来今”,时间的变化,真有如长了魔翼一般,弹指之间,就已经人事暗换。这里面的感慨,相信即便没有经过类似事情的人,也能体会得到。

值得一说的是,“三过”“弹指”等词汇,在苏轼的作品中并非“孤本”,且看他凭吊恩师欧阳修的《西江月》: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这首词里的“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意思其实和“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几无异致。因此这里的“三过”,也可以是概说,未可坐实是“三次造访”。大抵一个得意的词或句子,被作者用顺手了,就会不经意地多次出现,钱锺书在《宋诗选注》里就披露了苏诗里有很多面相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相似的“李鬼”。不过,这也是许多诗家的通病,非苏轼一人独有,例如唐代写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许浑,也是一个不惮于重复自己的诗人。

平心而论,对于成名诗家来说,这种重复自己的现象,并不会妨碍他们的成就。试问哪一本诗集会毫无瑕疵?俗人是“一俊遮百丑”,何况他们是“百俊遮一丑”?讨论一位诗家,不应总把目光放在他的瑕疵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苏轼在政治上不得意,这对于自小就有济世之心的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况且他历经世事,已经见惯了人的生死、事物的存亡,对于文长老的遽然离世,实在是无泪可洒,但是乡井之情怎么也忘不了。

这里所寄托的,不仅是他和文长老的同乡情谊,也有苏轼对于故乡蜀地的深沉感情。依据格律,对句的“忘”字在这里用作平声,读wáng,不能读成去声。“尚有心”三字,为下面的典故埋下伏笔。

尾联“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暗用了一个典故,据唐人袁郊《甘泽谣》载,僧人圆观与书生李源友善,曾与李源相约在自己卒后十二年于杭州天竺寺相见。十二年后,李源如约来到寺前,遇到了一个牧童,疑是圆观的再世之身,见李源来,牧童口中作歌: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

苏轼曾根据《甘泽谣》而写成《僧圆泽传》,但把“圆观”写成了“圆泽”。在这个故事里,牧童见到李源,赞赏李源的守信,复劝说李源没有必要伤感,人各有命,不必执着前缘,两人也没有再行细谈,就此离开,各自天涯。

这个典故用得很巧妙,李源和圆泽两人的身份分别是书生和僧人,对应的就是苏轼和文长老的身份,这就很切实了。今天很多人写诗作文,喜欢用典故以显示才学。但是典故是不能乱用的,要切合所叙述的内容才算得体,否则就成了堆砌——用典本来是希望能够为诗文增色,但堆砌就反而成了诗文的赘肉。

“得体”二字,非常重要,它考验的是作者的学养,这是基本功。得体的作品,表明作者的功底扎实,进而才能论思想。比如当代有些人热衷于写赋,铺张华丽,全文却不见一个押韵的地方,这暴露的是作者不明白“赋”这个体裁的基本要求:押韵。如此“赋”文,纵使写得如何洋洋洒洒,也是没有地基的大厦,是不足取的。

细看苏轼的《过永乐文长老已卒》,不只是典故的运用,还有词汇的遣使,都是非常得体的,如“鹤瘦”“云归”“弹指”“去来今”,都是佛家的词汇,匹配文长老的僧人身份。而在写法上,第一句“初惊鹤瘦不可识”,格律是“平平仄仄仄仄仄”,第五、六字处应该用平声,但用了仄声,这是七律所允许的拗句。而“三过门间老病死”(第五字应平而仄),“欲向钱塘访圆泽”(第五、六字平仄互换,属变格),也是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拗句。本诗一拗再拗,极尽变格之能事,使全诗有种一以贯之的突破常格之思想。这也是一种“得体”。

传统学问有其门槛,不容许人率意而为。然而这些门槛并不会扼杀创造力,只要你稍经训练,就能掌握其中的规矩。迈过门槛之后,将有一片广阔的草原供你驰骋。譬如在诗这个文学体裁里,七律的要求是最严格的,但其中的规矩并未成为枷锁,譬如晚清诗家的一大成就即为七律,水平不让唐宋名家。

这首《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被清人赵克宜赞为“意沉着而语流美”,是“七律佳境”。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此诗语言畅美,但内意沉着,确是七律精品,而为此诗带来分量的,则是里面的“沉着”之意。苏轼是一位有深忧的士人,或许是因为遭际蹭蹬的缘故,苏诗往往着意于表现出一种洒脱的意态,人们至今仍然乐道他的旷达。然而在苏轼的诗集中,还有像《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这般沉着的作品,它们更值得寓目,因为那是苏子生命最深处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