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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何为?不如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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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不是靠背诵造就的

“读经”这个话题,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频频引起人们的关注。

讨论的要点,仍在台湾某教授所倡导的儿童读经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在大陆运行多年,信从者众,这种教育主张少年儿童多背诵经典书籍,即使孩子一时不能理解,也不要紧,只要背下去,长大后会有理解的时候;在读经学堂里,教师只负责带领儿童背诵书籍,不讲解;那些能背诵三十万字的少年,可以进入他们最高级别的书院求学……

根据主事者的自述,这种读经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圣贤。

这个说法,可谓从一开始就错了。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却开了一个足球培训班,然后告诉世人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世界冠军”,这话听上去口气很大,但从道理上来说,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世界冠军”是一种荣誉,属于“利”方面的内容,与德行无关,而且想要获得冠军,必须通过比赛,而足球比赛是团体合作,不需要施教者上场,所以即使教练不会踢球,也能教出好的弟子。在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踢球不好的人成了顶级教练。

不过,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读书多,但不懂诗词格律,却开了一个培训班,宣称要培养诗人,写近体诗。对于这句话,可千万不能相信。这是因为,“诗人”两个字,包含了人的品格、作诗技巧等因素,属于“义”方面的内容。要想培养出诗人,施教者必须自己首先是诗人,不然,即使让学生把唐宋名家的诗集全部背诵下来,也学不会写诗,更别说成为诗人了。这种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譬如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不少从业者写起论文来洋洋洒洒,却连一首文从字顺的律诗也写不出。

儒门的教育也跟诗人的培养一样,都属于“义”方面的内容。从本质上说,儒学是实践性的学问。一个人要称得上“儒者”,必须做到言与行相合无间。《论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赞扬子路勇于实践,因为子路知道了一个道理,若是未能躬行,就唯恐再听闻另一个道理。在《论语》里,类似的表述还有许多,比如:“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如孔子的这个慨叹:“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都说明,儒者必须在实际言行中体现出其所知道的义理。

正因为儒学要求言行一致的特性,所以如果有人推行一种目标是培养圣贤的教育,那么其人必须先具备一个条件:他是世所公认的圣贤。退一步说,他即便不是圣贤,也必须是合格的儒者。但事实是,目前各种读经学堂里的教员,薰莸同器,有些教员甚至连理解经典都成问题,其身份更多的是“高级伴读书童”。自身尚非儒者,而欲教人成为圣贤,这已经不仅仅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不自量力,更是一种欺世行为了。

其实真正的圣贤,是不会以“圣贤”名号自居的。孔子在世时就被视为圣人,但他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不以圣者和仁者自居。细看孔子的言行不难发现,他没有任何高自位置的意态,当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会跟弟子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多么诚挚,何尝有高言大句欺世?孔子设教的用心,并不是让自己成为什么圣贤,也不是要把弟子培养成为圣贤,而是希望每一个来学的人,都能成为人格高贵的士君子。

在儒门体系中,存在着“士人、贤人、圣人”这个由低至高的序列,即所谓“士希贤、贤希圣”是也。在这个体系中,士是基石,圣贤只是其中的卓绝者,他们本质上也是士人。今人提倡儒学,要说教育目标,也宜说是培养士人,因为能否培养出贤人,是要看个人造化的。事实上,一个人要成为贤者,不仅需要读书好,更要做出了不起的事情,有功于人群,方能得此称号。古之贤者,莫不如是。今人直接越过士人而侈谈圣贤,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与儒家严明“义利之辨”的精神背道而驰,其说之不可行,是显而易见的。

在无因果处用力

“背诵三十万字经典”“长大后自然会理解”,这是常见的读经教育者的主张。这类说法的背后,所抱持的是“经典书籍里面每句都好”的意态。问题是,“三十万字”指标如何定出?若不向孩子讲解,凭什么认为孩子长大后一定能懂?就经典而言,即便是每句都蕴含哲理,也需要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反复推寻、印证,有了一个反求诸己的过程之后,前贤说过的话才会在自己心中有生命力,不然就只是纸上的遗训而已。

赋予读经如此深切重大的意义,其实展现的是一种“期必如此”的思想状态。这种表现似乎极其推尊经典,实则大大降低了经典的价值。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章太炎先生说“事无证验而必之者,非愚即妄”,他们所绝去的“必”,即此之谓。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必”:读儒家经典,定能成为士人;背诵够多少字,可成大才。又或是反过来:儒家经典是现代化的阻碍,不能再读;封建残余,桎梏心性,何足寓目……后一种声音,我们绝不陌生,鲁迅就说过:“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十四年的“读经”》)面对这种强悍的逻辑,我们除了拍一下大腿,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对典籍的极端推尊与贬斥,人们态度迥异,然而论者所犯的“必”之病,则是相同的:他们建立起一些牢固的因果关系,然后倡导人群遵循。

因果之说,并非专属于佛家,儒家早就有之,比如《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言说,有着导人向善的深意,然而人若读后则认定世界必是如此,恐不尽然。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感慨地说,像盗跖那种做了许多坏事的人,他们活得很好,像伯夷、叔齐那样的善人却活得很惨,历代都有很多这种情况出现。对于世间流行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法,司马迁表示“余甚惑焉”。

司马迁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世界的一种真相。我们习惯言说的“经”,指的是常道,确切来说,“经”是一种应然,即引导人应该如何表现。然而在浩漠的人间,除了“常”,还有许多“变”。对于后人来说,仅学习经典中那些义正词严的道理是不够的,还需要认识世间的种种“变”。这部分内容往往不在经籍中,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及前人的史部书籍里。

在1925年《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七期里,载有柳诒徵先生的《历史之知识》一文,文中这样说:

历史的事实,有些是有因果的,有些又无因果。又如孔子,大家都说他是宋之后裔,又居于鲁国礼义之邦,故能产生出这一个伟大的人物来。但是宋之后裔而居鲁者何止一孔氏,孔氏一门的人居鲁者又何止孔丘一人,而何以独孔丘能成为伟大人物?这可以说是无因果的。又如蒙古种族,由荤粥而匈奴,由匈奴而鲜卑而突厥而蒙古,何以独于秦、汉之间能产生出一个冒顿单于,这也可以说是无因果的,是偶然的。因此我们可以得一教训:我们处世,应当在无因果处用力,来适应环境,适应历史。故历史的最后,还是无因果的,须凭个人自己去造因果。

柳诒徵先生是史家,也是儒者,这段话说得意味深长。在儒家精神中,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极堪寻味,他明知天下无道,仍然不辞辛劳地去行道、明道,就是希望“在无因果处用力”,使得世界更好。

司马迁也是一样的心情。在《伯夷列传》中,他感慨恶人得好报、善人无好报之后,笔锋一转,说伯夷、颜回这些人虽然有善行,但也是因为得到孔子的称赞而名垂后世。司马迁是在表达一种意愿:即便天下无道,他也要做一个像孔子那样的人,通过自己的记录,让善人留名后世,让恶人恶行昭彰。在认识乃至经历了世间的许多“变”之后,司马迁对“常”道更加坚持,他也是“在无因果处用力”。

今人盛言读经、谈史,然而读经者多显得拘迂,谈史者又容易陷入各种阴谋斗争的泥淖之中。司马迁的《伯夷列传》以及柳诒徵的上述言说,可药此病。

今之国学教育,缺少活泼滋润之功

早在1935年,学者何炳松先生主编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就曾发函给全国文化界名家,向他们征求关于读经的意见,共收到七十多篇回复,其中包括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陈立夫等名流的看法。可以这样说,今日关于读经问题的所有争论,几乎都能在1935年的那些意见中找到同调。

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争论。比方说,什么是经?这个概念在今天就很不清晰。《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老子》又名《道德经》,佛家有《金刚经》,喝茶方面也有一部《茶经》……但最早有“经”这个名堂、影响也最深远的,无疑是《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先王政典,即古人常说的五经,它们都跟孔子有关:《春秋》是孔子据旧史而作,其他四部典籍也都经过了孔子的整理。

在汉代,《论语》的地位已经很重要,但因为不是先王政典,所以当时的人并不称之为经,而是将其看作辅助解经的要籍,是谓“传”。这并非说《论语》比不上五经重要,而是说“经”这个概念原有其清晰定义。后来,经书内容不断扩充,宋代出现十三经的说法,把属于子书类的《孟子》收了进去,此外,《尔雅》是解经的书,也成为十三经之一。这已经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至于今天的一些国学教育者,把读《弟子规》这种末流文献的行为也称为“读经”,就更不值一论了。

那么,要不要读经?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简单地想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只要我们还在使用汉字,当然就要读,因为无论你是赞成还是反对经典,都必须植根于你对经典有所知的基础上。事实上,百年来国人围绕“读经”话题争论不休,本身就说明这些经典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

有一天,一位热爱传统文化的兄长给我转来一篇文章,文中用半生不熟的文言,以古贤的口吻,批评这个时代礼崩乐坏。观其言,文章作者仿佛是一位老夫子,然而实际上只是一位十岁左右的孩子而已。兄长很忧虑:“这孩子学传统文化,都成老苗子了。”

这个担心很对。当前的国学教育尤其是少儿国学教育,存在着一个普遍问题:干枯,没有滋润活泼生命之功,只是在批量制造一些面带忧国忧民之色的俗儒而已。

其实,与其让小孩子耗费心力去阅读或背诵各种大道理,还不如让他们去学好一两门具体的“艺”——例如学诗词或文言文的写作。这是因为,会说千百种道理,不如掌握一艺,因为道理往往是从纸上得来的,而学艺则是直接与古人精神往来。孔子主张“游于艺”,可谓颇具深意。

《诗经》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所谓的“鸢飞鱼跃”,指的是精神上一种自由、活泼之境界。诗文是助人通往“鸢飞鱼跃”之境的直路,人沉浸其间,会得到一种极好的熏陶,同时又不至于斫伤了生命力。

孔子非常重视《诗经》。《论语·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解释这句话时说:“本章见孔子之重《诗》教,又重礼乐之化。后世诗学既不尽正,而礼乐沦丧,几于无存,徒慕孔门之教于语言文字间,于是孔学遂不免有若为干枯,少活泼滋润之功。此亦来学者所当深体而细玩之。”

从本质上说,人是不能被说服的。诗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感发人。清代学者焦循在《毛诗补疏序》一文里说:“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此语甚要,足以令人深思。

后世的诗,也与《诗经》的精神血脉相通。在历代的诗中,唐宋诗又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们既是汉魏古诗的总结,又是璀璨的近代诗最重要的取法对象。在中国诗史中,唐宋诗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后人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必不可绕过的内容。

然而,我们今时看到的实情,不仅仅是诗教缺失,后进学得干枯,就是那些振臂高呼复兴传统文化的人,自身往往连基本的诗文写作都不过关。如果他们会内省,应以此为耻,因为古贤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并不是说会写诗文就有多了不起,而是说如此基础的东西都未能掌握,如何倡导传统文化呢?

学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在读书方面,黄庭坚有这样一个说法:“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

朱子很喜欢这个说法,认为“有补于学者”。黄庭坚这番话有两个意思,一是读书要守约,不可泛滥;二是阅读时要多涵泳,于自己的生命有切实体验,方为有得,而不是一味追求多闻、多得。

这种读书精神,在今天似乎很难通行了。因为黄庭坚所提倡的,乃是一种真正对自己生命发生作用的学习,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后都可能不会让人感知到效果,这无疑与今人求快、求果的追求相违背。

一位在某国学教育机构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公司的业务对象以少年儿童为主,开有诗词写作、《论语》阅读、琴棋书画等课程,其中琴棋书画这些课程最受家长欢迎,而诗词写作、《论语》阅读等课程则乏人问津。

这是一个颇令人伤感的现实。家长是在让孩子追求多闻多得,而忽略了精神的塑造,可谓释本而务枝。这种功利心态,与某些国学教育主持者的欺蒙心理,可谓相得益彰。在目前可见的讨论中,人们只注意到国学教育者的一些弊病,却往往忽略了家长功利心态所造的恶。

重琴棋书画而轻诗词文章,跟追捧儿童读经教育的,都是同一批家长,他们无疑都被急于求售的心态所左右——学琴棋书画见效快,可以让孩子在人前表演;送孩子去背诵经典亦然,也是只要稍微一学,就能够在他人面前收获掌声。

然而真正能够影响生命质量的学习,又岂是学一下琴、背一些书这么简单的事呢?《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拈出“说”字为教,这个字通“悦”,是比“乐”更深一层的感受。在孔门的教育理念里,学习应是一件愉悦的事。这是就大处着眼之说,并不意味着学习是容易之事,因为当你真正进入一种学问之后,将有大量的关节需要打通,这是需要付出艰辛劳动才能做到的。

其他的不说,单就学诗而言,即便你熟读各种选本,对于写诗来说收益也不大。前贤所教的学诗方法并不神秘,往往是建议你选取一两个心仪的诗家,扑入其世界,涵泳其专集,除此之外再博览其他诗家的作品。这是非常切实的意见,也只有这样,学者才能在诗方面真切有得,不容易跟着流俗之见走。

学诗文不易,学孔孟之道乃至其他学问,也一样要付出许多精力,才能真切受益。对于那些鼓吹教育是“不费吹灰之力”之事、只需要带小朋友背诵经籍即可的声音,我们应该想到,天下的便宜事,实在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少得多的。

我们还看到,只要有人稍微质疑某读经教育的方法,读经主事者就认为这是反对读经、“断人慧命”。这倒是不劳主事者忧心,因为传统文化的典籍俱在,自有俊彦来读。其实翻开历史书就可以看到,数千年的文脉尽管受过各种损伤,然而何尝断绝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