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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讲:曹操《蒿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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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给大家讲曹操的《蒿里行》。

在开始讲这首诗之前,先要请大家把小说里、电视剧里、包括旧时戏剧里面的那个“曹操”忘掉,因为那里面的曹操只是一个艺术形象,并不是真实的曹操。

艺术首先是供我们娱乐的,娱乐要的是美,这种美当然不仅仅是好看,凡是将人类的精神状态、社会的生活形态用使人感动的方式表现出来,都叫美,艺术就通过这样的美感来娱乐我们。说它是娱乐,并非不重要,但我们要注意到,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和真实完全吻合,有时还拉得很远,有些艺术形象,甚至与真实人物几乎变成了两个人。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实际上有两个曹操。一个,就是我们在电影、戏剧、电视剧里看见的,《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那个形象是很难看的。另一个,是通过历史的记载、通过他自己创作的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曹操。这两个曹操,根本就是两个人。

曹操生活在东汉末年,曾经是个热血青年,“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因为他家庭出身好,有社会地位,所以他后来当了小官。这个时候的东汉政权,已经无法管理天下了,很多地方军阀、豪门大户,都拥有自己的武装,中央政府根本指挥不动。恰好这时又爆发了所谓“黄巾起义”,当时人们把这些头缠黄巾、冲州掠县、打家劫舍的闹事者,称为“黄巾贼”,这些人除了烧杀抢掠,没有任何积极贡献,搞得天下大乱。这样一来,那些地方军阀、豪门大户就打起“剿灭黄巾”的旗号,大肆扩张自己的队伍。曹操也卷入了这场动荡。开始他只有一支很小的武装,但因为他不仅善于打仗,而且思想上比较正统,一直宣布拥护东汉朝廷,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所以很快从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但他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有明显的区别,就是他能注意到战争带来的破坏,能想到军阀们这样地打来杀去,最遭罪的是老百姓,几十年战争下来,天下破败不堪,人口急剧减少,到处是一片惨象。他的这种思想感情,我们从下面这首诗里边,就能看出来。

“蒿里行”的这个“行”,不是走路的意思,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叫“歌行体”,它可供演唱,容易普及。“蒿里”是泰山旁边的一座小山,古代传说中人死以后鬼魂集中的地方,类似于后世的“阴间”和丰都“鬼城”。“蒿里行”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挽歌,就是送葬的歌。为什么送葬的歌叫“挽歌”呢?因为那时人死以后,要用灵车送葬,灵车两侧留有很多拉车的绳子,死者的亲友就在两边参与拉车,以表示哀悼,这就是“哀挽”一词的来历。拉车的时候,大家要边拉边唱,就叫“挽歌”。挽歌有两大类,供贵族唱的一大类叫“北邙”,供平民唱的叫“蒿里”,各有一定的调式。所以说,曹操的这首“蒿里行”实际上不是诗题,而是相当于宋词的“词牌”,曹操是模仿这种体裁,可能是考虑到他写的这些内容,是和人的死亡有关系,就选择了这个名字。

[元]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全诗是这样的: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一开始的两句,是反映东汉末年的一件大事情。在平定黄巾之乱的过程中,冒出了一个叫董卓的军阀头子。平乱之后,东汉朝廷是宦官当权,为非作歹,有一批官员密谋除掉这些宦官,但秘密泄露,他们自己反而被宦官杀掉了。董卓就以这件事为借口,带兵进入首都洛阳,很快就扩大势力,专擅朝政,甚至废掉了原来的汉少帝,另外立了汉献帝,还裹挟着汉献帝和朝廷官员,把首都从洛阳迁到了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各地军阀就以此为借口,联合向洛阳进军。所谓“关东”,指的是潼关以东;“义士”就是这些联合起来的潼关以东的各地军阀;“群凶”指董卓集团。这就是:“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曹操在这里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盟津会盟”,一个是“咸阳争王”。前者是周武王号召天下诸侯联合讨伐殷纣王时,各路人马是在黄河北岸一个叫盟津的地方会合的,在现在的河南省孟津县;后者是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后,被各路军马拥立的楚怀王曾对他们宣布,“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咸阳”是秦朝的首都。曹操用这两个典故说明,这一批联合进军的东汉军阀,开初还在口头上打着讨伐无道的旗号,其实各人心里想的都是打进首都去,称王坐天下。曹操这样写,表明了他对这些人的反感,是在谴责他们,至少表明他自己当时不是这样想的。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队伍虽然联合起来了,但是力量没有往一处使,各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临战的时候都想往边边上梭。“踌躇”又是双声连绵词,指心里拿不定主意,这里是形容那些军阀各人都在心中反复权衡利弊;“雁行”是大雁飞行的特殊队形,除了一只头雁飞在最前边,其他的都在后面跟着头雁慢慢飞,绝不会窜到前头去。曹操批评这些“义士”心怀鬼胎,打起仗来不齐心协力,总是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这些人争的是什么呢?势利而已。“势”是军事上有利的形势,“利”就是利益,对这些军阀而言就是占领最富庶繁华、最有搞头的地方;“嗣”是后来,“还”是“还是”,“自相戕”就是内战。曹操是说这一批军阀,对董卓这样的“群凶”打起仗来徘徊不前,为势利而争的时候却是毫不客气,最后的结果,是互相之间大打出手,根本就顾不上去打董卓了。这就是那些“义士”的真面目。

这批军阀中,当时势力最大的是袁绍和袁术,他们是族兄弟,却互不兼容,打得你死我活。这些军阀一旦要争权夺利,那是六亲不认的,就像我们四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刘湘和刘文辉一样,他们本来是两叔侄,结果照样打得冤冤不解的。在袁氏兄弟互相征讨的过程中,袁术打下了淮南(现在的安徽一带)以后,就等不得了,忙慌火气地就宣布自己拿到了什么“传国玉玺”,该自己当皇帝了,还在安徽寿春正式搞了个登基仪式。这下袁绍也稳不起了,也悄悄喊人为他刻了一个同样的“传国玉玺”,也想找机会宣布登基当皇帝。“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这两句诗,就是曹操用这两件事情,来概括这批“义士”暴露真面目以后,当时东汉天下的一片乱象。

这个所谓的“传国玉玺”,是秦始皇留下来的一个大祸害。那上面刻了八个字,是秦始皇自己拟的,他的宰相李斯帮他写的小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就是说秦始皇能够当皇帝,是老天爷安排的,这种安排一定下来,不仅他本人要长命百岁,他的统治也会永远昌盛。中国文化当中很落后、很可怕的东西,就在这八个字里面:秦始皇明明是用暴力抢夺的天下,却要说成是自己受命于天,而且还想不死,天天让人家喊他万岁。中国过去那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做的都是这个梦。后来一千多年,所有的野心家都盯着这个东西,只要是天下大乱,他们就要千方百计去抢这个“传国玉玺”,要去“打江山、坐江山”,这样打来打去,不晓得造成了多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样的争夺,写进《三国演义》好像很精彩,但在曹操的笔下,却是这样一番惨相——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铠甲是冷兵器时代打仗的将士用来防身的,把一小块一小块的熟铁片穿织在一起,像鱼的鳞甲,所以又叫“甲”。“虱”是虱子,一种吸血寄生虫,人身上或者衣服上的汗渍、污垢久了不清洗,就要长虱子;“虮”是虱子产的卵。“万姓”就是“百姓”。这四句诗是说,将士们长期征战不得休息,身上穿的铠甲都长了虱子,无数老百姓在战争中死去,连掩埋死尸的人都没有了,荒野之上到处暴露着死人的尸骨,走很远很远都看不到一户人家。因为那时候没有钟表,老百姓要靠公鸡打鸣来掌握时间,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养鸡,“千里无鸡鸣”,也就意味着没有人烟了。这就是战争的惨相!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生民”是活着的人,“百遗一”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都不在了,不是死去了,就是逃亡了,或者被哪一支军阀的部队拉去打仗去了。看到这样的景象,想到天下的惨状,曹操的感受是“念之断人肠”,就是难过得心都揪紧了,好像肠子要扯断了一样。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曹操写这些诗是在装假,因为他没这个必要,不像现在,有些人不免要做些假,写些违心的话去讨好领导、换取利益。曹操当时用不着讨好谁,也不可能拿这篇诗歌去卖钱,或者去评个什么奖,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他写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对战争带来的破坏,他是非常痛心的。

曹操已经死了,他无法替自己辩护,随便后世那些文学家、戏剧家往他脸上怎样涂抹白鼻梁,把他说成一个“奸雄”,他没有办法洗刷,但曹操的这首诗,这首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永远存在的诗,在替他辩护。曹操用自己的诗来揭露军阀,描写惨状,哀怜百姓,控诉不义之战,这样一种情怀,是那个时代所有的所谓“英雄豪杰”都没有的,它能够让我们在千载之下,了解曹操的思想和人格,让我们永远尊敬这个叫曹操的诗人!

最后要说一下两个字的古读音。“兴兵讨群凶”的这个“凶”要读“xiuang”,平声;“千里无鸡鸣”的这个“鸣”要读“máng”。也就是说,全诗的押韵是非常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