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唐山地震抗震调查总结资料选编》一书记载了如下史实：
地震时，在震区共有列车28列，由于路基线路的突然变形和巨大的地震力，使7列列车同时脱轨，其中有2列客车、5列货车。
一、济哈直快117次，在北塘→茶淀间下行线K201+600处，客车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370根。
二、京齐40次特快，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550处，内燃机车起火，1节行李车颠覆，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三、1030次货物列车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100处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四、041次油罐列车在芦台→田庄间下行线K221+100处脱轨，3节颠覆。
五、1020次货车在芦台站四道，2节货车脱轨。
六、1014次货车在汉沽→茶淀间脱轨……
七、1017次货车在唐坊→胥各庄间脱轨……
1985年5月，我的好友王文杰因公途经齐齐哈尔，受我之托，他拜访了当年在40次列车上工作的张金柱、窦学文、何庆祝、刘巍、孙胜起等人，带回了那列特快列车在“七二八”大震中的非凡经历和种种无疑应当写入历史的情景和细节。
40次特快列车的838名旅客和47名列车乘务员，是唐山地震之前，最后向这个将毁灭的城市行注目礼的一群人。3时42分，他们的列车离开唐山向天津方向行驶仅仅10分钟，大地便撼动了。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钢铁撞击声中，旅客们纷纷从座椅上弹跳起来，不可遏制的震动力甚至将人从卧铺上掀落下地。紧急制动闸尖叫着，把恐怖传遍前后15节车厢。
谁也没想到是地震。当时跳出车厢处理紧急情况的列车员们回忆说：站在地上，感觉和站在行进中的车厢里一样，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看到了被碾成碎片的水泥“枕木”，那碎片像指甲盖一般。“脱轨！重大颠覆事故！”黑暗中有人叫着。人声嘈杂，一片慌乱。
“赶快设岗！”列车长张林（就是日后以写铁路生活见长的那位小说作家张林）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被来往的列车撞上。他命令两名乘务员，立刻带上号志灯，分别跑步到距车头车尾50米远的地方，阻拦可能开来的列车。
就在这时，有人喊：“机车着火了！”
牵引列车的是串连着的两台内燃机车，每台的油箱里装着7吨柴油。此刻，为首的一台忽然腾起了通红的火焰，火光映红了天空。风从西南而来，正驱动着火舌去吞噬一长串的车厢。
纷乱的脚步声。飞奔的人影。一群旅客不约而同地冲向车首。脸盆、饭盒、茶杯、水壶……一时间都成了灭火的工具，人们舀起铁路边的积水，拼命地向机车泼去。谁知火却越烧越猛，在一片“哔哔”的燃烧声中，机车已被烧得变红。
在任何人的心目中，地震，就是地动山摇。而当时40次列车的旅客，日后回忆起“七二八”之晨时，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地震”，首先是一场其势凶猛的熊熊大火。火，以风助威的火，正在京山铁路线上威慑着八百余人的生命安全！
“快躲开！”当时从机车内钻出来的一个司机喊，“会爆炸的！”
列车脱轨
理智的人们在那时变成了一群疯子，对司机的劝告置若罔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扑灭大火！当时参加救火的列车员冯家春事后回忆说，他一想起救火这件事就害怕。如果爆炸，连烧焦的骨头渣都没处找。可当时不知哪来的这股“二杆子劲儿”[1]。
到底有人冷静了。列车员窦学文抱来了卧铺车厢的褥子，裹上泥沙，冲向火源灭火。旅客们又像听到了统一的号令，无数双手一齐抠泥扒沙，递给那些“敢死队员”……
当火势渐渐被遏制，大火在一点点熄灭下去的时候，一群来自附近村庄的伤痕斑斑的灾民，游过一条小河，跌跌撞撞地向着亮灯光的列车涌来。
地震！
40次列车上的八百多人，这才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呆呆地聚集在一起，聚集在这个于晨光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荒原里。
在“七二八”早晨，这恐怕是距离唐山震中区最近的一个尚未遭到破坏的集体。当时在这么一大片无边无际的灾难的废墟上，这里，就越发像一个奇异的小岛。一切都还存在：车厢、灯光、组织者、被组织者、铁路规章，甚至包括惯常的生活规律。餐车服务员刘巍，一个24岁的姑娘，那天早晨一片混乱中，她却在焦急地咕哝着：“得开早饭了。”她常说，平时她只要一上车，脑瓜子里就只有四个字：“吃。吃。吃。吃。”旅客的三餐，便是她全部的职责。可是眼前呢？餐车已经倾斜得锅里盛不住水，而且按正常运行时间，列车应该于早晨抵达终点，已不再准备早饭，“车上只剩下了半袋大米”。
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七二八”当天，在整个唐山震区，人们首先面临着的是死与生的搏斗。“活下去”这个强烈的欲望，也许可以使那里的人们一时间忘记了饥饿和焦渴，求生表现在对生命的抢救和保护。可这里不同。在这个临时组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原有的生命都健全，一切生活的节律也都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就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大家庭一样。
当时40次列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将终生铭记1976年7月28日的那顿早餐。
所剩无几的大米；
旅客们自动捐献的高粱米、玉米子、大豆、小豆；
从附近田里扒来的土豆；
这是一锅红不红、黄不黄的“百家饭”。
锅，是在铁道边偶然发现的。是一口尚未使用的烧沥青的大铁锅。柴禾，是劈开的旧枕木。最令人难忘的是，生火时细雨蒙蒙，湿柴怎么也燃不着。不知是谁，出了个“排队吹风”的主意，几十个男旅客排成一长溜，人人鼓起腮帮，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地向锅底吹气。火，就这样奇迹般地吹燃了。
八百多名旅客，排着长长的队，安静地等待着领取那一人一勺的“杂和粥”，有点像教堂中的圣餐礼拜。在这个灾难日的早晨，人人的表情都那样安详，虔诚——一种对集体的崇拜和笃信。饭盒和竹筷不足数，先吃完的，立刻将它拿到河沟中涮净，整整齐齐地放在锅边，留给下一个。
列车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张林宣布：人民铁路要对旅客绝对负责，在这个非常时刻，旅客谁也不许擅自离开。“我们要把你们一个不落地送回家，完完整整交到人民手中。”
他宣布：已派人出去找粮、联络。
他还宣布：组织抢救队，到附近去抢救尚未脱险的灾民。
五六十个棒小伙子排成了长队。多数是军人，还有好几个来自大庆的大学生。这些刚刚在救火中烧焦了头发、满脸烟灰的人，急匆匆地又向东边奔去。当这支特殊的抢救队赶到受灾惨重的丰南县城时，“房屋全平了，只有一个红色警察岗楼还立着”。但是在那一片废墟上，在最先遇到的一群人中，居然还令人不可思议地找到了一位幸存的县委副书记。
“同志，县委在哪里？”
“我就是县委！”
“请分配任务……”
“哪儿都一样。你们看着扒吧！”
整整扒了一个白天。
天黑时，筋疲力尽的抢救队员们回到了“家”——他们的40次列车。晚饭已经开过了。据当时带队的副列车长何庆祝回忆：“大锅里留着饭。稀的都喝光了；留给我们的尽是稠的……”
八百多名旅客在荒野中被困阻了三天。
比起废墟中的人们，他们的日子也许算是“舒适”的了：他们毕竟还有喝的，尽管那是从洼地里冒出来的发绿的“地震水”；他们毕竟还有吃的，虽然吃的是派人到附近一个小镇上扒来的混合着沙土的大米。更重要的是，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虽然已经倾斜得难以行走、但总算还没有完全颠覆的列车上，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小小王国之中。在这灾难的时刻，最可怕的是孤立无援，而不是饥饿和焦渴。
这些患难与共的人们，一起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生活。白天，烈日曝晒，车厢被烤得发烫；夜晚，成群的毒蚊向车厢里的灯光扑来，列车不得不紧闭门窗，车内浑浊的散发着汗味的热空气令人窒息。但是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列车长的指令，没有一个离开车厢。车上实行了军事化的编组：全车旅客登名造册，每车厢为一个排，每排又设若干班，班排长多由军人们担任。
40次列车在严格照章行事，不管在这灾难当头的时刻维持以往的秩序该有多么困难。
没有烧坏的一台内燃机车依然隆隆响着，为各车厢供电。列车广播室正常工作，广播喇叭里不时传出列车长张林下达的指示。
乘务员们依然在车厢送水，她们还为病人找药，为老人寻找方便，为吃奶的婴儿找奶粉，在这样的时刻，也没有忘记把搜集到的卫生纸悄悄送给那些正遇到难处的妇女。
这儿的生活近乎“奢侈”了。乘务员们甚至还让大汗淋漓的旅客们洗上了澡。在离车尾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一个涵洞，洞中有“涓涓细流”。于是，在洞口蒙上被单，规定：上午女士们，下午男士们。这小小的浴室，给溽暑中的人们带来了难得的清凉。
被困阻的第三天，外出报信的列车员张继忠、行李员孔乘义、乘警张国清从天津铁路分局联系来了48台大客车，停在距40次列车脱轨地点6公里的公路上，等候输送旅客。
列车长命令：按班排顺序，出发！
长长的铁道线上，出现了一支八百多人的长长的撤离队伍。人们抱着孩子，搀扶着老人、病人和孕妇。在灾难的突然袭击面前，它是一支特殊的军队，一支穿着百姓服装、却同时有着严格纪律的军队，一支时时处于坚强的领导核心周围的军队。
自然，也有人的脚步与这个集体是不和谐的。他，一个挎着大包小包的年轻人，溜出队伍，悄悄扔掉了一个已经捂霉了的面包。当人们在列车断粮纷纷捐献食物时，他“精明”地留下了它。但此时，他却没法躲开人们鄙夷的目光。这个灾难中的集体，既有它的法规，也有它的风尚；不管从前怎样，今后会怎样，在那三天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高尚的情感支配着。
当列车员把旅客们送上客车，而自己又一个个留下来的时候，旅客们才猛然意识到：列车员们还将留守在那辆已经倾斜的绿色的40次列车上。那是一辆曾经像家一样亲切和美好的列车呀。“不，你们也走！和我们一块走！”车上爆发出了哭声，旅客们拽住列车员，把他们往车上拉。三天，忧患与共的三天啊！人可能相处几十年而仍如路人，也会在短暂的接触中成为知交。中国人有句古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旅客们此时全都哭了。有人在低声饮泣，有人哭得像孩子一般。很久，很久，直到客车开出好远，他们还把泪湿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向那些忠于职守的人挥手。
这惜别的感情也同样在折磨着列车员们。他们回忆说，送走了八百多名旅客，回程的6公里，是那样漫长！他们走不动了。等待他们的，是一列不再有汗味、热气和哭闹声的冷冰冰的列车。他们一个个躺倒在野地里，大口喘着气，“从来没有那样沉闷、忧伤”，他们开始想家、想自己的亲人。
夜，漆黑，寂静。三天来，这是第一个孤寂的“轻松”的夜。
正在列车上的何庆祝，忽听车下有人喊他的名字。一看，竟是从齐齐哈尔赶来的铁路分局公安处葛副处长。听说地震消息后，他带人坐车到山海关，往前铁路不通，他们步行二百多公里来到胥各庄附近。
“不瞒大伙儿说，我们是带着安葬费来的，想买点白布……没成想，人都在！”
话说得颇动感情。葛副处长身上还带了一瓶酒，原准备祭奠死难者用的，一路上谁要喝他也没让。此时，他一下打开了酒瓶：“来，每人斟上一点儿，干！”
8月8日，40次特快列车返回齐齐哈尔。
列车员们按着规章清理了一遍车上的物资：除救火时损坏了几条被褥，其余东西一件不少。他们像往常列车返回终点站那样，对全车进行了一遍大清扫，一切卧具装备折叠得整整齐齐，擦拭得干干净净。
“我们要把列车完完整整地带回去。”带着一种神圣感，他们这样说。
唐山地震中，和40次列车有过类似被困阻的“命运”的，还有北京开往大连的129次直达快车。所不同的是，这趟列车的司机张耀武和刘振邦在地震发生前发现了地光，紧急刹车，将车停在古冶站附近。列车因此没有脱轨。
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采访129次列车，但是，仅仅对40次列车的一瞥，不也可见其他列车的一斑么？
[1] 北方方言，憨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