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永的遗骨运回国内
时事社东京8月1日电 于上月28日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因遭到大地震袭击而死亡的新日本通商公司的须永芳幸（27岁），下午4时20分，他的妻子节子等3名遗族乘伊朗航空公司800次班机同遗骨一起回到国内。
身穿黑色连衣裙的节子怀抱丈夫的遗骨，两旁由亲友架着走下舷梯，机场上有亲属同事等50人戴着黑纱迎接。
海外报纸在8月1日前后还报道：
丹麦格陵兰地区教师访华团一行18人安全离开唐山。
法国法中友协第六访华团23人，除1人在唐山遇难，其余安全脱离震区，经香港回国。
援助唐山陡河发电厂建设的9名日本技术人员，有3名在地震中死亡。
……
共有50名异国人，在唐山亲身经历了惨况空前的“七二八”大地震。
他们都下榻于唐山宾馆。
唐山宾馆在“七二八”凌晨被击碎了！
震前两小时，观看唐山市儿童文艺演出后，兴奋得难以入睡的法国人、丹麦人、日本人，还聚集在休息厅的电扇下，于罕见的高温中喝着啤酒和汽水，高声谈笑。那些可爱的中国孩子！而那些由孩子们扮演的可爱的长耳朵兔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更深一些。他们1点多才返回各自的住房。他们没能在梦中再见到那些可爱的小兔，却被突然而来的狮吼虎啸般的声音惊醒。
可怕的地声！震耳欲聋的楼房倒塌声！
日本人所在的四号楼整个垮了下来。
法国人、丹麦人居住的新楼被震出无数裂缝，架子虽未倒，楼内却已险象环生：楼板塌落、门窗变形、楼梯断裂……
唐山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赵凤鸣和科长李宝仓回忆说，他们当时是被困在此楼二楼一间门已无法打开的小屋里。唯一可行的通道是窗。
“跳楼吧！”
“跳！”
窗玻璃被“嘭”地砸碎了。楼下草坪上两下重重的人体落地声。赵凤鸣摔折了脚骨，他让李宝仓背着，赶紧寻找翻译和警卫人员，紧急援救当时住在唐山宾馆的50位外宾！
当时黑暗中已闹嚷嚷地传来异国语言的呻吟声、呼救声。
翻译张广瑞不停地用英语大声喊道：“先生们！女士们！请镇静！现在发生了强烈地震，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抢救你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一定不要跳楼，不要跳楼！请把窗帘、褥单接起来，从窗口往下滑……”
那些变了形的窗口，挂出了一条条奇特的“保险索”。有一部分人已按照翻译的指点，谨慎地开始滑下危楼。他们的脚刚刚沾地，中国外事人员就立刻招呼他们：“快跑！离大楼远点！”
这时，李宝仓正带着人闯进大楼。他们攀上断裂的楼梯，踩着摇摇欲坠的楼板，撞开一扇扇错位的房门，寻找那些被砸伤的或是无法自我脱险的人。
惊惶地缩在墙角，正不停地在胸口划着十字的几位丹麦老人，像是在大海的狂涛中看见了救生圈。一位哭泣着的老太太，一把抱住了李宝仓。赤脚的李宝仓首先扶起老人，踩着尖利的碎玻璃、钢筋，小心翼翼地将她背出危楼。
那边，随时可能倾塌的四号外宾楼正在发出紧急呼救。
不惜一切，抢救外宾！那一刻，这意念竟牵动了多少刚刚离开死亡、刚刚从废墟里钻出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责任心。他们纷纷奔向外宾所住的危楼险区，钻进各个角落寻找、呼叫，冒着可能再次遭受的生命危险。
李宝仓等赶到了四号危楼。他们在岌岌可危的墙壁上架起了一个梯子。二楼——实际上是塌落下来的四楼，断壁下躺着血淋淋的日本人片冈。唐山市警卫处的李永昌、地区公安局的小崔一起攀登上去。片冈脸色青紫，一块楼板重重地砸在他的骨盆上。无法往下抬，抢救者用毯子将他裹起，两头各拴上一条床单，慢慢地，通过斜靠墙壁的梯子往下“顺”，上边放，下边接。
片冈在剧痛中惨叫。
李宝仓大喊：“先别管他疼！救命要紧！”
又一个异国人逃出了死神的巨掌。
一个小时之后，宾馆内抢救的高潮暂告平息。这些在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恐怖的所有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宾们，从来也没有能够忘记当时在中国经历过的这一天：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一夜间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他们淋着雨，在宾馆废墟前的小广场上席地而坐，身上披着花窗帘，头上四个人顶一床棉被，围着一堆用蘸煤油的碎木片燃成的小小的“篝火”……
冷。渴。饿。除此以外，还有在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中体现出的友谊和忘我。
从宾馆的果树上，中国人给外宾们摘来了又小又青的苹果。“权当早餐吧！抱歉的是没有水洗，没有刀削。”“不，不用了，现在还讲究什么？”都是受灾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用手势在说话。他们用床单擦一擦“青果”，就往嘴里填。那酸涩的滋味一定终生难忘。
一位丹麦女医生在为受伤的中国翻译擦洗伤口；另一位丹麦朋友伏在地上，为刚刚抬来的中国伤员铺展床单。风雨中，身体虚弱的日本人和法国人背靠背坐着，相互支撑。更多的人在照看着正在呻吟的日本重伤员。
还有三个日本人没有找到。
当几乎筋疲力尽的李宝仓又一次带人钻进废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群法国人和丹麦人也自动地跟在他的身后，领头的竟是法国访华团60岁的团长蒙热。
“我们也要去找日本人……”
“不，不行！”李宝仓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们，快回去！”
可是外宾们已经奔上了废墟。
李宝仓通过翻译喊叫：“你们别参加！别参加！你们幸存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能让你们再被砸伤！”
几个年轻的外国人挣脱开拽住他们的手，已经跑到了中国人的前面。
一位法国太太也跑了上来。她脱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宝仓的手里，又指指李宝仓被鲜血染红的赤裸的双脚。
所有的人回忆起来，都认为这是奇异而动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废墟上，白种人、黄种人，自动地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集体。他们身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断柱、残壁，他们头顶有晃动着的断梁；然而他们除了记着那几个濒死的生命，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他们忘了伤痛，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国度。那一瞬间一切都模糊了。
踮着一双法国高跟鞋的李宝仓在喊叫，在指挥。法国人、丹麦人、中国人在一起寻找日本人的踪影。
人们最后发现：日本专家田所良一、武腾博贞已经遇难，身负重伤的须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机场后死亡。
7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决定派一架专机到唐山接运外国人。
两辆汽车从宾馆风驰电掣般地驶向机场。
像任何汽车在7月28日那天都会遇到的情形一样，它们在路上被成群的伤员截住了。司机面前是老人、孩子、重伤员……无数双求救的眼睛。
“这是外宾，”司机嘴发涩，心发颤，“这里有受重伤的外宾。让我走吧。……”
这就是我们善良而真挚的中国人民。当他们听到“外宾”两个字时，那一片呼救声、叫骂声立时止息了。中华民族历来把礼仪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世世代代继承了这种民族的风格。
他们默默地退让开去。尽管那些被木棍支撑着的伤腿能挪动的每一步都痛得钻心，那些躺在板车内的被推开去的伤员的每一声呻吟都揪着亲人的心，他们还是让开了道路。
这几十名外国人在机场同样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在饥饿的7月28日，他们得到了空军警卫连给他们送来的一人一小杯宝贵极了的米汤和一个又厚又硬的油饼。最后，他们穿着空军战士捐献的绿军装、蓝裤子和“老头布鞋”登上飞机。
那一刻，他们哭了。他们拉着中国朋友沾血迹的手，一遍遍地问：
“你们自己的家人不知怎么样？”
“开滦矿工不知怎么样？”
“还有他们，那些扮演小白兔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这些外宾还没有忘记那些可爱的中国儿童，就像今天，唐山人民还在向我充满感情地谈起这些外宾一样。
陡河发电厂前，为遇难的日本人栽种了樱花（李耀东 摄）
在现代化的唐山陡河发电厂的门前，有一大片樱花，花开时节，像悠悠浮动着一片淡红的云。那是为了纪念在唐山地震中遇难的田所良一、武腾博贞、须永芳幸等三位日本朋友而栽种的。
十年后，当我走在昔日废墟上的时候，我常常听人用惋叹的语气谈起他们。是的，这是一些极好的朋友。他们对中国怀有一片真情，他们在工作中的严谨和勤勉，给中国同事留下了那样深的印象。担任中文翻译的须永，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他和工人们谈笑漫步时，那模样纯粹是一个中国的青年技术员。他曾三次来华参加建设。最后一次是新婚远别——结婚方一个月就来到了唐山……多么令人揪心呵！一期工程总代表田所良一，是某公司的一位搞汽轮机的专家。“七二八”地震前他正该休假。他已发电报让妻子来中国，和他一起去下江南，游三峡。他还给妻子准备了一件礼物：一只精美的陶瓷花瓶。地震后，人们从废墟中扒出了田所良一那只已经压扁了的皮箱，箱中有花瓶的全部碎片。妻子把全部碎片带回了日本，请人一片一片地把那只花瓶拼黏起来，供在案头，天天看着它，怀念着他……
然而死者心中还带走了什么遗憾，在那样一种年代却并不是人人知晓的。只有陡河的工人记得，只有他们带着歉疚的感情记得：地震前的那个春节，当中日朋友举杯相庆的时候，日本电器工程师武腾博贞突然提出一个建议：他要发起一个“签名活动”，请所有一同流过汗水的中国朋友在他们的小本上签名留念。中国人愣住了。1976年的中国人啊！工人们望着厂领导，厂领导相互看看，然后默默地走出去了。他们要去请示上级，上级答复竟是：“要弄清他们是什么意图。没弄清前不能签。”……日本朋友把掏出的小本又放回了衣袋。遗憾、失望、不解……田所良一最后难过地说：“中日已经建交了，可为什么你们连名都不肯留呢？”
遗憾。像那只永远无法复原的破碎的花瓶。
这里，我并不想指责当年外办的那份“答复”，我甚至同情并理解他们。当时的中国，1976年的中国，类似这样的“请示”、“答复”又何止这一件？
太正常了，在那么不正常的年代。
值得庆幸的是，毕竟使我们领悟了什么。我想，如果没有唐山1976年的这场震灾，那件小小的遗憾也将与千千万万遗憾一起，无影无踪地返回另一个国度，而永远不为我们所知。我又想，如果没有历时十年之久的那场民族的灾难，或许，我们还不能意味到产生这遗憾的根源。灾难也使人们看清了民族的弱智和人为所创的悲剧；就像浩浩远古时代，若没有那场开天辟地的大火，猿也许将等待另一个契机走向人。
本体的进化常常就是由灾难开始的。
今天，那一件件小小的没有实现的遗愿，经过历史的积淀，毕竟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开始了严肃的认真的全新的思考。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