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研究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对一群女大学生编了一个故事，让她们相信自己在实验中真的对其他女生施加一连串痛苦的电击。她们可以从一个单面镜中看见和听见两个女孩，而研究者让她们有好几次机会电击她们。有一半的学生被随机指派为可以维持匿名，即去个人化；而另一半人则必须清楚揭露她们的身份，也就是个体化。在分开施测的十个去个人化群体中，每一组都有四位大学生，这组人可以用兜帽和松垮垮的实验袍掩饰外表，她们的名字都由编号取代，分别是一至四号。实验者对待她们的方式也是去个人化，把她们当成一个匿名群体而不是个体。根据实验者的说法，这些程序是为了掩盖她们的非言语行为，好让其他人无法得知她们的反应。相对地，对照组的人就得别上姓名牌，这样可以使她们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待遇就都和去个人化组没有差别。去个人化组和对照组一样都是一组四人，在二十道施测过程中，两组人都会被要求连续电击单面镜中看到的两名女性“受害者”。
研究者编的故事是这两名受到电击的女性是一项研究的受试者，而该研究的主题是压力下的创意表现。当这位待在另一个房间而且同样在镜子后面的实验者测试她们的创意表现时，我们的实验参与者就负责用痛苦的电击对她们施压。
这个实验跟米尔格伦的典范有几个不同的地方，首先，实验中并没有任何权威人物直接施压，要求她们要不断电击表现出侵略性，因为在整个电击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和她们互动。学生们可以透过单面镜看见我和两名据称是进行创意研究的女性。此外，这个实验也没有对受试者施加从众压力，因为她们各自待在相邻的办公隔间中，彼此没有任何互动。最后是，我也没有用如果不执行任务就会无法达成研究目的的方式对她们施压。只要小组中的四名女性中有任何一个人施加电击时，被电击的女性就会做出受伤害的样子，表示已受到足够影响创意表现的压力。所以，如果不电击也不是不服从指令或蓄意对抗，受试者可以选择被动地观察，在一旁看着其他组员进行电击，而不一定要成为主动的加害者。
我所关心的行为是施予电击的持续时间，当电击预备的指示出现时，学生们能够持续电击多久。她们需要做的决定并非是否要按下电击钮，而是要多快地把手指从按钮上缩回，或者是持续按着按钮电击受害者。她们当然也可选择不要听从指示，完全不按电击钮(但没有人这样做)。
在录音记录访谈中，两位与实验者串通好的女性中，一位被形容成非常和善，另一个则被形容为不讨人喜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施压者”心中对两人产生不同的态度。但其实两位女性都是我们的研究同谋，她们受过表演训练，当电击灯号亮起时就会逼真地演出痛苦的模样，另一个房间中的学生们看见了都深信不疑。
在实验开始前，每个参与实验的学生都会先体验造成皮肉疼痛的电击(75伏特)，目的是为了让她们了解这样做的确会造成伤害——不过当然了，实验中并未真正施加任何电击。在20次施测中，受试者每次都必须决定是否电击，以及持续多久。在第一位电击目标完成20次测试并离开之后，第二位女性就会接替她继续进行另外20次电击测试。因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四位成员都在相邻的办公隔间中接受测试，所以“组友”并不会直接对她们的行为造成影响。不过因为她们一开始先一起听了一卷录音带，所以会感觉自己属于一个群体。重要的是，除了匿名性及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变项的操弄之外，两组人在实验中受到的待遇完全相同。
实验结果很清楚：在去个人化状态下的女性对两位受害人的电击次数是随机指派到个性化状态的对照组女性的两倍。此外，匿名的女性对两位受害者的电击次数是一样的，无论先前被形容为很和善还是不讨人喜欢，结果并没有差别。当手指按下启动钮时，之前对受害者的感觉对她们的行为并不造成影响。在20次施测过程中，她们持续电击的时间也不断增长，当受害者在她们眼前扭曲身子呻吟时，她们的手指仍旧按着电击钮不放。相较之下，个性化状态下的女性对于喜欢的和讨厌的电击目标就会出现差别待遇，对前者比较不常做持续电击。
当匿名的女性有机会伤害电击对象时，她们会不管自己之前是喜欢或讨厌她们，这说明了，去个人化的心理状态对她们的心态造成剧烈变化。电击延长加上有多次机会造成他人痛苦，两者似乎都使得受试者的激动情绪不断向上盘旋、激动的行为造成了自我增强现象，每个行动都激发了更强烈、更不受控制的反应。从经验上来说，这样的行为反应并非来自于希望伤害他人的残酷动机，而是因为当时逐渐感受到自己对其他人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受到这种感受的激励而造成。
这个实验典范已经由许多实验室和田野研究重复进行，证实可得到具比较性的结果。在这些重复验证中，有些运用了去个人化的面具、施放白色噪音，或是向目标受害者丢保利龙球(即发泡利聚苯乙烯球)；参与实验的对象包括来自比利时军队的军人、学童及许多的大学生。在一个以老师担任电击者的研究中也发现随着时间而升高电击程度的现象，老师的任务是用电击方式教育学生，而随着训练过程进行，他们也逐渐增强了电击强度。
回想斯坦福监狱实验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实验中运用的去个人化方式是让狱卒和工作人员穿戴上银色反光镜片的太阳镜以及标准的军装风格制服。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导出一个重要结论：任何让人感觉拥有匿名性的事物或情境，也就是任何让人觉得像是没人认识或想认识他们的状况，都会削弱他们个人的行为辨识度，并因此创造出为恶的潜在条件。而第二项因素的加入，更是使这个结论的有效性大增;如同这些研究的设定，如果情境本身或其中的行动者允许人们从事反社会及暴力行为以反对其他人，他们就会彼此开战。但是相反地，如果情境的匿名性只是削弱了人们的自我中心心态，而情境也鼓励从事公益行为，人们就会彼此相爱。(在集会活动的背景下，匿名性通常会鼓励更多社会参与的集会出现)因此威廉·戈尔丁对于匿名性和侵略性的洞见是有心理学根据的，而且情况比他所描绘的还要更复杂、更有意思。
当然了，我的衣装确实改变了我的性格。
——威廉·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不是只有面具才能赋予人们匿名性，在既定情境中的对待方式也能产生匿名效果。当别人不是把你当成独立的个体，而是当成系统下的无差别性“他者”看待，或是忽视你的存在时，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匿名的。有一位研究者进行了一个实验，他研究用这两种不同待遇对待自愿参与实验的大学生，即把学生当人看，或是把学生当成“白老鼠”时，受到哪一种待遇的学生会在趁他不注意时偷走他的东西。你们猜猜看结果如何？实验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在和学生们互动后，将他们留在这位教授兼研究者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个装满了笔和零钱的盆子，而这时他们正好有机会可以下手行窃。结果匿名学生的偷窃次数多于受到人性待遇的学生。仁慈的价值甚于它的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