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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采哭泣》作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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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与约瑟夫·布雷尔未曾碰过面。因此,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当然不是两人邂逅下的产物。尽管如此,本书主要角色的生活状态系以事实为本,这部小说的基本组成要素——布雷尔精神上的痛苦、尼采的绝望、安娜·欧、路·莎乐美、弗洛伊德与布雷尔的关系、处于酝酿阶段的心理治疗——都发生在1882年。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1882年的春天,由保罗·雷介绍给年轻的路·莎乐美,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跟她发展出一段短暂但深刻雅致的爱情。路·莎乐美既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文学女性,也是一名职业的精神分析学家;她同样为人所知的,是她与弗洛伊德亲密的友谊以及她的浪漫韵事,特别是跟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一段情。

尼采与路·莎乐美的关系因保罗·雷的存在而复杂,因为尼采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作梗而悲惨收尾,多年以来,尼采为失去爱情而悲痛,为遭人背叛而耿耿于怀。本书所架设的舞台是在1882年的最后几个月,尼采此时深陷于抑郁的泥淖之中,甚至出现了自杀的倾向。本书引述了部分尼采写给路·莎乐美的绝望信函,都是尼采亲笔所撰,只是有些仅是草稿,有些在当时已被寄出。出现在第一章中,瓦格纳写给尼采的那封信,同样是真人实事。

1882年,约瑟夫·布雷尔投注心力在化名安娜·欧的贝莎·帕朋罕的治疗上。该年11月,他开始与他年轻的门徒兼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讨论这个病例。如本书所述,弗洛伊德是布雷尔家中的常客。12年之后,弗洛伊德与布雷尔的书《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书中第一个讨论的案例就是安娜·欧,这本书掀起了精神分析的革命。

贝莎·帕朋罕就像路·莎乐美一样,是个杰出的女性。在她被布雷尔治疗多年之后,她成为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工作者,她身后,原西德政府在1954年发行纪念邮票向其致敬,以表彰其贡献。然而,她就是安娜·欧的身份,却一直没被公开,直到1953年,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他所撰写的传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传》(The Lifeand Workof Sigmund Freud)中,首次将安娜·欧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世。

真实历史上的约瑟夫·布雷尔,是否沉迷于对贝莎·帕朋罕的情欲之中呢?布雷尔的内心生活鲜为人知,不过,相关的学术研究并不排除这项可能。相互抵触的历史记录间仅有的共识是,布雷尔对贝莎·帕朋罕的治疗,对两者都引出了复杂强烈的情感。布雷尔对这位年轻的病人全神贯注,并拨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探访她,以至于他的太太玛蒂尔德的确变得愤慨嫉妒。弗洛伊德曾对其传记作者琼斯直言不讳地谈到过,布雷尔在情感上对他年轻病人的牵扯过深,在他当时写给未婚妻玛莎·伯奈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曾再三保证,绝不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精神分析学家乔治·波洛克(George Pollock)曾指出,布雷尔之所以对贝莎有如此强烈的情感,根植于他早年失去了他同样名为贝莎的母亲。

安娜·欧戏剧性的怀孕幻觉、布雷尔的惊慌失措以及其后治疗的突然终止,这是长期流传在精神分析学界的传说。弗洛伊德首度对这件意外的叙述,是在1932年一封写给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信中。琼斯在弗洛伊德传记中提及此事,直到近年,这个故事才受到质疑。艾尔拜罗伊特·希尔施穆勒(Albrecht Hirschmuller)1990年的弗洛伊德传记中,所提出的说法是,这整个意外事件是弗洛伊德的虚构。布雷尔从未对此事做出澄清,他在1895年出版的个案记录中,极尽所能地吹嘘他的治疗功效,再一次加深了环绕在安娜·欧一案上莫衷一是的迷思。

布雷尔在心理治疗的发展上,有着深远重大的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将注意力放在心理学上仅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医学上对约瑟夫·布雷尔的记述,不仅称道他是呼吸作用与平衡作用的一位重要研究者,同时是一位出色的诊断专家,19世纪末的维也纳,整个时代杰出人物的医生,就是布雷尔。

终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尼采都为健康所苦。虽然在1889年时,他崩溃并陷入严重局部麻痹痴呆(末期梅毒的一种形态,他于1900年死于这种疾病),然而一般都同意,早年的尼采(我根据茨威格1939年生动的传记概要,来刻画他就医的情境)受苦于严重的偏头痛。为了治病,尼采的求诊记录涵盖了遍布欧洲的多位医生,以此来看,他极可能轻易地就被说服,求治于当时声名显赫的约瑟夫·布雷尔。

依照路·莎乐美的真实性格来看,她不会苦恼地去拜托布雷尔帮助尼采。根据她的传记作者所述,她不是个会为罪恶感所严重烦扰的女性,并且,以她结束绯闻时罕有悔恨而闻名。在大多数事情上,她捍卫着自己的隐私,我所能确定的是,她未曾公开提过与尼采的个人关系。路·莎乐美给尼采的信无一幸存,极可能全数毁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之手,她与路·莎乐美的反目,持续了一辈子。路·莎乐美的确有个弟弟耶拿,于1882年在维也纳读医科。然而,布雷尔极不可能在当年的学生讨论会中,发表安娜·欧的案例。尼采给友人兼编辑彼得·嘉斯特(Peter Gast)的信(列在第十二章末),伊丽莎白给尼采的信(列在第七章末),劳森医疗中心、费雪曼以及布雷尔的连襟麦克斯,以上皆为虚构。(不过,真实世界的布雷尔的确热衷于西洋棋。)除了两个尼采的梦之外:他的父亲从坟墓中起来以及老人濒临死亡时的咕噜声,其他在本书中出现的梦,皆为虚构。

1882年,心理治疗尚未诞生,尼采当然不曾正式把他的注意力转到那个方向。然而,我在阅读尼采的过程中发现,他深切并大量地关注于自我认知与个人变迁。为了年代先后的一致性起见,我约束自己只撷取尼采在1882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lations)、《曙光》(Dawn)与《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1882年告终之后的数个月,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然而,我在小说里假设,该书的伟大思想,在小说背景的1882年,已经在尼采的心智中酝酿。

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教授冯·哈维(Van Harvey),允许我旁听他卓越的尼采课程,并且接纳我参加长时间的学院讨论会,同时对我的手稿有着批判性的阅读,我从哈维教授处受惠甚深。我的哲学系同仁们,尤其是Eckart Forster及Dagfinn Follesdal,容许我出席德国哲学与现象学的相关课程,为此,我深切感激。许多人对这份原稿给予了建议,我在此致上谢忱:Morton Rose、Herbert Kotz、David Spiegel、Gertrud and George Blau、Kurt Steiner、Isabel Davis、Ben Yalom、Joseph Frank以及Barbara Babcock与Diane Middlebrook指导的斯坦福传记文学讲座。斯坦福大学医学史图书馆馆员Betty Vadeboncoeur,对于我的研究提供了无价的帮助。书中所引用的尼采写给路·莎乐美的信,是由Timothy K.Donahue-Bombosch翻译的。著书过程中,许多人提供了编辑上的指导与协助:Alan Rinzler、Sara Blackburn、Richard Ellman以及Leslie Becker。Basic Books的工作人员,尤其是Jo Ann Miller,提供了无比的支持;如同他对先前书籍的帮助,Phobe Hoss对此书也做出许多化腐朽为神奇的指点。内人玛丽琳一直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彻底无情的书评家,对本书从初稿到最终定稿,她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提供了延绵不断的批评,并且建议了本书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