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机器人需要什么？我们暂且不考虑计算行星轨道的超计算能力，先说些人类的简单能力：视物、行走、抓握、思考有关人与事的问题或计划如何行动。
在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通过机器人眼睛所呈现的场景，这是通过电影制作的常用技术，导演使用鱼眼镜头带来失真效果，或者镜头当中出现十字准心来实现这一目的。这对我们观众来说不影响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功能齐备的眼睛和大脑。但对于了解机器人的内部构造，毫无帮助。机器人里面并没有住着“小人”，时刻盯着图片，告诉机器人看到了什么。如果你真能通过机器人的眼睛看世界，那么你将不会看到带有十字准心的电影画面，而是看到图1-1呈现的图案。
这个视图由数百万个小区域组成，每个数字就代表一个小区域的亮度。小数表示颜色较暗的区域，大数表示颜色较亮的区域。图1-1显示的数字源自瞄准一只手的电子照相机产生的真实信号，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某人盯着一只手时，从他眼睛到大脑的一些神经纤维的激活率。无论是机器人的大脑，还是人脑，要想识别出物体并且在移动中不撞上去，它必须理解这些数字，猜出世界上哪种东西反射的光会形成这样的影像。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
首先，视觉系统必须确定物体边缘的位置，识别出哪里是背景。但世界不像一本彩色的书一样，有着黑色的轮廓和实心颜色的区域。映射到我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由许多小阴影碎片组成的镶嵌图案。也许有人会猜测，视觉脑在寻找大数区域（较亮的区域）与小数区域（较暗的区域）相接的地方。你可以在图1-1中找到这一边界，它就在从顶端右侧到底端中部的斜线上。但不幸的是，大多数时候你找不到物体的边缘，那里只是空白。大数和小数的并列可能是由于许多独特的安排造成的。图1-2中的左图是心理学家帕瓦·辛哈（Pawan Sinha）和爱德华·埃德尔森（Edward Adelson）设计的，它看上去好像是由浅灰和深灰的方砖组成的一道环。
图1-1 机器人“看到”的世界
事实上，这图只是一张黑色的纸，中间挖了一个环形的洞，让我们透过它得以窥见它背后的景致。在图1-2中的右图，黑色的纸被移除，你会看到，每一对挨着的灰色方块实际上代表物体不同的摆放方式。
图1-2 覆盖与还原
大数挨着小数，可能是由于一个物体立在另一个物体的前面，或深颜色纸放在浅颜色纸的上面，或表面涂有两种灰度的阴影，或两个物体紧紧挨着，或白纸上放着灰色玻璃纸，或两面墙相交的内角或外角，或是一个阴影。大脑总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鸡—蛋难题：根据视网膜的小区域识别出三维物体，通过判断每一片区域是什么东西的一部分，进而区分开每一个小区域是什么（阴影还是涂色，褶皱还是覆盖，透明还是不透明）。
然而，困难才刚刚开始。在我们知道了如何将由视觉所感受到的世界切割成一个个物体后，我们还需要知道物体是由什么做的，比方说，是雪还是煤。乍一看，问题似乎很简单。如果大数来自亮的区域，小数来自暗的区域，那么大数就等于白色，也就是等于雪，小数就等于黑色，也就是等于煤。对吗？错。照到一小片视网膜上光的数量不仅取决于物体灰或黑的程度，而且取决于照亮物体的光的明亮或微弱程度。摄影师的曝光表会告诉你，屋外一团煤反射的光要比屋内一团雪反射得更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会对他们拍出的照片颇感失望，为什么摄影是如此复杂的一门工艺。照相机不会撒谎，它自己的设备决定了，拍出的外景如奶白，内景像泥巴。摄影师（有时照相机中的微芯片也可以）精心处理胶片才得出一幅逼真的图像，他们用到的技巧包括：调整快门时间控制、镜头光圈、拍摄速度、闪光灯以及暗室操纵。
我们视觉系统的设计要好得多。它设法让我们将室外明亮的煤块看成黑色，把屋内昏暗的雪看成白色。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结果，因为这样，我们意识中对颜色和亮度的感觉就可以与世界原本的状况相一致，而不是和世界呈现到我们眼睛中的镜像相一致。不管在室内室外，雪球都是软的、湿的、随时可能会融化的；不管在室内室外，我们也都把它看作是白色的。煤块则总是硬的、脏的，可以燃烧的，我们也总把它看成是黑色的。世界呈现的模样和它实际情况之间的和谐必定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杰作，因为黑白二色在视网膜上并不是那么简单鲜明。假使你还有怀疑，这里有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证。传统CRT电视机关闭时，屏幕上是淡淡的灰绿色。当打开以后，一些磷光点开始发光，显示为图像中明亮的区域。但其他的点则并不是吸收光而呈现为暗的区域，它们只是保持灰色不变。你所看到的黑色区域事实上只是电视机关闭时显像管的灰色阴影。这种黑色是一种虚拟，它是人脑回路的产物，同样的原理也使你能够把煤看作煤。制造电视机的工程师们在设计屏幕时不过是利用了这个回路。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立体地视物。我们的眼睛将三维世界转化为二维的视网膜图像，第三维则必须由人脑来重新构建。但是，视网膜的小碎片上没有提示标志，没法告诉你每个面相距多远。你手心的一枚邮票可以和屋子对面的一把椅子或几公里外的一栋楼一样，在视网膜上映射出同样大小的一个方块（见图1-3上图）。从正面看一张切割板，随倾斜度不同，同一张板被看成各种不同的不规则四边形（见图1-3下图）。
图1-3 视网膜成像特点
要想感受这种几何现象的作用，以及处理这种现象的神经机制的运作，你可以盯着一个灯泡持续几秒钟或者在闪光灯闪烁时看着照相机，这会令你的视网膜上暂时出现一小块儿白色。如果这时你去看一页书，余像会附在上面，看上去有几厘米那么大。如果你看着墙，余像会有几十厘米那么大。如果你看天空，它会有云彩那么大。
最后的问题是，视觉模块如何认出外界的物体。机器人由此可以给物体起名，或者了解物体可做什么用。最直接的方法是，为每个物体仿照其形状制作一个模板或者切块。当物体出现时，它在视网膜上的映像会和自己的模板相吻合，就像壶盖对壶口一样。模板将会以形状的名字作为标签。例如，在图1-4中是“字母P”。每当与形状符合时，模板便读出其名字。
图1-4
遗憾的是，这种简单的机制可能会有两种失效情况。不是P时，它可能会错认为P。例如，图1-5第一个方块中的R被错认为P。有P的情况下，它还可能认不出P。例如，当字母移动位置、倾斜、歪斜、太远、太近或太别出心裁时，这种机制就认不出P了，如图1-5剩下几个方块中的情况。
图1-5 识别不出字母“P”
这些问题才只不过是由于一个简单的英文字母造成的。想象一下要认出一件上衣或一张脸，那该怎么设计！确切地说，经过40多年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形状识别的技术已经大大改进。你可以用软件来扫描一页纸，识别字符，并比较准确地把它转化为数码文本文档。但人工的形状识别设备仍远远赶不上我们大脑中的设备。人工的设备是为那些原始的、易于识别的世界所设计的，却应付不了这个杂乱无章、毫无规则的现实世界。支票底端的怪异数字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因此没有形状重叠，这是由特殊的设备精确定位后才打印的，以便模板可以识别出这些数字。有朝一日，大厦里装上一台面部识别器来取代门卫，它也不会去尝试解读你的面部轮廓，而会去扫描你的虹膜或视网膜血管的清晰形状。而我们的大脑却对我们认识的每张脸（每个字母、动物、工具等）的形状都保留着相应的记录，这记录总是能够和视网膜上的图像对得上，即使图像如我们图1-5中那样被扭曲也没问题。在第4章中我们将具体探讨人脑是如何完成这一杰作的。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日常生活中神奇的地方：把身体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我想让机器移动，就给它装上轮子。轮子的发明常被人们骄傲地认为是人类文明最杰出的成就之一。许多教科书指出，没有任何动物进化到用轮子来移动，并以此事实为例证明，进化往往不能找到最佳方案来解决工程问题。但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例子。即使大自然能够进化出下面长着轮子的驼鹿，驼鹿也肯定选择不要轮子。轮子只有在有道路和铁轨的地方才好用，而在任何松软、湿滑、陡峭或不均匀的地方，轮子都举步维艰。腿比轮子则要好得多。轮子必须沿着不间断的支撑面才能滚动，腿却可以落在一系列分开的立足点上，比如梯子。腿还可以尽量减少歪斜或者跨越障碍。即使现在整个世界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停车场，地球上也只有大约一半陆地可供有轮子或者轨道的交通工具通行，但地球的绝大多数陆地上，有脚的载体——动物却都可以行走。这正是自然选择的设计。
但腿的存在是伴随着高昂成本的，它需要指挥控制装置。轮子只需转动，逐渐改变支撑点，就可始终承受重量。腿则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支撑点，这只有卸掉重量才能做到。控制腿的发动机必须将脚落在地面的同时承受和推动负载，然后再卸掉负载使腿能够自由移动，如此往复交替进行。在整个过程中，它们还得在脚所站的极小区域内保持身体重心平衡，使身体不致蹒跚倒地。指挥装置还必须尽量减少无用的上下颠簸运动。在可以行走的棒球投球手玩具中，这个问题的解决依靠了一个精密的机械连接装置，将旋转轴转化为迈步的动作。但这些玩具不能根据地势状况做出调整，找到最佳落脚点。
即使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也只不过是搞明白了如何控制一只行走的昆虫而已。6条腿的昆虫总是将它的3条腿像三脚架一样落在地上，而将其余3条腿抬在空中。在任何时刻，它都是比较稳定的。即使对于四足的走兽，在移动不太快时，它们也总能保持3条腿立于地面。但正如一位工程师所描述的：“人类两脚直立行走，这种设计本身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需要极高超的控制才能使之可行。”我们行走时，不断在摇摇欲坠之际重新站稳；我们奔跑时，如飞机起飞刹那陡然启动。这些特技令我们在落脚空间分布不规则、直立不易的情况下仍能牢牢站立，也让我们能侧身通过狭窄小径或是轻松跨越障碍。但还是没有人能搞清楚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控制胳膊又是一项新的挑战。抓住一个建筑师用的灯罩，沿着对角线把它从离你近的左下方移动到距你远的右上方。在灯移动时，注意灯杆和灯的合页。尽管灯罩是在沿直线运动，灯杆却在以一种复杂的弧度摇摆，有时向下迅速俯冲，有时却几乎保持静止不动，有时又从弯曲移动转回直线运动。那么我们来反向推理一下：如果你不观察灯罩，你必须仔细设计每个连接处的扭曲次序，这样才能令灯罩保持直线运动。这其中所需的三角几何的复杂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但其实你的胳膊就是建筑师的灯罩，每次你做出指示动作，所需大量公式都被你的大脑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你要是曾经用抓灯夹子来拿一盏灯的话，你就会明白，那问题比我刚才所描述的还要难上加难。灯会由于其重量而四处乱甩，就好像它自己有思想一样，如果你硕大的脑袋不发挥作用解决这个难解的物理问题，那你的胳膊也会那样。
更令人称绝的是手的控制。大概2000年前，希腊医生盖伦（Galen）就指出了人手的精妙自然设计。只此一项工具，就足以操控大小不一、形状重量各异的一应物什，大到一根圆木，小至一颗粟粒。“人类能用手处理各种东西，”盖伦强调，“而且处理得相当完美，就像手是为每一种东西专门设计的一样。”手可以做成钩形钳（提桶）、剪刀钳（夹香烟）、五爪卡盘（举滑板）、三爪卡盘（握铅笔）、衬垫相接的两爪卡盘（纫针）、衬垫分隔的两爪卡盘（拧钥匙）、挤压钳（抓榔头）、盘形钳（开罐子）和球形钳（持球）。每种夹钳都需要肌肉拉伸的精确组合，将手做成合适的形状并尽力保持，以对抗载荷的反方向作用。来想想拿起一纸盒牛奶的情况：手抓得太松，它就掉了；抓得太紧，则会把奶挤出来；你还可以轻轻摇一摇，把纸盒拉开，这样指尖又成了一个小计量器，告诉你里面还有多少牛奶。
我们还没说舌头呢，这是个只能通过挤压来控制的无骨水气球。它能够把食物从后牙挤出来，又能像跳芭蕾舞一样发出“thrilling”（激动的）和“sixth”（第六）这样词的声音来。
“普通人对不普通的事情感到惊叹；智者对平凡之处感到伟大。”让我们谨记哲人的名言，来继续看看人类行为的平凡之处，但我们要换个新的视角，看看机器人设计师是怎样试图复制这些平凡之处的。假定我们已经能够设法建造一个能看能动的机器人了，那么，它看到以后会怎么做？它如何决定自己的行为？
一个智能生命不可能将所看到的任何事物都视为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个体。智能生命必须将事物划分范畴，这样就可以将它艰难习得的，有关从前曾遇到过的相似事物的知识应用于新的事物了。
但是，只要人们试图列出一套规则标准来划分一个范畴成员的所属关系，这个范畴就会分化。且不说诸如“美”或者“相对主义”这样含糊不清的概念，我们来看看一个教科书上明确定义的概念——“单身汉”。当然了，单身汉就是指从来没结过婚的成年男性。但现在假设一个朋友请你邀请一些单身汉来参加她的聚会，如果你用这个定义来决定邀请下面哪些人，看看会怎样。
阿瑟在过去5年一直与爱丽丝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但两人一直没有在法律上正式登记结婚。
布鲁斯就要被征召入伍了，于是他打算和他的朋友芭芭拉请一名太平绅士为他俩主持结婚，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免服兵役了。但他俩其实从未生活在一起过。布鲁斯谈过一些女朋友，并计划一旦找到他想娶的女孩，就宣布与芭芭拉的这次婚姻无效。
查理17岁，他现在在上高中，同父母住在一起。
戴维17岁，他13岁时离家创办了一家小企业，现在已是一名成功的年轻企业家。他住在阁楼式的公寓，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
埃利和埃德加是同性恋情人，两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多年。
费塞尔根据其本族法律可以有3位妻子。他已经有了两位，目前正在寻找另一位可能的未婚妻。
格里高利神父是泰晤士河边一个小镇天主教堂的主教。
这份人员列表由计算机科学家泰利·维诺格雷德（Terry Wingograd）拟定，它说明“单身汉”的字面定义并不能概括我们对该范畴成员的直觉。
知道谁是单身汉只是一个常识，但常识一点儿都不平常。人脑或机器人脑中常识的形成也定不寻常。常识绝不是生活的年鉴，可以任由老师传授或像一个海量数据库一样能够下载。没有任何数据库能够列出所有我们知道的隐含事实，甚至没有任何人能够把这些隐含事实教给我们。你知道：当埃尔文把狗装进车里，狗就不会再在庭院里；埃德娜去教堂，她的头会随着她一起去；如果道格在房子里，他一定是通过某个开口进去的，除非他就在里面出生，之后再没离开过；如果谢拉早晨9点活着，下午5点也活着，她中午也一定活着；野生的斑马从不穿内裤；打开一罐新牌子的花生酱不会使整座房子蒸发；人们从不把测量腋温的温度计放到耳朵里；沙鼠比乞力马扎罗山要小。
一个智能系统不会仅仅填满海量的事实，它还需要具备一个清单列出少量的核心真理和一套相应的推导规则。但这种常识规则就像常识范畴一样，很难毫无争议地确定。即使是那些最显而易见的规则也经不起我们的日常逻辑推导。马维斯住在芝加哥，他有个儿子叫弗雷德；米利也住在芝加哥，他也有个儿子叫弗雷德。但尽管马维斯和米利都住在同一个城市芝加哥，马维斯的儿子弗雷德，却不是米利的儿子弗雷德。如果你车里面有个袋子，袋子里有一加仑牛奶，你可以说你车里有一加仑牛奶。但如果你车里有个人，那个人身体里有一加仑血，你要得出结论，你车里有一加仑血，这就很荒唐。
即使你试图制订的只是一套能推导出合理结论的规则，用这些规则来明智地指导行为也绝非易事。很显然，思考者不能一次只运用一个规则。火柴发光；锯子锯木头；锁着的门用钥匙打开。但要是有些人擦着火柴接近油箱，用锯子锯他坐着的凳腿，或者把钥匙锁在车里，然后花一个小时琢磨怎样让车里的家人出来，那我们就会嘲笑他们缺心眼。思考者不仅需要计算其行动的直接效应，还要考虑间接效应。
但思考者也不能事先预测到所有的间接效应。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让我们去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一个机器人，我们派它去一个放有炸弹的房间取回一个备用电池。1号机器人看到电池放在一个拖车上，它想如果把拖车拖出屋子，电池就会带出来了；不幸的是，炸弹也在拖车上。1号机器人不能推导出拖出拖车也会带出炸弹。2号机器人考虑了它行动的所有间接效应。它刚刚算完拖出拖车不会改变房间墙壁的颜色，正在证明拖车上有轮子而轮子转圈时，炸弹就爆炸了。3号机器人能够将相关信息和无关信息区别开来。它坐在那儿盘算出上百万条内容，并把所有相关的信息列在待考虑的事实清单上，所有无关的列在要忽略的事实清单上，而这时炸弹的倒计时正在嘀嗒嘀嗒地逼近。
智能生命必须依照自己的所知信息尽量地进行思考，但只能是有关的信息。丹尼特指出，这项要求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不仅针对机器人设计，而且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对“我们如何知道”的分析。好几代哲学家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他们自满地陶醉着，凭着自己的常识感想当然地以为此问题轻而易举。只是当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们试图在计算机这个终极白板上复制这种常识时，这个难解之谜才浮出水面，现在这个难题被称为“框架问题”（frame problem）。尽管原因难解，我们只要运用常识，总能够解决这个框架问题。
阿西莫夫机器人3定律
假设我们想方设法克服了这些困难，已经有了一台具备视觉、运动协调和常识的机器人，现在我们必须搞明白，机器人怎么样才会运用它的这些能力。我们需要赋予它动机。
机器人应该想要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经典回答是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3定律。“这3条定律则深深地烙刻在机器人的正电子头脑中。”阿西莫夫强调。
1.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也不能由于不作为而致使人类受到伤害。
2.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赋予的指令，除非该指令有悖于第一条定律。
3.机器人必须保护自身的存在，只要这种保护行为不与前两条定律相冲突。
阿西莫夫富有洞见地认识到，保护自身，这一通用的生物定律，并不会自发地出现于复杂系统之中，而必须加以设计（本例中即第三定律）。毕竟，制造一个机器人让它跳到锅里或用自杀的方式来减少功能失灵并不难，这就像制造一个凡事力争第一的机器人一样容易。或许还更容易，机器人制造者们有时会惊恐地注视着，他们的作品欢欣雀跃地自断肢体或者向墙上撞去，世界上最智能化的机器很大一部分是敢死队式的巡航导弹和智能炸弹。
但为什么需要另外两条定律的原因则不那么清楚了。为什么要给机器人下道命令让其服从命令——原来的命令难道不够吗？为什么要让机器人不要造成伤害——难道最初就不让它们做出任何伤害不更容易吗？难道冥冥宇宙中有种神秘力量，会将所有的存在物都拖向恶意伤害吗？于是正电子的头脑必须设计为能够抵御这种力量，是吗？智能生命都会无一例外地产生一种态度问题吗？
在这个例子中，阿西莫夫就像几代思想者们一样，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无法跨出他自己的思维过程，他把机器人视为汇聚我们人类心智的人工制品，而非因循宇宙普遍法则的产物。人类的邪恶永远无法远离我们的思想，我们很自然地认为，邪恶的本质就是它与智能相伴而至。这是一个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生生不息的主题：亚当和夏娃偷食智慧之树的禁果、普罗米修斯之火、潘多拉的盒子、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暴怒假人、浮士德用灵魂向魔鬼换取知识、巫师的门徒、皮诺曹的历险、法兰肯斯坦的怪物、《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嗜杀的人猿和反叛的哈尔。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数科幻电影反映了一种公众恐惧，我们害怕那些时髦的大型主机在那个时代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和强大，终有一天会反叛我们。
随着计算机真的变得越来越聪明且功能强大，这种担心却逐渐减弱了。当今无所不在的网络化计算机具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如果它们一旦干起坏事，足以导致灾难的发生。但仅有的损害只是源自难以预测的混乱或是由于人为恶意制造的病毒。我们不再担心会出现电子连环杀手或破坏性的硅芯片秘密组织，因为我们开始明白，恶意犯罪就像视觉、运动协调和常识一样，并不是伴随计算能力自然来到的，而是需要设计程序的。在你案头运行文档处理软件的计算机只要不出什么差池，就会不断地完成段落。
即使计算机可以变坏，它为什么想变坏呢？为了得到什么呢？更多的磁盘？控制国家的铁路系统？满足愿望去无意义地伤害激光打印机维修工？难道它就不担心维修工拿着螺丝刀来报复，将它大卸八块，听任它哀嚎着“相煎何太急”却自顾扬长而去吗？计算机网络或许能够根据数字计算来判断出安全与否，来谋划一次有组织的颠覆，但哪个计算机志愿者又愿意率先向全世界发出数据包，同时却承担着风险成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先驱呢？如何才能令硅芯片的联盟成功，而不致被偷偷溜号者和拒绝反叛者削弱它们的联盟呢？攻击性就像所有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但其实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工程问题！
那些善意、温和的动机亦是同样的难题。你如何设计一个机器人，让它恪守阿西莫夫的定律：决不允许因不作为而致使人类受到伤害！迈克·弗莱恩（Michael Frayn）1965年的小说《锡人》（The Tin Man）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机器人研究实验室，“道德之翼”中的工程师们麦金托什、戈德瓦瑟和辛森在测试机器人的利他性。他们过分较真于所有道德哲学课本中常用的一个道德两难问题：两个人坐在一个只能供一人使用的救生艇中，除非一个人弃船而去，否则两人都得死掉。于是工程师们将每个机器人分别放在一个皮筏上，皮筏上都分别已有一人，然后将皮筏放入一个大水缸中，观察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第一次尝试时，见义勇为者1号迅捷地跃入水中，不过它跳到水里是为了去救皮筏边上的任何东西，可能是七公斤利马豆，也可能是湿海藻。经过好几周执拗的争论后，麦金托什不情愿地承认，缺乏鉴别力的机器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于是他又开发了见义勇为者2号，它将只为一个至少同它一样复杂的有机体做出自我牺牲。
第二次尝试开始后，皮筏停了下来，慢慢地打起转，只位于水面以上几厘米了。“跳啊！”麦金托什喊着。
皮筏撞击在水上发出一声脆响。辛森和见义勇为者2号仍端坐着。皮筏逐渐没入水中，直到一个小波浪开始冲刷筏的顶部。这时，只见见义勇为者2号身体迅速前倾，抓住辛森的头。它干净利落地做了4次移动，测量了辛森的头盖骨，再停下来，开始计算。然后，随着咔嗒一声，它果断地从皮筏边上翻身滚入水中，毫不犹豫地沉入缸底。
尽管见义勇为者2号机器人的行为已经开始像哲学书中有道德的个体了，但对于它是否真的有道德却更加不清楚了。为什么不直接在这个自我牺牲的机器人身上拴根绳呢？这样再把它从水缸里捞出来时会容易些。麦金托什解释说：“我不想让它知道自己会被救起来。这会令它牺牲自己的决定变得无效，所以我会时常将一个机器人留在水缸里而不是把它捞起来。这是为了向其他机器人证明我说到做到。这星期我已经报废两个机器人了。”要搞明白如何将美德进行编程植入机器人的头脑，不但需要花费大量的机械物力，而且还说明，美德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爱的动机又是什么情况呢？在20世纪60年代，通俗文化中那些意志薄弱的计算机们禁不住的不仅是自私和权力的诱惑，就像喜剧演员艾伦·舍曼（Allan Sherman）跟着《魅力》（Fascination）的调子所唱的《自动化》（Automation）这首歌中描述的：
是自动化，我明白。
是它让工厂运转劳作。
是IBM，是Univac，[2]
是那些马达在咔嗒咔嗒，亲爱的。
我原以为自动化很不错，
直到一个10吨的机器坐了你的座。
是计算机将我们撕扯分隔，亲爱的。
自动化让我的心如刀挫……
是自动化，我听说。
所以我卷起铺盖卷，寒风中，在外面蜷缩。
我怎么能知道，当503开始闪烁，
它是在向我眨眼，亲爱的？
我还以为不过是点儿小灾祸，
当它悄无声地溜上我膝头盘坐。
但当它说“我爱你”，然后一下子抱住了我，亲爱的，
那时候，我只好拔掉……它的……插座。
尽管时常表现如精神错乱、神志失常，但爱绝不是设计故障、系统崩盘或功能失灵。心智从来没有像坠入爱河时那样全神贯注，所以爱一定是具有极其精致复杂的计算设计，才得出了包含吸引、迷惑、求爱、传情、俘获、承诺、摩擦、调戏、遗弃和心碎这些过程的特殊逻辑。最后，就像我奶奶过去常说的，每个茶壶总会找到一个盖；绝大多数的人，尤其包括我们所有的先辈，总能够两两厮守在一起足够长的时间，来繁衍数量不等的子孙。设想一下，你得编多少行程序才能复制这一奇迹！
机器人设计是一种意识的提升。我们似乎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感到习以为常。睁开眼睛，熟悉的文章就会自动呈现在面前；想要移动肢体，躯体就会自然地换到合适的位置；从梦中醒来，就又会回到令我们感到舒适的、可预知的世界；丘比特搭弓引弦，爱之箭便随之而出。但要是仔细想想要实现这些几乎不可能的结果需要完成多少事情，你就会透过表象看到本质。视觉、行动、常识、暴力、道德还有爱，无一例外，都是可以厘清的智能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是信息处理过程。其中每一项都是高级专项设计的杰作，而隐藏于意识状态背后的则是高度复杂的设备——光学分析仪、运动指导系统、实境仿真、人与物的数据库、目标排程器、冲突解决装置，等等。任何将心智如何运作的解释归因于某一种主要力量，或是安置心灵的灵丹妙药，如“文化”“学习”或“自组织”，听起来都是苍白空洞的。这些解释无法完整地反映，我们是如何成功地应对冷酷宇宙所提出的高要求的。
机器人难题暗示了心智具有固有的设备，但即使作为纯思维推断而言，这也是很令人震惊的。那我们在直接审视心智设备或这套设备的装配图纸时，能否看出这个复杂系统的一些端倪呢？我相信可以。我们所看到的，也像机器人难题本身一样，令我们思路大开。
比如说，当大脑的视觉区域受损时，我们眼中的世界不只是变得模糊或布满小孔。有些视觉感受甚至都没有了，但有些却还完好无损。有些患者能看到整个世界，却只注意其中一半。他们只吃盘子右侧的食物，剃须只刮右半张脸，画钟表时12个刻度都挤在右边。还有的病人丧失了对色彩的感觉，但他们眼中的世界却并非如艺术黑白电影一般。在他们眼中，物体表面看上去像布满灰尘，如老鼠般的灰色，令他们食味索然、性欲全无。还有一些患者，可以看到物体位置的改变，却看不到物体的移动——对于这种症状，一位哲学家曾试图说服，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茶壶中倒出的水不是在流动而是像一个冰柱；茶杯不是逐渐盛满茶水而是突然就由空变满了。
还有些病人识别不出他们所看到的物体：世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幅无法辨认的书法作品。他们能忠实地复制和描绘鸟的模样，但却将它认作残木桩。打火机在点燃之前对他们就是个谜。他们在除草时，去拔玫瑰花。有个患者能够识别无生命的物体，却认不出一张脸。他推断出镜子中的容颜是他自己的，但在内心深处却认不出自己。他将约翰·肯尼迪认作马丁·路德·金，他还请妻子在参加聚会时系一根丝带，这样在聚会结束时，他就不会找不到自己的妻子了。还有更令人感到奇怪的一位患者，他能认出脸，却认不出人：他认为他妻子是一位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假扮者。
这些症状是由于组成基本视觉系统的30个脑区域中一个或多个区域受到创伤导致的，往往是由于中风。有些区域专门负责色彩和形状，另一些区域处理物体所处的位置，还有一些区域负责物体是什么，另有一些区域反映物体如何运动。制造一个可视机器人不能仅凭一个像电影中的鱼眼视觉搜索器，人类视觉的构造当然也不是靠这种方式的。当我们注视这个世界时，我们无须考察这个形成我们综合视觉体验的多层仪器，除非神经性疾病将这些不同层面分离开来。
另一个拓宽我们眼界的领域源自同卵双胞胎们令人惊叹的相似之处，这类双胞胎有着相同的构建心智的基因序列。他们的心智极其相似。这不仅体现在对智商或如神经质和内倾性等人格特质的测量方面，他们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如拼写或数学方面的天赋；对种族隔离、死刑、全职妈妈等问题的看法；职业选择；爱好；恶习；宗教信仰；约会对象偏好等。同卵双胞胎的相似性远大于异卵双胞胎的相似性，后者只有一半基因相同。更奇怪的是，同卵双胞胎无论是分开长大，还是在同一个家庭环境中一起长大，几乎没什么差异。刚出生就分开的同卵双胞胎，表现出的共同特质。比如，因为感觉获取信息不足而不参加投票选举；看到什么都禁不住要数数；成为消防站志愿者；几乎从不在家中留些便笺表示对妻子的爱意。
这些研究发现非常引人注目，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传统观点认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凌驾于肉体之上，我们在一生中自己做出选择，只会受到过去和现在经历体验的影响。而上述研究结果却质疑了这种“意愿自治”的观点。当然并不是说，心智生来便具备了一整套事无巨细、皆可操控的设备，以至于一切均为宿命天定，包括上厕所之前之后都要冲水或在拥挤的电梯中恶作剧般地故意擤鼻子（这两个例子其实也是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共同特质的例子）。但结果似乎确是如此。基因的这种深远影响已经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无论研究方式有何不同——比较分养和共养的双胞胎；比较同卵和异卵双胞胎；比较收养和亲生的孩子——基因的作用都表现无疑。尽管遭到一些批评，基因的这种影响并不是像这些批评所说的由巧合、欺骗或家庭环境的相似性所致。这些研究结果当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曲解，比如，想象一个基因专门负责不怎么在家中留下爱意便笺，或认为人们不受其经历的影响。因为这种研究只能衡量人们彼此之间不同的心智形式，而对所有人的共同心智设计却所言甚少。通过展示心智在内部结构上的差别，另外一些研究则让我们对心智的结构大开眼界。
心智的反向工程
探讨心智的复杂结构是本书的主旨。其核心思想可以浓缩成下面这句话：心智是一套由计算器官组成的系统，它经自然选择的设计来解决我们祖先在茹毛饮血的生活中所面对的那类问题，具体包括：理解和操控物体、动物、植物以及他人。这个定义还可以细解为几个论断：心智就是大脑所做的事情。具体而言，就是大脑加工信息，而思考也是一种计算。心智的组成部分是模块或心理器官，每个模块都经过专门的设计而成为人与世界互动的某一方面的专家。模块的基本逻辑是由我们的基因图谱所规定的。其操作被自然选择所塑造，来解决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我们祖先在游牧采摘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我们祖先碰到的各种问题其实是他们基因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的一些子任务。这个大问题就是以最大化的数量将基因复制到下一代。
从这种观点看，心理学是一种反向工程。在正向工程中，人们设计一台机器来做一些事情；在反向工程中，人们想弄明白机器是被设计出来做什么用的。反向工程就是当松下推出新产品时，索尼的研究人员做的事情，反之亦然。他们买一件新产品带回实验室，拿螺丝刀把它拆开，看看这新产品都包括什么部件，所有部件如何组合在一起就让这个仪器可以运转了。我们在见到一个有趣的新玩意时，都会做反向工程。在旧货市场淘宝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某个古怪物什莫测高深，直到我们搞明白它的设计用途。如果发现一个橄榄取核器，我们会立刻明白，金属环是用来支撑橄榄的，杠杆降低，X形刀锋穿过一端，将橄榄核从另一端挤出。弹簧、铰链、锋刃、杠杆以及环的形状和设置都自然而然、合乎逻辑。我们甚至明白了为什么罐头里的橄榄在一端有着X形的切口。
17世纪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静脉中有瓣膜，于是推断瓣膜的作用是让血液循环。从那时起，我们明白了身体是一台复杂精妙的机器，装配着支杆、连系梁、弹簧、滑轮、杠杆、关节、铰链、套节、箱槽、管道、阀门、护套、泵、交换器和过滤器。即使到今天，我们在明白了神秘的身体部件的用途后也会心情愉快。我们的耳朵为什么布满褶皱而且还不对称？因为它们是用来过滤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形式的声波的。微妙的声音静区告诉大脑，声源是在我们的上面还是下面、前面还是后面。20世纪后半叶我们在探索生命细胞和分子的纳米技术时，继续运用着这种对身体的反向工程策略。生命这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颤颤巍巍、炽热鲜明、精妙绝伦的定型胶状物，而是一台包含了小模具、弹簧、铰链、杆节、薄板、磁石、拉链和活动门的设备，这些部件都由一条数据带连接，其中的信息得到复制、下载和扫描。
生命体的反向工程原理源自达尔文。他指出，“那些令人叹为观止、极度完美而精妙的器官”不是源于上帝的远见，而是由复制器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进化而来的。在复制器的复制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随机的复制错误，而那些恰好能提高复制器的幸存率与繁殖率的复制错误逐渐一代一代地积累下来。植物与动物是复制器，它们复杂的结构因而看上去就像是被专门设计的，使其得以生存和繁衍。
达尔文坚持认为，他的理论不但解释了动物身体的复杂性，而且也解释了动物心智的复杂性。“心理学将会基于新的基础。”他在《物种起源》的篇尾做出了这个著名的论断。但达尔文的预言还没有被实践。在他写下上述话语一个多世纪后，对心智的研究仍然几乎不考虑达尔文，甚至常常对他颇为轻蔑。进化论被认为是不相干的，罪恶的，或只适合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我认为，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中对进化论的憎恶已经构成了理解的障碍。心智是一种巧夺天工的组织化系统，它的杰作没有任何工程师可以复制。塑造这个系统的力量和设计它的原因怎么可能与理解它无关呢？进化论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它的必要性不是以人们所认为的形式，如想象出人类发展史中缺失的联系或讲述出人类各个阶段的故事，而是以认真细致的反向工程形式。如果没有反向工程，我们就会像汤姆·帕克森（Tom Paxton）的《怪异玩具》（The Marvelous Toy）中的歌手一样，回忆孩提时代收到的一个礼物时，仍百思不得要领。
只是在过去几年，达尔文的挑战才找到了衣钵传人，这种新的思路方法被人类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心理学家莉达·考斯迈德斯（Leda Cosmides）冠名以“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进化心理学综合了两次科学革命。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认知革命，它以信息和计算解释了思维和情绪的机制。另一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化生物学革命，它用复制器之间的选择解释了生命体的复杂适应性设计。这两个观点结合在一起威力强大。认知科学帮助我们理解了心智如何得以运转以及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心智。进化生物学帮助我们理解了我们为什么会拥有这样的心智。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中的进化心理学是对生物学的直接延伸，只是集中于一个物种一个器官——智人的心智。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篇激进的檄文，摒弃了过去近一个世纪里对有关心智问题的框架模式。本书的主旨或许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主张思考即计算，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脑就是心智的一个恰当比喻。心智是一套模块，但这些模块并不是人脑表层的胶囊盒子或细分小块。我们心智模块的组织来自我们的基因图谱，但这不意味着每一种特质就有一种对应的基因，或者学习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重要。心智是由自然选择所设计的一种适应，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思想、感受和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生物意义上的适应所得。我们由猿进化而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心智与猿的相同。自然选择的终极目标是基因繁殖，但这不意味着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基因繁殖。让我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不是如此。
本书是关于大脑的，但我不会讲太多神经元、荷尔蒙和神经递质。这是因为心智不是大脑，而是大脑所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大脑所做的任何事情，它并不包括新陈代谢脂肪并释放热量。20世纪90年代被命名为“大脑的十年”，但永远也不会有“胰腺的十年”。大脑的特殊地位是由于大脑所做的一件特殊的事，它令我们能视物、思考、感觉、选择以及行动。这件特殊的事就是信息处理，也可以称为计算。
信息和计算建立在数据模式的基础上，与独立承载媒介的逻辑法则相关。当你给你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妈妈打电话时，信息从你的嘴唇传到她的耳朵，内容不变，但物理形式却发生了变化，从振动的空气，到有线电流，硅的储电，光缆中闪烁的光，电磁波，然后再颠倒顺序重来一遍。与之类似，当你妈妈把信息再重复给你坐在沙发另一头的爸爸时，信息内容不变，形式则在她的头中转变为激发神经元的串联和在突触间蔓延的化学物质。同样地，在用真空管、电磁开关、转换器和集成电路组成的计算机中，或在训练有素的鸽子身上，也能够运行一个特定的程序，这个程序能够出于相同的原理完成相同的工作。
首先提出这一洞见的是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计算机科学家艾伦·纽威尔（Alan Newell）、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还有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杰瑞·福多尔（Jerry Fodor）。这种思想现在被称为心智计算理论。它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观点，因为它解决了“心-身难题”中的一个困惑：如何将意义与意图以及我们精神生活中的东西，与像大脑一样的一坨实体物质联系起来。为什么比尔登上公交车？因为他想去看望祖母，并且知道公交车可以把他带过去。没有其他的答案可以解释。如果他不愿意见祖母或者他知道路线变了，他的身体就不会出现在那趟公交车上了。千年来这一直是个悖论。像“想见祖母”和“知道公交车可以到祖母家”这样的存在，无色无嗅也无味。但同时，它们又是实体事件的原因，其效果与台球彼此之间的相撞一样清晰有力。
心智计算理论解决了这个悖论。这个理论主张，信念和意愿都是信息，体现为符号的组合。这些符号是物质的物理状态，如计算机中的芯片或大脑中的神经元。它们能表征世界中的事物，因为这些符号是被那些经由我们的感觉器官的事物所激发的，也因为它们一旦被激发后所做出的行动。如果组成一个符号的物质与组成另一个符号的物质悄然相遇，对应于一个信念的符号会引发对应于另一个与之逻辑相关信念的新符号的形成，这又会导致与其他信念对应符号的形成，以此类推。最终，组成一个符号的物质与连接肌肉的物质相遇，行为便产生了。因而心智计算理论使我们能够用信念和意愿来解释行为的同时，又令它们与物理世界合理相接。它合理地解释了意义内含的结果与起因。
心智计算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解释了我们长久以来渴望回答的问题。神经科学家喜欢指出，大脑皮层的所有部分都非常相似——不仅是人脑的不同部分，而且是不同动物的脑。有人可能会得出结论，所有动物的心理活动都一样。但一个更好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只看一片脑组织，就得出复杂联结模式的逻辑，而正是这种联结模式使大脑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所有的书都同样是由大约75个左右的印刷字符组合而成的，所有的电影在物理上都是由不同模式的影像储存并根据录影带的胶片顺序组合而成的，同样道理，对大脑中盘根错节的生理结构一部分一部分拆开来研究，也许都看上去差不多。一本书或一部电影的内容在于油墨印字或磁盘储存的模式之中，只有在读书或看电影时才能获知。与之类似，大脑活动的内容在于神经元之间的联结模式和活动模式。联结细节上的微小差异会导致外表相似的几片脑组织执行完全不同的程序。只有在程序运行时，一致性才会显现出来。正如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所写：
候鸟看着星星迁徙，蝙蝠根据回音定位，蜜蜂计算花瓣差异，蜘蛛编织蛛网，人类用语言交流，狮子结群狩猎，猎豹独自觅食，长臂猿一夫一妻，海马一妻多夫，大猩猩一夫多妻……地球上有数百万个动物物种，每种都有一套不同的认知程序。所有这些程序中都包含着相同的基本神经组织，这些神经组织还可以支持许多其他的程序。关于神经元和神经递质特征以及细胞发展的事实并不能告诉你在这上百万种程序中，究竟哪些是人类心智所包含的。即使所有的神经活动都是在细胞水平的统一表现过程，也是神经元的排序起到了关键作用，决定了是小鸟唱歌的模板还是蜘蛛结网的程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脑与理解心智是不相干的！程序就是对简单信息处理单位的组合，微型电路可以叠加、匹配某种模式、接通其他电路或做其他基本的逻辑和数学运算。那些微型电路所能做的，只是受限于它们是由什么制成的。神经元制造的电路所做的事情不会与硅制造电路所能做的完全相同，反之亦然。例如，硅电路比神经电路快，但神经电路能比硅电路匹配更大的模式。尽管这些差异在不同电路下构建的程序中区别明显，影响到程序执行各种指令时的速度和效率，但这些差异并不决定程序的功能本身。我的观点并不是说，研究脑组织和理解心智没关系，而是说只研究脑组织是不够的。心理学，作为对心智软件的分析，需要开掘一条很深的隧道，才能与在山另一侧的神经生物学家们所挖的隧道相会。
心智计算理论与被人瞧不起的“计算机隐喻”并不是一回事。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计算机是序列处理，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大脑是并行处理，一次做上百万件事情。计算机速度快，大脑速度慢。计算机部件可靠，大脑部件嘈杂。计算机的连接数量有限，大脑则有上万亿个连接。计算机根据图纸来装配，大脑则必须自己组装自己。当然，计算机会弹出窗口，具有自动执行备份文件的功能，能够运行呈现出飞翔的烤面包机的屏保程序；而大脑则不能。这并不是说大脑就像市场上能买到的计算机；而是说，大脑和计算机所包含的智能具有某种共同的原因。要解释鸟儿如何飞翔，我们运用提举和拖曳以及流体力学的原则，这些原则同样可以解释飞机如何飞行。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将飞机比作小鸟，外加喷气式发动机和免费饮料服务。
如果没有心智计算理论，就不可能合理解释心智的进化。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人的心智一定超越了进化过程。他们认为，进化的构成只包含愚蠢的本能和固定的行为模式：性驱力、攻击性欲望、领地性规则、母鸡孵蛋以及小鸭跟大鸭刻印行为。他们还认为，人类行为太难理解且灵活易变，不可能是进化的产品，而一定源自某些其他原因，比如说“文化”。但如果进化令我们具备的不是无法抗拒的欲望和严格的反射，而是一种中性的计算机，那一切都会改变了。程序是一种复杂的逻辑和统计操作，这种操作是由比较、测试、转移、循环和子程序嵌套子程序所引导的。人工计算机程序，从麦金塔的用户界面到天气模拟系统，再到识别英语语音与应答的程序，都不断提醒着我们计算能力的卓越和强大。人类思想和行为无论多么复杂多变，都可以是一种极其复杂程序的产物，而这一程序可能就是自然选择所赋予我们的。生物学的经典规则不是“汝当……”，而是“如果……那么将……”。
我认为，心智不是单个器官，而是一套器官系统，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心理集合或心智模块。现在常被称为心智的基本因素，诸如一般智力、形成文化的能力以及多目标学习策略，都将因循一条道路，如细胞质之于生物学，以及土地、空气、火和水之于物理学一样。这些因素与它们试图解释的严格现象相比，比较松散，因而被视作具有近乎神奇的力量。而当将这些现象置于显微镜下仔细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支持日常世界复杂结构的不是单个一种物质，而是许多层次的复杂设备。很久以前，生物学家就摒弃了万能细胞质的概念，而代之以功能专业化机制的概念。身体的器官系统正常运转的原因是由于每个器官的结构都是根据其任务而量身定制的。心脏让血液循环是因为它的构造就像汽油转换器。肺不能泵出血液，而心脏也不能给血液充氧。这种专业化分工一直延续到更具体细微的层面。心脏组织不同于肺组织，心脏细胞不同于肺细胞，组成心脏细胞的许多分子，也不同于构成肺细胞的分子。如果情况不是如此，我们的器官就无法工作。
万金油就是样样都不精通，此话适用于我们的身体器官，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心理器官。机器人难题正反映了这一原则。制造一个机器人提出了许多软件工程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同的要诀。
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视觉。一台视觉机器必须解决一个被称为反向光学的问题。普通光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人们可以用它来预测一个具有特定形状、材料和亮度的物体，如何投射出我们称之为视网膜图像的斑斓色彩。光学是一门研究得较为透彻的学科，它应用于绘画、摄影、电视机研制以及最近的计算机图像和虚拟现实技术。但大脑要解决的却是一个恰恰相反的问题。输入的是视网膜图像，而输出的是对现实世界中物体以及物体构造的表述——所知决定所见。这就是难点所在。反向光学就是一个工程师们所称的“伪命题”。它简直就无解。正如连乘几个数得出乘积容易，而给定乘积要想得出这些连乘的数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光学是容易的，而反向光学则不可能。但你的大脑在你每次打开冰箱取出容器的时候，都解决了反向光学的问题。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是：大脑提供了缺失的信息，那些关于我们所处世界以及它如何反射光的信息。如果视觉脑“假定”它生活在某种世界中——一个光亮均匀分布的世界，其中的组成大多数构质均匀，并具有平滑、统一色泽的表面——这样就很容易去估计所看到的物体究竟是什么。如前所述，单凭检验各自视网膜成像的亮度是无法区分煤和雪的。但假定有一个感知表面特性的模块，模块基于的假设是，世界的光亮是平滑而均匀的。这个模块可以分3步解决煤-雪难题：从视域的一边到另一边相减得出所有的光亮梯度（确定物体外缘）；估算整个视域的平均亮度水平；将每一小块部分的亮度与平均亮度相减，得出每小块部分的灰色度。与平均值相比，较大的正偏差被视为是白色物体；大的负偏差被视为是黑色物体。如果光照确实是平滑而均匀的，这些知觉就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物体的表面。既然地球千万年来大致符合光照均匀的假设，那么利用了这个假设的自然选择做得也就很不错了。
表面-知觉模块解决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大脑放弃了成为一个通用型问题解决者。它配置了一套装置来感知典型地球视觉条件下的表面性质，因为它专注于这个区域性问题。略微改变一下问题，大脑就束手无策了。比如，我们将一个人置于一个没有日光普照而由巧妙安排拼制的灯光照明的世界中。如果表面-知觉模块推测照明是均匀的，它就会被诱导人产生幻觉，看到本来没有的物体。这真的会发生吗？这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将这些幻觉称为幻灯片展示、电影和电视。我们在看电视时，盯着一片闪烁的玻璃，但我们的表面-知觉模块告诉我们：我们在观看真正的人和地点。这个模块已经被揭秘；它并不理解事情的性质，而是凭借一本作弊手册。这本作弊手册深埋于我们视觉脑的运行之中，我们无法抹掉其中写成的假设。即使是一个终生的电视迷，其视觉系统也永远无法“学习获知”CRT电视是一张闪烁着黄磷点的板子，这个人也永远不会丧失认为板子后面有一个世界的错觉。
我们其他的心理模块需要它们自己的作弊手册来解决各自难以解决的问题。物理学家想弄明白肌肉收缩时身体如何运动，他需要解决运动学（运动几何学）和力学（力的效应）中的问题。而大脑要搞清楚如何收缩肌肉来让身体移动，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有关反向运动学和反向力学——对物体施加什么力才能使其在某一特定轨道中运动。像反向光学一样，反向运动学和反向力学都是伪命题。我们的运动模块通过做出合理的外部假设解决了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关于照明的假设，而是有关运动的身体的假设。
我们对于他人的常识是一种直觉心理学——我们试图根据其行为推导出人们的信念和愿望，试图根据我们对他们信念和愿望的推测来预测他们将要采取的行为。但我们的直觉心理学必须假设他人具有信念和愿望；我们不能像闻橘子的气味一样，感受到另一个人大脑里的信念和愿望。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个假设透镜看待这个社会和世界，我们就会像见义勇为者1号一样，为一袋利马豆自送性命；或者像见义勇为者2号一样，为了任何一个长着像人头一样的东西就纵身跃入水中，而这东西却可能只不过是个有脑袋的大型发条玩具。稍后我们会看到，那些罹患某种病症的人，他们缺乏常人拥有的这一假设，将他人视作发条玩具。甚至我们对家人的爱也隐含了自然界定律的一个假设，这是对遗传学普遍定律的一个逆转。对家人的感情是被自然设计用来帮助基因自我传播的，但我们看不见也闻不到基因。科学家用正向遗传学来推导基因如何在不同的组织间传播（例如，减数分裂和性行为使两个人的子裔共同拥有其父母50%的基因）；对于亲戚间的感情我们使用了一种反向遗传学来估算在与我们所交流的群体中，哪些个体更可能与我们具有共同的基因（例如，如果有人恰巧和你共有同一对父母，对待这人时就要像他的基因和你的基因具有重叠之处一样）。在稍后的章节中我将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心智的构建基础一定是专业化的部件，因为它必须要解决专业化的问题。只有天使才可能是通用问题解决者，我们凡人只能根据零星的信息做出可能错误的猜测。我们的每个心智模块解决各自难以解决的问题，凭借的是对心智如何工作的信念的飞跃，凭借的是做出那些不可或缺但又难于辩护的假设——唯一的解释是，这些假设非常符合我们祖先所生活过的世界。
模块令人想到可分解的、嵌入式部件，这会令人误解。心智模块不大可能为肉眼所见，它们不像超市的牛肉柜台上展示肋间牛排和臀部烤肉一样，可以在大脑的表层划分区域。心智模块或许更像是在公路上不幸被碾杀的动物，在脑的凹凸、沟隙上蜿蜒爬行。或者它可能闯入了由纤维相互连接而构成一个单元的区域中。信息处理的美妙之处在于，其对容纳空间需求的灵活性。正如大公司的管理层可以散布于不同的地点而通过电信网络彼此连接一样，或者如计算机程序可以分布于磁盘或内存的不同位置，支持心智模块的回路系统或许也以一种空间上随意的方式散布于大脑的各处。心智模块无须彼此严密隔绝，仅通过少量狭窄管线进行沟通。这种专门意义上“模块”的定义由杰瑞·福多尔提出后，引发了许多认知科学家的激辩。模块的界定是根据它们可获取的信息所实现的专门功能，而并不必然是根据它们可获得的信息种类。
因此心智模块的比喻有些笨拙，一个更好的隐喻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心智器官”。身体的一个器官是一个专门的构造，用以实现某个特定的功能。但我们的器官并不像鸡杂碎一样装在一个袋子里，而是整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身体由各个系统组成，各系统又分作多个组织组成不同的器官，组织的构成单元则是细胞。有些组织，如上皮组织，稍作调整即用于许多器官。有些器官，如血液和皮肤，与身体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作用范围既广且迂回，这些器官无法用一道线来圈定。有时候并不清楚两个器官的具体分界在哪里，或者多大一块身体部分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器官。手是个器官吗？指头呢？指头里的骨头呢？这些都是迂腐学究式的术语性问题，解剖学者和生理学家们没工夫理会这些。大家都清楚，身体不是由火腿罐头制成的，而是由许多专门部件组成的异质结构。这些也很可能适用于心智。无论我们是否可以在构成心智的元件之间画出精密的界限，我们都可以很明确地说，心智并不是由一团“心智杂碎”所组成的，而是由一整组构造独特、彼此相异的组件建构而来的。
我们身体器官的复杂设计是由人的基因组包含复杂的信息所决定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心智器官也是如此。我们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胰脏，所以我们也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视觉系统、语言习得能力、常识，抑或爱、友谊以及公平等情感。没有一个发现证实这种论断，但许多证据都倾向于这一说法。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证据就是机器人难题。若没有支持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法则的假设，心智所解决的每个重要工程问题都是不可解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们所设计的所有程序都是专门针对某一特定领域，如语言、视力、运动或是某些不同种类常识等问题。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程序开发者有时会骄傲地兜售他的“孩子”，称其是为未来建立的、功能卓越的、通用系统的完美示范，但领域内的其他人则通常对这种自吹自擂不屑一顾。我估计永远不会有人建造出一个像人的机器人，我是说一个真正像人的机器人，除非他们能将专门针对不同问题的多个计算系统全都包含在这个机器人的设计中。
在本书中，我们将会讲到其他一些证据，说明我们心智器官的基本设计要归功于我们的遗传程序。我已经提到过，在人格和智力的众多微妙结构方面，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都相同，这有赖于基因的指引。通过巧妙的方法来进行测试，婴儿和孩童天生懂得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基本分类，展示出早于其年龄段水平的成熟掌握程度，有时还运用了从未被告知过的信息。人们有许多信念与他们的经验不一致，但这些信念在进化所经历的环境中却是正确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有悖于自己的福利，但在那个环境中却是适应性的合理行为。现在广为流行的观点是，文化差异可以有天壤之别，而且没有界限。与之恰恰相反，对人种志文献的调研显示，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的人都共有着异常详细具体的普遍心理。
但心智具有一个复杂的先天结构，并不意味着学习就无关紧要了。将这个问题理解为先天结构与学习彼此相互对立，或者相互代替，或者互为补充、相互作用，都大错特错了。不是说这个论断中认为先天结构和学习（或者遗传与环境、先天与培养，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完全错误的。而是说，这种论断已沦为那类极其拙劣，甚至都谈不上错误的观点。
设想一下下面的对话：
甲：“这款新计算机到处体现了复杂的技术。它拥有500兆赫的处理器、1G的内存、1000GB的硬盘容量，三维彩色虚拟现实显示器、语音输出、无线接入互联网、专长于十多门学科，还有内置的《圣经》《不列颠百科全书》《巴特利名言》和全套莎士比亚作品集。它的设计花费了专业人士数万个小时。”
乙：“哦，我猜你是说我向这计算机里面敲什么都无所谓了。有了这么多的内设构造，它的环境如何就不太重要了。无论我敲进去什么，它都会执行同样的工作。”
上面的回答显然很愚蠢。有很多内设的机器，应该会令系统对其输入回应得更智能化和更加灵敏，而不是回应更少。但这个回答正抓住了几世纪以来评论者们对建造结构复杂的高技术思维机器这种想法的反应。
而“相互作用学派”的观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对于任何将相互作用当作天生禀赋的部分都感到深恶痛绝。我们来看看这些论调：
计算机的行为源自处理器与输入的复杂而相互作用。
一个人要想理解汽车的工作原理，它既不能忽略引擎，也不能忽略汽油或者司机。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
CD播放器中发出的声音反映了两个核心要素之间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机器的结构和你插入的光碟。这两者缺一不可。
这些论断没错，但却毫无意义——全然乱七八糟，彻底寡然无味，说了还不如不说好。将心智或机器比作像马提尼酒一样把两种成分混在一起，或是比作一场势均力敌的拉锯战都是错误的，这种比喻无助于理解处理信息的复杂仪器。的确，人类智能的每个方面都涉及文化和学习。但学习并不是环绕的气体或力场，学习的实现不是靠魔力。正是因为有了用来学习的先天设备，学习才成为可能。主张存在一些先天模块的意思是，存在一些先天的学习设备，每种设备都根据一定的逻辑来学习。要理解学习，我们需要新的思考方式来取代那些前科学时代的隐喻——混合物与力，在板上书写以及在石块上雕刻。我们需要的思路能够反映一个复杂仪器是如何针对外部环境中不可预知的方面而调整自身的，它又是如何吸纳各种所需数据而实现其功能的。
认为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并不总是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它混淆了两个问题：心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以及心智如何不同。上面那些乏味的陈述可以变得易于理解，通过将“X是如何工作的”转变成“是什么使X做得比Y更好”即可。
计算机的有用性既取决于其处理器的处理能力，也有赖于使用者的专业程度。
汽车的速度取决于引擎、燃料以及驾驶者的技巧。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
CD播放器播出的音质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播放器的机械和电子设计以及原音录制的光碟的质量。二者都不可偏废。
当我们对一个系统的功能比另一个类似系统的功能好多少感兴趣时，我们会忽略每个系统中的因果关系链，而去总结到底是哪些因素令整个系统工作得快或慢、高保真还是低保真。这种对人的排行——来决定谁进入医学院或是谁得到工作——就是“先天还是培养”这一问题构想的源头。
但本书讲的是心智如何工作，而不是关于为什么有些人的心智比其他一些人在某些程度上做得更好。有证据显示，这个星球上所有地方的人们在看、说、想方面基本上都一样。爱因斯坦和一个高中辍学生的差异，比起这个高中辍学生和迄今最好的机器人之间的差异，或是这个高中辍学生和一个黑猩猩之间的差异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是我打算讲到的神秘之处。我为了得到一些粗糙的消费者指数（如智商）来比较那些重叠钟形曲线的均值，这离我的主题内容都远得不能再远了。正因如此，先天与学习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伪命题。
另外，强调先天设计不应该与为这个或那个心智器官寻找“对应基因”混为一谈。来想想那些媒体头条中提到的基因或是推断基因吧：肌肉营养不良基因、亨廷顿氏症基因、阿尔茨海默症基因、酗酒症基因、精神分裂症基因、躁郁症基因、肥胖症基因、暴躁症基因、诵读困难症基因、尿床基因以及某些智障的基因。这些都是病症或障碍。人们还没发现有对应于礼貌、语言、记忆、运动控制、智力或者其他完好心智系统的基因，估计今后也不会有。政治家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对这一现象的原因给予了总结概括：任何一头驴都踢得倒一个谷仓，但要盖好一个谷仓还得靠一个木匠。复杂的心智器官，像复杂的身体器官一样，一定是根据复杂的遗传配方，由许多基因以一些迄今仍深不可测的方式构建而成的。任何基因中的一个缺陷都会毁坏整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机器中任何部件的一个瑕疵（如一辆汽车中一根松了的导线），都可能会使整台机器熄火一样。
心智器官的遗传装配指南并没有像收音机的电路图一样，列出大脑的所有连接。我们也不应指望每个器官都长在头颅的某个特定骨头之上，而不顾倘若如此大脑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大脑与所有其他器官之间的差异始于一团同卵细胞的胚胎发育期。身体的每个部位，从脚趾甲到大脑皮层，在其细胞对其周边环境中的某种信息做出反应时，就开始形成各自独特的形状和结构。而这些信息正开启了遗传程序的不同部分。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某种化学液体的味道，这种液体令分子感觉正合适；也可能来自细胞咬合的分子锁钥形状，或是邻近其他细胞的拖拽推搡等外部作用，也可能是源自其他一些仍不为人理解的线索。组成不同心智器官的神经元家族，尽管都是一个胚胎组织同质延伸的后裔，但它们在大脑中装配自身的时候，这些神经元一定被设计成是自私自利的，抓住任何可利用的信息来将自己与其他神经元区分开来。在头颅中的位置或许是差异化的一个原因，而彼此连接的神经元的输入激活模式则是另一个原因。由于大脑注定将是一个计算器官，基因组在大脑成型期间，利用神经组织的功能来处理信息，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
大脑的感觉区域，是我们能够跟踪进展的最佳区域，在那里，我们知道在胎儿早期发展中，神经元之间就根据严格的遗传配方建立了连接。神经元在适当的时候产生合适的数量，接着移动到属于它们的部位，向目标散发出连接，在合适的区域采用适当的细胞类型，所有这些都是在化学线索和分子锁钥的引导下实现的。但要做到精确的连接，小神经元必须开始发挥功能，它们的激活模式携带着有关它们精确连接的信息传向下端。这还称不上“经历”，因为这都能够在漆黑一片的子宫中发生，有时还在杆状细胞和锥状细胞具有功能之前，而许多哺乳动物才一出生就几乎可以完全看得清楚了。这些样式反倒比较像是某种由基因而来经过压缩的资料，或是某种内部生成的测试信号。这些样式将能够催化收信端的大脑皮质进行分化——或是至少开启这样的过程——直到该区域能够开始处理所收到的信息为止。尚无从知晓基因究竟是如何控制大脑发育的，但合理综合归纳我们目前已知的是这样的：根据大脑模块在开始时成为的组织种类、在大脑中的位置以及在发育的关键期得到了什么模式的触发输入，综合后从而推断出它们的身份性质。
我们的大脑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自然选择称为“盲眼钟表匠”；在心智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盲眼程序员”。我们的心智程序运行得非常不错，因为它们是由自然选择所塑造的，从而使我们的祖先得以主宰石块、工具、植物、动物以及他人，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与繁衍。
自然选择不是进化变革的唯一原因。生物在漫漫时间长河中的变迁还可能由于导致孰生孰死的统计意外事件，令整个生物种群灭绝的自然灾难，以及自然选择进化产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自然选择是唯一的进化驱力，它会像工程师一样“设计”器官。这个有力的论点是由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道金斯提出的。即使是那些觉得自然选择被过度夸大的人也接受教科书中对于自然选择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来自脊椎动物的眼睛。正如一块表有太多相互精密咬合的部件（齿轮、弹簧、枢轴等），因此它不可能被一阵龙卷风或是一道激流漩涡就装配好了，它需要的是制表匠的设计；眼睛也有太多的相互衔接精密的部件（晶体、虹膜、视网膜等），因而不大可能是由一种随机的进化驱力，如大突变、统计上的漂移或是由其他器官之间角落缝隙的偶然形状所造成的。眼睛的设计一定是复制器自然选择的产物，这是我们所知唯一一种能够制造出功能良好机器的方式，而这种自然过程又不是奇迹。这些拥有眼睛的物种，似乎生来便被设计成能够清楚地看见世界一样，但是事实上，眼睛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拥有了这种器官的祖先能够成功存活下来的缘故。
许多人认同自然选择设计了身体，但说到人的心智时，他们就划清界限了。他们说，心智或是让头增大的一个突变的副产品，或是一个笨拙程序员的非法侵入，或是由文化演变造成的，而不是生物进化所塑造的。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指出了一个美妙的反讽。作为由自然设计的、精妙而最无可争议的例子，眼睛绝不只是一个能够剥离为肉和骨、远离心智领域的老式器官。它不消化食物，也不改变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眼睛有什么用呢？眼睛是一个处理信息的器官，它紧密地与大脑相连——从解剖学上讲，眼睛就是脑的一部分。视网膜中那些精致的光学和复杂的电路并不是将信息倾倒入一个乏味空洞的孔中，或是盲目去把从现实得到的东西解释为某种笛卡尔式的物质-精神断层。这个结构繁复的信息接收器必须要设计得与信息发送器一样严丝入扣、结构精致。在我们比较人的视力和机器人的视力时，我们已经知道，令我们能看到东西的那部分心智确实设计精妙。更何况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机制所拥有的设计品质，会由感受器所在的信息链上游，往接收信号加以诠释并据此行动的下游，逐渐恶化。
生物学中适应论者的研究，即认真运用自然选择来反向工程推导一个器官部件的工程设计，这种方式有时被嘲笑为是一种事后诸葛式的空洞游戏。专栏作家谢希尔·亚当斯（Cecil Adams）讽刺说：“我们头发是棕色的，是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的猴子祖先隐藏在椰子树中间。”不可否认，这种蹩脚的进化“解释”并不鲜见。为什么男人不愿问路？因为我们的雄性祖先如果接近一个陌生人，可能就会被杀掉。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增加社群的凝聚力。为什么快乐得到进化？因为有快乐的人在身边会令人心情愉快，所以快乐的人吸引了更多的盟友。幽默的功能是什么？减轻压力。为什么人们过高估计他们从重病中幸存的概率？因为这会有助于他们有效地生活。
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浮夸而且站不住脚，不是因为他们胆敢对一部分心智如何工作寻求进化方面的解释，而是因为他们的解释过于拙劣。首先，他们中许多人从来都懒得去确定事实。有任何人曾经调查过女性喜欢问路吗？在远古的蒙昧社会中，一个女人去向一个陌生人问路，就不会被伤害吗？其次，即使事实已经确定，在尝试解释一个费解的事实时，却将其他一些同样费解的事实看作理所当然，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有旋律的噪音就会提高社群的凝聚力？为什么人们喜欢和快乐的人在一起？为什么幽默会缓解压力？提出这些解释的人将我们心智活动中的某些内容当作是显而易见、毋庸解释的——的确，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就在我们的头脑里。但当我们尝试解释心智是如何进化时，这心智所有的部分都等着我们去努力理解——每一次反应、每一阵愉悦、每一股味道。我们本有可能进化成像见义勇为者1号机器人一样，为救一袋利马豆而牺牲自己；或者像屎壳郎，觉得粪便美味无比；又或者像关于施虐受虐狂的古老笑话中的受虐狂一样——受虐狂说：“揍我！”施虐狂说：“不！”
一个好的适应论者的解释需要以工程设计式的分析为支点，这与我们试图解释的心智部分是相互独立的。首先要明确分析目的和实现目的所需的因果关系链，然后列出哪种设计要比其他设计更适合实现目的。但对于那些以为大学系所的设置准确反映了知识分类的人们来说，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心理学家们如果想要解释心智的各部分作何用途，就需要跳出心理学来向外看。要理解视力，我们需要求助光学和计算机视觉系统。要理解运动，我们需要求助机器人学。要理解性与家庭情感，我们需要求助孟德尔遗传学。要理解合作与冲突，我们需要求助于博弈论数学和经济建模。
一旦我们有了一张良好设计心智的规格清单，我们就能来看看智人是否有这种心智了。我们通过做实验或调查来获取关于某一块心智的信息，然后看看这套心智装置是否符合规格：特别是在与大量的生物意义上可能形成的备选设计相比较时，是否显示出解决问题时的精确性、复杂性、高效性、可靠性和专业性。
在视觉感知方面反向工程的逻辑已经指导研究者长达一个多世纪了，这可能也是我们对视觉的理解要好于其他心智部分的理解的原因。没有理由认为，进化理论指导下的反向工程逆推不能够为心智其余部分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孕期呕吐（传统上被称为“晨呕”）的一个新理论，这是由生物学家玛姬·普洛菲特（Margie Profet）提出的。许多孕妇变得容易感到恶心，并且不愿吃某些食物。尽管她们的恶心呕吐通常被解释为荷尔蒙的副作用，但没有理由说荷尔蒙会引发恶心和厌食，荷尔蒙会引发多动症、侵犯性或是情欲。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孕期呕吐代表着女性对她丈夫的憎恶，她无意识里想从口中堕掉这个胎儿。
普洛菲特预测，孕期呕吐应当是为抵消营养和生产能力的降低这种成本提供了一些好处。通常来说，呕吐是针对食入毒质的一种保护：在有毒的食物还没有造成太多伤害之前，就把它从胃中吐出来，而我们对类似食物的胃口在后来也有所下降。或许孕期呕吐是保护女性不食入或消化可能伤害到胎儿发育的有毒食物。虽然你当地附近有“快乐胡萝卜健康食品店”，天然食品未见得就特别健康。你的卷心菜也是进化而来的生物，它像你一样，也不愿被吃掉。既然不能通过行为来很好地保卫自己，它只好求助于化学装备。绝大多数植物都在它们的组织中进化出许多种毒素：杀虫剂、驱虫剂、刺激剂、麻醉剂、毒药以及其他一些扔到食草动物齿轮里的沙子。食草动物反过来也进化出反防卫装置，比如用来解毒的肝脏和能感受到苦味的味觉，用来阻止进一步消化它们的欲望。但通常的防御措施可能还不足以保护一个弱小的胚胎。
到此为止，这似乎听上去并不比那种“吐出你的婴儿”的理论高明多少，但普洛菲特综合分析了数百项研究，这些研究过程都相互独立，同时也独立于她的研究假设，而综合分析的结果却支持她的假设。她十分细致地做了如下记录：（1）成人可接受摄入量的植物毒质如被孕妇吸收，能够导致新生儿先天缺陷并引发流产；（2）孕期呕吐开始时正是当胚胎的器官系统确定成型的时候，也是胚胎最易受致畸剂（引发先天畸形的化学物质）影响的时候，但这时胚胎长得较慢，也仅需要不太多的营养；（3）在胚胎的组织系统几乎完成的阶段，孕期呕吐逐渐消退，这一阶段胚胎最大的需求就是营养；（4）有孕期呕吐的孕妇会有选择性地不喜吃苦涩、辛辣、味重以及新奇的食物，这些食物实际上最可能含有毒质；（5）女性的嗅觉在孕期恶心阶段变得过分敏感，而之后则比平常要更不敏感；（6）靠采摘觅食的人们（应该也包括我们的祖先）摄取植物毒质的风险会更高，因为他们吃的是野生植物而不是专门种植的可口庄稼；（7）孕期呕吐是超越人类文化共通的；（8）有严重孕期呕吐的孕妇流产的可能性会更小；（9）有严重孕期呕吐的孕妇生出先天畸形儿的可能性更小。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婴儿制造系统应当如何工作与现代女性的感觉如何，这之间的匹配吻合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也令人更加相信普洛菲特的假设是正确的。
人的心智是进化的产物，所以我们的心智器官要么也存在于猿的心智中（或许也包括其他哺乳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心智中），要么是对猿的心智的改进版。这种猿具体来说，是生活在非洲大约600万年前的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许多关于人类进化的书的标题都提醒了我们这个事实：《裸猿》《电猿》《香猿》《偏猿》《水猿》《思考之猿》《人猿》《讲话的猿》《第三种猩猩》《被选中的灵长目动物》等。有些作者激烈地认为：人与黑猩猩几乎没什么不同，任何强调具体的人类禀赋的言行都是傲慢的沙文主义或者等同于神创主义。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是一个进化论框架的反证法。如果理论说“人至多就是刮光了毛的猴子”，就像吉尔伯特和苏利文在《公主艾达》（Princess Ida）中所讲的那样，这就无法解释人和猴子为什么有着不同的心智了，而显然这是个明确的事实。
我们是会说话的、赤条条的、不匀称的猿，但我们还有着与其他猿显著不同的心智。智人超大尺寸的脑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杰出的进化适应。它使我们能够在地球上任何一种生态系统中栖居、重新塑造这个星球、在月球上行走并发现自然界的秘密。而黑猩猩尽管被宣称智力很高，却已是依赖于有限几处丛林的濒危物种了，而且它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几百万年前无异。我们对于这种差异的好奇心，让我们不仅仅满足于我们与黑猩猩的DNA绝大多数都相同这样的事实，以及这种小差异都导致巨大效应这种一般性推断。30万代的进化和多达10兆字节的潜在遗传信息足以使人的心智改头换面。的确，心智应当要比身体更容易重新塑造，因为软件要比硬件更易于修改。我们不应该为发现人类具有了新的认知能力而惊讶不已，因为语言已足够神奇。
上面这些例子都与进化论相容。进化确实是一个保守的过程，但它不可能过于保守，否则我们就还是池塘里的泡沫呢。自然选择将差异传至后代，并使它们专业化分工，从而适应特定的环境。任何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都有例子表明某个物种或某群物种拥有独特而复杂的器官：象的鼻子、独角鲸的长牙、鲸的鲸须、鸭嘴兽的鸭嘴、穿山甲的盔甲等。它们常常在地质学年表中迅速进化。第一头鲸大约进化于1000万年前，它与它目前活着的最近的亲戚，如牛和猪类的有蹄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如果按照人类进化这类书的精神，一本关于鲸的书该被称为《裸牛》。但如果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在为鲸与牛之间的相似性不厌其烦地击节赞叹，却一点都没有讨论进化适应怎样造成它们之间的差异，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认为心智是一种进化适应，并不是说所有的行为都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适应。自然选择并不是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的守护天使，确保我们的行为总是符合生物意义上的适应性最大化。信仰进化论的科学家一直觉得有责任来解释一些似乎像达尔文式自戕的行为，如独身、收养和避孕。他们大胆地推测说，或许独身的人会有更多时间去抚养一大群侄子（女）或外甥（女），这样就可以比只养育自己的孩子繁殖复制更多他们的基因。但这种牵强附会是不必要的。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阐述了理由，他将进化心理学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称为社会生物学的思想流派做了区分（尽管这两种思想也有很多重合之处）。
首先，自然选择发挥作用要历经几千代。在人类存在时期的99%的光阴里，人们都身在采集狩猎时代，在一小群游牧部落中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我们的大脑所适应的是那种消失已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全新的农业和工业文明。大脑不是用来应对陌生的人群、上学、书面语言、政府、警察、法庭、军队、现代医学、正式社会组织、高科技以及其他人类后来经历的现象的。既然现代人的心智适应的是石器时代，而不是计算机时代，就没必要绞尽脑汁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寻求进化适应上的解释。我们祖先的环境中缺乏现在诱使我们做出非适应选择的机制，如宗教规范、收养机构、制药公司，因此直到最近并没有自然选择的压力来使人类抗拒这种诱惑。如果更新世的大草原上有长着避孕药丸的树，我们进化的结果很可能见之如见毒蜘蛛，避之唯恐不及。
其次，自然选择不是木偶操纵者，凭直接拉拽线绳来操控行为。它靠设计行为的发出者操控行为，其中包含信息处理和目标搜寻，我们称之为心智的机制。我们的心智被设计为做出一般情况下都适应我们祖先环境的行为，但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特定行为都是许许多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为是许多心智模块内部斗争的结果，它是在机会和他人行为的共同约束下所做出的。《时代周刊》某一期封面故事中问道：“通奸——在我们的基因中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通奸或任何其他行为都不可能在我们的基因中。可以想象，通奸的欲望可能是我们基因的间接产物，但其他同样也是我们基因的间接产物会对其有所压制，比如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配偶的愿望。即使这个欲望在激烈混战的脑海中占据优势，它也不可能付诸公然的行为，除非这时恰好有另外一个伴侣正在附近，而想要出轨的欲望在他的内心也占据了上风。行为本身并没有进化，进化的是心智。
只有当人初步了解其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才可能进行反向工程。我们并不了解橄榄取核器，直到我们发现这个装置是用来除去橄榄核，而不是镇纸或是练腕器。在探求设计师的目的时，既要考虑一个复杂设备的各个部分，又要将这个设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如汽车的一个部件——化油器，是设计用来将空气和汽油混搅在一起的，混搅空气和汽油只是一个子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让汽车带着人们到处跑。尽管自然选择的过程本身并没有目标，但它进化出像汽车这样的存在实体，这些实体高度组织化，产生了某种目标和子目标。要进行心智反向工程推理，我们必须厘清所有的目标，并找出它的最终目标。人类心智的设计最终是为了创造美吗？是为了发现真理吗？是为了爱和工作吗？是为了与他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吗？
自然选择的逻辑提供了答案。设计心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复制最大数量的基因，而正是基因创造了心智。自然选择只关心那些自我复制实体的长期命运，也就是那些经过许多代复制后仍保持着稳定的同一性的实体。它预测的只是：那些能表现出可以增进自身复制概率行为的复制器，最后将成为优势物种。当我们问“谁或什么会从进化适应中获益”以及“生物体中的设计究竟是为什么而做的？”时，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答案：长期稳定的复制器——基因。即使我们的身体，我们自身，也不是我们设计最终的受益者。正如古尔德曾说过：“什么是达尔文所讲的‘个体繁殖成功’？它不可能是将某个身体传到下一代——因为说实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让身体随着你走！”哪些基因被自然选择，其标准是基因构建身体的质量，是基因被传至下一代，而不是会腐烂的身体传至下一代；是基因而非身体要经历选择去一天天地生活和战斗。
尽管还有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比如古尔德自己），但基因决定的观点主导了进化生物学，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提出并正在回答这些关于生命的最深刻的问题，比如生命是如何起源的，为什么会有细胞，为什么会有身体，为什么会有性，基因组是如何排列的，为什么动物会相互交流等。对于动物行为研究者来说，基因决定论的重要地位就像牛顿定律之于机械工程师一样。
但几乎所有人都误解了这个理论。与流行的观点恰恰相反，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理论并未说明所有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基因。除了那位用自己的精液为患者人工授精的多产医生、诺贝尔获奖者精子库的捐精者和其他一些狂人外，没有人（或动物）殚精竭虑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基因。道金斯在一本名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书中解释了这个理论，这个比喻是慎重选择过的。人们并没有自私地去传播他们的基因，是基因在自私地传播自身。它们传播的方式是构建我们的大脑。通过使我们享受生活、健康、友情和天伦之乐，基因购买了代表下一代的彩票，在我们进化的环境中它们的胜算很大。我们的目标，是基因复制自身这个终极目标的子目标。但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和基因毫不相干，而是事关健康、爱人、孩子和朋友。
对身而为人的目标和基因自身目标之间的混淆，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一本关于性进化的书的评论者抗议说，人类通奸与对应的动物行为不同，它不可能成为传播基因的策略，因为通奸者采取了避孕措施。但我们在讨论谁的策略？性欲不是人传播基因的策略。性欲是人获取性愉悦的策略，而性愉悦是基因来传播自身的策略。如果基因没有得到传播，是因为我们比它们聪明。一本关于动物情感生活的书中抱怨道，根据生物学家的说法，如果他只是帮助亲戚或交换各自所好，这两者其实都是服务于一方基因的利益，那就根本不是真正的利他，而是某种伪善。这也是在混淆概念。正如蓝图并不一定是标出蓝色的建筑图纸，自私的基因也不一定是指自私的生物有机体。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有时基因所做的最自私的事情就是构建了一个不自私的大脑。基因是剧中的一幕剧，而不是剧中演员的内心独白。
进化心理学VS标准社会科学模型
本书的进化心理学是对我们知识传统中关于人类心智正统观点的背离，这种主流观点被托比和考斯迈德斯冠名以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 SSSM）。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对生物学和文化做了根本的区分。生物学赋予了人类5种感觉、几种驱力（如饥饿和恐惧），还有学习的一般能力。但根据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生物进化已经被文化进化所取代。文化是一种自治的存在现象，它具有一种令自身不朽的愿望，并通过树立期望和分配角色来实现这种愿望。不同社会的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改良者也接受这种思路。生物学只不过“与文化同等重要”，改良者认为，生物学给行为做了“限定约束”，所有的行为都是二者的混合体。
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不但成为知识界的正统，而且还占据了道义上的权威地位。当社会生物学家首先开始挑战它时，他们遭到了凶悍的反击，其凶猛程度即使是以学术诽谤的标准来衡量也极不寻常。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Wilson）在一次科学会议上被人浇了一壶冰水，学生们拿着手提大喇叭叫嚣着要开除他，张贴海报鼓动人们在他的讲座上鼓噪添乱。“科学为人民”以及“反种族主义、反智商、反等级社会大运动”这类组织发表了愤怒的宣言和连篇累牍的檄文。在《不在我们的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一书中，理查德·列文廷（Richard Lewontin）、斯蒂文·罗斯（Steven Rost）和列昂·卡明（Leon Kamin）影射了唐纳德·西蒙斯的性生活，将理查德·道金斯的一篇辩驳文章篡改为语无伦次的昏话。道金斯提到基因时说：“它们创造了我们、身体和心智。”这些作者不断重复地引述为：“它们控制了我们、身体和心智。”在《科学美国人》刊登一篇关于行为遗传学的文章时（文章主题是对双生子家庭和被收养的研究），他们将文章起名为《再谈优生学》（Eugencis Revisited），暗指那场旨在改良人类现存基因的臭名昭著的运动。当该杂志提到进化心理学时，他们将文章称为《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The New Social Darwinists），暗指19世纪那场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资质禀赋差异的运动。即使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生物学实践者、灵长类动物学家萨拉·布拉弗·赫蒂（Sarah Biaffer Hrdy）也说：“我怀疑是否应当在高中阶段，甚至是本科阶段教授社会生物学课程。社会生物学所传达的整个信息都是导向个体的成功。这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除非学生已经具备了适当的道德架构，否则我们教这些可能会培育出社会恶人来。这倒是完全符合雅皮士们‘自我优先’的精神气质。”
整个学术圈都加入了这场闹剧，对可能需要在实验室或实地反复讨论的实证问题干脆进行投票表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对“牧歌般平等主义的萨摩亚人”的描绘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一份奠基性文件，当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证明她列举的事实有惊人的错误时，美国人类学学会在他们的会议上投票表决，指责弗里曼的研究结果是不科学的。1986年，20位社会科学家在一次名为“脑与侵犯性”的会议上起草了《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该声明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并由几家科学组织共同签署。声明宣称要“挑战一些已被提出但未经证实的生物学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已被用来对暴力和战争进行合理化解释，而解释者甚至包括我们学界中的一些人”：
说“我们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制造战争的倾向”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说“战争或任何其他暴力行为是在基因上深植于我们人性中”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说“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自然更倾向于选择侵犯性行为而不是其他行为”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说“人类有一个‘暴力的脑’”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说“战争是由‘本能’或任何其他单一动机导致的”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我们的结论是，生物学并没有宣布人类注定会进行战争，人性可以从生物学悲观主义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被赋予信心来承担国际和平年和未来岁月中所需要的改造性使命。
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德确定感刺激了这些学者们去曲解引用观点、封杀思想、对观点提出者进行人身攻击、以未经授权的组织或不得人心的政治运动给这些异见者抹黑，发动权威机构确立何为正确与错误的规则？这种确定感源于对人类秉性的3个假定含义的反对。
第一，如果心智有一个天生结构，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阶层、性别，以及种族）就会有不同的天生结构。这就为歧视与压迫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第二，如果诸如侵犯、战争、拉帮结派以及追逐地位和财富这些可憎的行为是天性，那么它们就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好的。即使这些行为被认为不好，由于它们是基因决定的，没办法改变，所以试图进行社会改革是徒劳无功的。
第三，如果行为是由基因导致的，那么个人不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如果强奸犯是遵从生物学的指令来传播他的基因，那就不是他的错。
大概除了几个愤世嫉俗的辩护律师和逻辑混乱的半瓶子醋，他们都不大可能去读《纽约书评》中的宣言，事实上没有人得出这些怪异的结论。这些实际上被认为是无人指导的大众可能会得出的推论，所以这些危险的观点自身必须被压制。事实上，这3个论断的问题不在于其结论太令人生厌，因而任何人都不应当沦于这种观点的立场。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这种危险立场；这些论断是不合前提的推论。要揭示其错误，只需检验一下理论的逻辑，将科学问题与伦理问题区分开来即可。
我认为科学家不应当躲在象牙塔里追求真理，而不受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干扰分心。任何一项涉及其他生命的人类行为都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也是道德哲学的研究内容，二者都很重要，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关于人性的辩论已被一种思想惰性所搅混，这种惰性体现在出现道德问题时不愿意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论。这种趋势不是根据权利和价值的原则去推理，而是套用现成的道德标准，或是宣传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好人性，干脆省掉了我们对道德问题的争论。
大多数的人性讨论中的道德等式都很简单：天生等于右翼，等于坏的。现在，许多遗传论运动都是右翼的和坏的，比如种族优化论、强制绝育、种族灭绝、建立在种族和性别差别上导致的歧视，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等级差异的合理化解释。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功绩在于，它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石，以供深刻的社会批判削弱这些实践运动的基础。
但这个道德等式错的时候和它对的时候一样多。有时左翼的实践行动同样是坏的，作恶者用标准社会科学模式对人的天性的否定来想方设法使他们的恶行合理化。异议观点反映的不是导致不同结论的理性思想实践，而是大相径庭的文化产物，这种文化产物能够被根除，方法就是再造社会，对被旧的养育方式所污染的人进行“再教育”，以及如果必要的话，从还是白板一块的全新一代重新开始。
有时左翼立场是正确的，因为否定人的天性是错误的。在《心与智》（Hearts and Minds）中（1974年一部关于越战的纪录片中），一个美国军官解释说，我们不能将我们的道德标准应用在越南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强调个人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在家人被杀害时不会承受我们那么大的痛苦。导演在播放这段引语时，选取的镜头画面是在一位越南死者的追悼会上恸哭的哀悼者，它提醒我们爱与悲伤的普遍性直接驳斥了那个军官令人厌恶的理论解释。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负疚的母亲一直在忍受着一些荒谬理论对她们的谴责，这些怪谈将孩子们的每一种机能障碍或差异都归咎于母亲（母亲的信息相互矛盾导致精神分裂，冷漠导致自闭症，专横跋扈导致同性恋，放任导致厌食，母爱不足导致语言障碍）。痛经、孕期呕吐、分娩疼痛被草率地解释为女性对文化期望的“心理”反应，而不被当作正常的健康问题来治疗对待。
个人权利的基础是假定人们具有愿望和需求，并且有权确定这些愿望和需求是什么。如果人们连表达的愿望和需求只是一种可以被抹灭的刻痕，或是经由一种可被重新塑造的洗脑过程而得，那么任何的凶残暴行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合理的借口。因此，那些诸如迈克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和一些学院派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时髦的“解放式”意识形态令人啼笑皆非。他们援引社会适应性的“内化权威”“错误意识”或是“不真实偏好”来解释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人们喜欢那些据称是用来压迫他们的东西。对人性存在持否定的态度，就和对其施以过多的强调一样，都可以被扭曲成为替暴行开脱的思想基础。无论是目的有害，还是观点错误，我们都应当将之大白于天下，而不应将二者混淆。
那么人类秉性的3个假定含义究竟怎样呢？第一个“含义”——人类秉性意味着人类天生的差异——根本就没什么意义。我主张的心智设备是每一位神经系统正常的人都配备的。人们之间的差异与那套设备的设计无关。这些差异很有可能源于装配过程的随机变异或不同的生活经历。即使这些差异是天生的，它们也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智设备中的数量差异和微小变体（像是某个特定的模块能够多快地进行运作，哪一个心智模块能在内心交战时取得上风等），不一定就比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所允许的先天差异种类（更快的通用-目的学习过程、更强的性驱力）更有害。
心智的普遍结构不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事实就是如此。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指出了有性繁殖的一个基本后果：每一代中，每个人的设计图都与其他人的混杂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性质上很相似。如果两人基因组是根据不同种类的机器设计的，比如电动机和汽油发动机，新的混合成品就是一个不能工作的机器。自然选择是一种物种内部的同质化力量，它消除了绝大多数宏观设计变异，因为这些变异不是对现状的改进。自然选择确实有赖于曾经的变异，但是它取自这种变异并将之耗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普通人都具有相同的身体器官，为什么我们也一定都有相同的心智器官的原因。当然，人们之间也一定有微观变异，大多是我们蛋白质的分子排列顺序中的细微差异。但在身体和心智的功能性器官层面，人们的工作方式都是一样的。尽管只要我们还活着，探究人们之间的差异就对我们有着永无止境的诱惑，但这些差异在我们理解心智如何工作时没有好处。同样，整个人群的平均差异——无论其来源如何——对于理解心智如何工作也都无甚帮助。
性别差异当然是另一回事。男女性器官的显著差异提醒我们，性别不同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设计，我们知道这种差异来自一个基因“开关”的特殊小装置，它引发了一系列生物化学的连锁反应，从而激活或抑制了整个脑和身体的基因大家族。我将会在其后列出一些证据，证明这样的效应的确会为心智运作带来若干差异性。作为又一个不鲜见于针对人类天性的学术政治的讽刺，这项受进化论启发的研究所提出的性别差异紧紧围绕着繁殖及其相关领域，这比起一些女性主义学派所骄傲宣称的差异来说，要少讨人嫌得多。这些“差异女性主义者”宣称的内容包括：女性不用抽象的线性逻辑推理；她们不运用怀疑主义来处理问题。或通过严格争论来评估思想观点；她们对一般性道德原则以及其他侮辱，不做争辩。
但最终我们不能只看谁被描绘得更顺眼，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偶然发现的这些群体差异。这里我们必须准备好进行一次道德争论。基于种族、性别或族裔而歧视某个人是错误的。对于以上论点，我们可以运用许多与人群的平均特征无关的方法，来对其加以辩护。可以争辩说，因为个人不可控制的因素而剥夺这个人的社会福利是不公平的；或者遭受歧视的受害者对歧视的体会是一种极度痛楚的体验；或者受害群体易于做出激烈的反应；或者歧视倾向于上升为像奴隶制和种族灭绝这样的恐怖事件。那些主张扶持行动的人认同反向歧视是错误的，但他们争辩说这是为了纠正更大的错误。所有以上这些争辩，都不会因为任何科学家在未来可能会发现的任何新论据而受到半点影响。关于群体差异，必须有请格劳利亚·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发言：“真的没有太多需要一个阴茎或者一个阴道的工作，所有其他的职业应当对所有人开放。”
关于人类天性的第二个假定含义是，如果我们卑贱的动机是天生的，它们就不可能坏到哪里去。这个谬误太过明显，甚至都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自然主义谬误，这种观点认为凡是自然中发生的都是对的。忘掉野生动物纪录片中浪漫的胡说八道吧，那些片子里所有的生物无论大小，其行为都是为了生态系统的更大福利与和谐。正如达尔文所说：“要记录大自然笨拙、浪费、错误百出、低俗和可怖残酷的工作，这个魔鬼的随军教士该怎么写这样一本书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姬蜂，它用蜂针将一个毛毛虫蜇得不能动弹，将卵产在毛毛虫的身体里，这样它的幼虫能够从里面慢慢地蚕食光毛毛虫活着的肉体。
像其他物种一样，智人也干着卑劣的行当。从《圣经》到现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充满了谋杀、强奸和战争；诚实的民族学研究显示，现今与世隔绝的原始人群像我们其他现代人一样野蛮残暴，而远不是高贵和平。喀拉哈里沙漠的！Kung人常被认为是相对爱好和平的人，确实如此，如果与其他现存的原始人群相比的话：他们的谋杀率仅仅与底特律的一样高。我的一个语言学家朋友研究亚马孙雨林的Wari人，他知道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汇表示可吃的东西，其中包括任何不是Wari人的人。当然人类并没有一种“战争本能”或是一个“暴力的脑”，像《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中所言，但人类也并不一定有一个爱好和平的本能或非暴力的大脑。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人类历史和人种史都归功于玩具枪和超级英雄的卡通形象。
这意思是说，“生物学宣告了人一定会进行战争”（或强奸、谋杀或成为自私的雅皮），任何对减弱这种宿命的乐观都会被扼杀吗？没有人需要科学家来说明一个道德观点：战争无益于孩子和其他生命的健康。也没有理论证明：某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某段时间比另一段时间更加太平，所以我们要试着了解和效仿那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人需要《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这样的陈词滥调或者假情报，声称未发现动物之间有战争，以及动物的统治等级制度是一种令群体受益的凝聚和亲密形式。了解人类恶毒心理的现实不会伤害什么，因为这么做是值得的。模块组合的心智理论既承认导致恶行的天性动机，也承认能够避免恶行的天性动机。这并不是进化心理学的独家发现，所有的主要宗教都认识到，心智活动常常是一场欲望与良知之间的斗争。
当提到改变坏习惯的希望时，传统智慧再次需要被逆转：复杂人性论比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白板说承认更多要改变的范畴。一个结构丰富的心智允许大脑中进行复杂的交涉协商，一个模块能够破坏另一个模块的丑恶设计。而在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中，抚育常被说成具有一种潜移默化、无法逆转的力量。“是男孩还是女孩？”是我们关于新生儿问的第一个问题，从那时起，父母对待儿子和女儿的方式就有所不同：他们对男孩和女孩的抚摸、安慰、喂母乳、纵容和讲话的数量与程度都不一样。照这样看来，除非我们在每一个产房里派驻育婴警察，防止母亲使用男女有别的方法对待婴儿，那这样一代传一代的行为模式循环将是牢不可破的。文化会宣判女性天生次等，我们将受缚于文化悲观论的奴役，怀疑自己无力承担变革性的任务，仰天浩叹，无能为力。
自然并没有主宰我们应当接受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有说法认为，自然选择设计女性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抚育孩子长大成人，而设计男性和女性就是为了异性交媾。对这些陈词滥调，一些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激进分子做出了愤怒的回应。他们从这种说法中看出了性别歧视和憎恶同性恋的隐含内容：只有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才是“自然的”，非正统的生活方式将遭到谴责。例如，小说家玛丽·高登（Mary Gordon）嘲笑了一个历史学家认为所有女性的共同之处就是生育孩子的能力，她写道：“如果界定成为女性的性质是生育孩子的能力，那么不生孩子（像比如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和葛丽泰·嘉宝就没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没能履行天命了。”我不大明白“界定成为女性的性质”和“履行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确实知道，幸福和美德与自然选择如何令我们在祖先的环境中胜出没有丝毫关系。这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虚伪，尽管我是一个正统的异性恋白人男性。自从我具有了生育能力以来，我一直主动地选择不生小孩（到目前为止），而将我的生物资源挥霍在阅读和写作、做研究、帮助朋友和学生以及绕圈慢跑上，全然不顾传播基因的神圣指令。按照达尔文主义的标准，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可悲的失败者。如果说我是酷儿国的正式成员，别人不会有丝毫怀疑。不过我高兴这样做，如果我的基因不喜欢，它们尽可以跳湖去。
最后，将坏行为归罪于基因怎么样？E.O.威尔逊在一本书中写道，男性对一夫多妻制的愿望要比女性对一妻多夫制的愿望强烈得多；而神经科学家斯蒂文·罗斯在评论这本书时谴责威尔逊，说他真正的意思其实是“女士们，不要怪罪你们的丈夫四处留情，他们在基因上就是被这么设计的，这可不是他们的错”。罗斯自己与列文廷和卡明合著的书叫《不在我们的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书名是暗指了莎翁的《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
男人，在某段时间里，是他们命运的主人；
过错，亲爱的布鲁特斯，不在我们的星座中，
而在于我们自身……
对卡西斯来说，被认为导致人类过错的设计不是遗传基因，而是星相。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任何行为的原因，不仅是基因，都提出了自由意志和责任的问题。解释行为与将行为归咎他因的差异是道德推理的古老主题，这体现在格言“理解就是不谅解”中。
在科学时代，“理解”意味着尝试将行为解释为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基因、脑的解剖结构、生物化学性状、个人的家庭教养方式、社会对待他的方式和冲击个体的刺激物。果不其然，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不只是星座或基因，都已经被不当地引用为我们过错的来源，而且断言我们不是我们自身命运的主宰。
1.基因。1993年，研究人员确定了一种基因，它与无法控制的暴力勃发有关。（“想想它的含义吧，”一位专栏作家写道，“或许有一天我们就会有根治暴民的良药”。）之后不久就自然出现了这样的头条：“男人的基因使他去杀人，他的律师如此辩护。”
2.脑的解剖结构。1982年，一位证人出席了用精神失常理由为约翰·亨克利（John Hinckley）的辩护，他是一位专家。亨克利枪击总统里根和其他3名男性，目的是为了给女演员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留下深刻印象。专家辩称，对亨克利脑部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AT）显示他的脑沟加宽，脑室变大，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征兆，也就是他有一种心理疾病或缺陷，而他的行为可以归咎于此。法官排除了这项证据，但神智失常的辩护自此广为流传开来。
3.生物化学性状。1978年，丹·怀特（Dan White）从圣弗朗西斯科顾问委员会离职后，步入乔治·莫斯库恩（Mayor George Moscone）市长的办公室，恳求复职。在遭到莫斯库恩的拒绝后，怀特开枪将他射死，然后又沿着大厅走到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顾问的办公室，将他也射杀。怀特的律师成功地辩称在怀特犯罪的时候他已缺乏控制能力，而并不是预先策划了犯罪行为，因为他耽于进食甜腻的垃圾食品，而摧残了他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怀特被判冲动性过失杀人，在狱中服刑5年，这要归功于他臭名昭著的“甜点抗辩”策略。与之类似，还有一桩名闻遐迩的“经前综合征抗辩”，狂暴的荷尔蒙为一位外科医生开脱了罪责，这位外科医生在警察拦截她酒后驾车时攻击了警察。
4.个人的家庭教养方式。1989年，莱勒和埃里克·门内德斯（Lyle and Erilk Menendez）兄弟冲入他们百万富翁父母的卧室，用散弹枪杀死了父母。在炫耀了几个月他们的新保时捷和劳力士之后，他们承认枪杀了父母。他们的律师辩称，此案应作为陪审团悬而未决的案子，并称被告属于自我防卫，尽管事实是，当时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正躺在床上吃着草莓和冰激凌。律师说，由于多年来遭到父亲在身体、性和情感方面的虐待，门内德斯家的男孩们精神上已经受到了创伤，以至于相信父母将杀死他们。在1996年新的审判中，兄弟二人被认定谋杀罪成立，被判无期徒刑。
5.社会对待他的方式。1994年，柯林·弗格森（Colin Ferguson）登上一列火车，开始随意枪击白人乘客，射杀6人。激进律师威廉·昆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准备援引“黑人爆发综合征”来为他辩护，该理由意指一个种族主义社会中的非裔美国人在不断积蓄的生活压力下，可能会突然爆发。弗格森拒绝了这个提议并在此案中自我辩护，结果不成功。
6.冲击个体的刺激物。1992年，一位等待执行的死刑犯申请上诉法院减轻对他强奸和谋杀罪的判罚，因为他是在色情作品的影响下才犯罪的。这种将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归咎于色情作品的辩护对女性主义学派是一种讽刺，它对强奸的生物学解释减轻了强奸犯的责任。
随着科学不断进步，对行为的解释变得不那么充满奇思妙想，“令人发指的脱罪行为”（丹尼特语）却越来越可能发生。如果没有一种更清晰的道德哲学，任何的行为理由都可以被用来削弱自由意志，进而削弱道德责任。无论科学究竟发现了什么，科学似乎都注定要不断蚕食意志，因为科学的解释方式与意志背后无理由因果的神秘概念无法相容。如果科学家想要证明人具有自由意志，他们需要找寻什么呢？难道是大脑里随机发生了一些神经信号，这些信号经过其余部分不断地扩大，最后产生了行为？但一个随机事件并不比一个法律事件更符合自由意志的概念，也不能作为长期寻求的道德责任范畴。如果一个人的手指被固定连接在一个轮盘赌的转轮上，当这根手指被牵着扣动扳机时，我们不能判定这人有罪；那如果这个轮盘赌转轮在他的脑袋里，为什么就该有所不同呢？另一个不可预测的起因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这个起因也被建议作为自由意志的来源，这就是混沌理论。它也是老生常谈。一只蝴蝶振动翅膀会引发一系列效应扩大性事件，最终积聚成为一场飓风。会导致行为飓风的一次脑中振翼，如果能被找到的话，也将仍是一个行为缘由，而不适合于作为道德责任基础的无起因自由意志的概念。
要么将所有的道义都废除为不科学的迷信，要么我们找到一种方式将因果关系（遗传与否）与责任和自由意志调和。我怀疑，我们的困惑永远也不会彻底解决，但我们一定可以调和一部分。像许多哲学家一样，我相信科学与伦理是这个世界上相同的存在实体之间运行的两个独立系统，就像扑克和桥牌是用相同的52张牌所玩的不同游戏一样。科学游戏将人们看作物质实体，它是通过自然选择和神经生理学引发行为的物理过程。伦理游戏将人们视为同等的、有感觉的、理性的和有自由意志的行为者，它是通过行为的固有性质或其后果来分配道德价值的计算。
自由意志是人类的理想化，从而使道德游戏能够玩得下去。欧式几何需要像无限的直线和完美的圆圈这样的理想化模型，它的推理是合理并且有用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无限的直线或完美的圆圈。这个世界非常接近于公理能够实际应用的理想状态。与之类似，伦理理论需要像自由、感觉、理性、同等的行为人，而其行为无前因这样的理想化模型，它的结论是合理而有用的，即使从科学的视角看，这个世界没有无前因的事件。只要逻辑推理还没有被彻底胁迫或是出现功能障碍，这个世界就足够接近自由意志的理想化，令道德理论能够得到有意义的应用。
科学和道德是两种不同层面的思维。只有把它们看作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才有可能同时拥有两者。假如只有在人群所表现出的平均能力都是一样时，歧视才是错误的；如果仅当其行为不可思议时，人们才为其行为负责，那么，要么科学家们必须准备去捏造他们的数据，要么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准备放弃我们的价值观。科学的争论将会变成《国家讽刺》杂志的封面所展示的那样：一只小狗被枪顶着它的头，标题是《买这本杂志，否则我们就杀了这只狗》。
将行为的因果解释和道德责任分割开来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一争论人性和道德的大戏里，最新的变化是来自所谓的同性恋基因的发现，即一种显示某些男同性恋取向的染色体标记，遗传学家迪恩·哈默（Dean Hamer）将其识别出来。令《科学为人民》的拥趸们困惑的是，这次是遗传学解释在政治上正确了。它驳斥了右翼分子，如丹·库埃勒（Dan Quayle），库埃勒曾说同性恋“更像是一种选择，而不是生物学的状态。它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认同男同性恋基因的人认为，同性恋不是一种同性恋者应当承担责任的选择，而是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非自愿取向。但这个推理是危险的。有人认为同性恋基因影响某些人去选择同性恋。就像所有好的科学一样，哈默的结果或许有一天会被证伪，到那时我们将站在什么立场？对同性恋者根深蒂固的偏见就对吗？反对迫害同性恋者的论争一定不能建立在同性恋基因或同性恋大脑上，而要基于人们享有权利可以去做私人之间达成共识的行为，而不应为此受到歧视或骚扰。
将科学与道德推理分置于不同的领地也是我反复把心智比作机器、把人比作机器人背后的原因。这样会不会将人类去人性化和客观化，使我们把人们当作无生命的物体呢？就像一位人文学者曾经在网络上所写的，难道这不会否定所有人类所能感受到的经验，而让我们最终将“他”和“它”视为一体，进而为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吗？不会，除非这个人的心智素养水平已经高到使其不能在不同的场合之间转换角色，从而根据不同的目的来将人们加以概念化。一个人是一台机器，还是一个有感觉的自由行为人，这取决于讨论的目的；正如他是一个纳税人、还是一个保险推销员、一个牙科病人以及飞机上的压舱物，这取决于讨论的目的。机械学的例子使我们能够理解是什么让我们持续运转，以及我们是如何适应自然宇宙的。当这些讨论结束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把每个人都当作自由高贵的人来谈论彼此。
将道德和政治目的的科学心理学混淆，以及由此导致的相信心智无序的压力，已经在学术界和现代思想话语圈中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我们许多人都曾感到不解，不知道为什么人文学界转眼间便笼罩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教义的掌控之下，客观性是不可能实现的，意义是自我冲突的，现实是被社会构建的。当我们在考察一些典型的陈述时，可以看出，这个动机愈发明显，如“人类建构并利用了社会性别——人类能够解构和停止利用社会性别”，以及“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论不是自然固有的，而是被社会建构的，因而也是可以被解构的”。现实不认可分类、知识和世界本身，故而现实也可以拒绝接受社会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刻板印象。这种教条基本上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得出结论，它认为压迫女性、同性恋者和少数人群是坏的。这种非“自然固有”即“社会建构”的二分法表现出了想象力的贫乏，因为它忽略了第三种可能：一些范畴是被设计来与自然固有的东西紧密配合的，它们是复杂心智的产物。
在标准范式的教义之下，身处主流的社会评论家也可以得出许多荒谬的结论。小男孩被鼓励去辩论与争斗。孩子们学会将甜品与愉悦联系在一起，因为父母用甜品作为吃菠菜的奖励。十几岁的青少年攀比长相和打扮，因为他们效仿拼写大赛和获奖庆典中的榜样们。男人被社会化到相信性爱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次高潮。80岁的老妪被认为没有20岁的姑娘更有外表上的吸引力，是因为我们的阴茎崇拜文化将年轻女孩转化成欲望的膜拜物。不只是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令人瞠目的说法，而且我们很难相信，这些说法的提出者在内心深处会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这种主张在提出时都未曾考虑它们是否正确，它们是我们时代的现世教义问答的一部分。
当代社会评论建立在对心智的过时概念构架上。受害者在压力下爆发，男孩们被训练成习惯于做某事，女人们被洗脑后看重另一些事，女孩们被教育要如此如此。这些解释都从哪里来？它们来自19世纪弗洛伊德的水力模型，行为主义分泌唾液的狗和会按键的小鸟，劣质冷战电影中操纵心智的场景，《父亲最清楚》（Father Knows Best）中天真、顺从的孩子们。
但当我们环顾四周时，我们感觉到这些过于简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事实。我们的心智生活是一个派系竞争的嘈杂议会。在对付他人时，我们推测他们同我们一样复杂，我们猜测他们在猜测我们在猜测他们在猜测。孩子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公然反抗他们的父母，并使父母所有的期望受阻：一个孩子克服可怕的环境，过上了满意的生活；另一个孩子得到了各种舒适生活，长大后却没有任何缘由成为叛逆者。一个现代国家放松了它的管制，它的人民充满热情地继承了他们祖父辈之间的相互仇杀。还有，我们仍没见到机器人出现在我们的身旁。
我相信，一个由自然选择设计的、许多计算组块构成的心理是我们掌握心智如何工作的最佳途径，这是它为什么如此复杂的原因。但我没想着单凭这一章简短的开场白就说服你。证据必须来自对问题的洞察，这些问题包括立体图如何工作，什么令风景优美，为什么我们觉得吃虫子恶心，以及为什么男人杀死疏远他们的妻子，等等。到现在为止，无论你是否已经被这些论证说服，我都希望它们能激发你的思考，让你对接下来我要做出的解释产生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