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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走的路1:心智成熟的旅程》信仰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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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律的不断加强,爱和人生经验一并增长,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周围的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不过,由于天赋以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每个人对人生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常常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对于人生都有各自的认识,有着或广阔或狭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可以说,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对人生的认识和了解就属于信仰的范畴。虽然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但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通常,我们对信仰的定义过于狭隘。我们认为,拥有某种信仰,就意味着要相信神灵,加入某个信徒组织,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去教堂,也不相信超自然的神灵,我们就会认为他没有信仰。有的学者还发表这样的言论:“佛教不是真正的信仰。”“一神论者没有任何信仰的成分。”“神秘主义是哲学而不是信仰。”我们容易把信仰过于简单化和单一化,正因为如此,某些事实令我们大惑不解,比如: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都以基督教徒自居?为什么和某些经常做弥撒的天主教徒相比,某些无神论者更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我在指导新来的心理医生实习时,经常发现他们对患者的人生观、世界观毫不在意。患者不信神灵或从不参加教会活动,并且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医生就认为这些患者确实没有信仰,因此也就不必再去了解其信仰。事实上,对于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看法与信念,只是未必说出来而已。例如,患者是否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混沌状态,只有及时行乐才是最现实的活法?是否认为他们生活在人吃人的世界里,只有残酷无情的人才能变成强者?是否认为世界充满善意,人人都会得到帮助和支援,所以任何人都不必为身处困境而过分烦恼?是否认为世界欠他们很多?是否认为世界自有严厉的“隐形”法律,任何人行为不端,终将受到惩罚?

人们的世界观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相去甚远。医生迟早都会与患者的世界观发生冲突,甚至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所以应该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工夫。患者的心理问题,常常与世界观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对于他们的治疗,就涉及对其世界观的纠正和调整。我总是这样提醒接受我指导的实习医生:哪怕患者自称不信宗教,也要弄清他们所信奉的东西。

一个人的信仰与世界观,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意识层面。多数患者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潜意识内容,以及对世界真正的看法和整体的观念。他们自认为笃信某种宗教,其实信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

斯图尔特是位出色的企业工程师,他50多岁时,突然极度消沉起来。他的事业一帆风顺,又堪称理想的丈夫和父亲,他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甚至是个坏家伙。他抱怨说:“也许我哪天死掉了,对这个世界更有好处。”他的话完全是内心感受。他感到自卑,经常失眠,烦躁不安——这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他还曾两度自杀未遂。病情严重时,他甚至无法吞咽食物。他觉得喉咙严重梗塞,有时只能进食流质食物,但是体检证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他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工作者,对于这样的信仰,他没有怀疑也没有抱怨。他对我说:“我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据说信奉充满爱心的上帝,或许对我的成长更有好处,可是我从小就听够了这一套谎言,我是不可能再上当的。”他的童年是在观念保守、民风淳朴的美国中西部度过的,父亲是个牧师,母亲也是虔诚的教徒,不过斯图尔特长大以后,很快与家庭和宗教脱离了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斯图尔特在我的鼓励下,开始对我说起他做过的短暂的梦:“我回到童年时代,回到了在明尼苏达的家乡。我好像还是个幼小的孩子,可我分明知道,我仍旧是现在的年龄。有一天晚上,一个男子突然走进房间,想要割断房间里每个人的喉咙。我好像从没见过这个人,但奇怪的是,我知道他是谁——他是我高中约会过的一个女孩的父亲。梦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惊恐地醒过来。我知道,那个男人想割断我们的咽喉。”

我让斯图尔特尽量回忆过去,把他了解的那个男人的情况都告诉我。斯图尔特说:“其实很简单,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有几次,我把他的女儿送回家,或是去接他的女儿参加派对。我和她很少有过真正的约会。”他拘谨地笑了笑,又说:“我在梦里觉得,我接触过他本人,而在现实中,我顶多是从远处望见过他。他在我当年居住的小镇火车站当站长。夏天的傍晚,我去看火车进站,偶尔会看见他站在站台上指挥。”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小时候,我也在火车站附近消磨过不少慵懒的夏日,也喜欢看着火车在车站进进出出。火车站是热闹又有趣的地方,而站长是这里的总导演。他似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拥有无上的权力。他知道火车经过哪些大城市,哪趟火车停靠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站,哪趟火车会疾驰而过,一刻也不停留。站长还负责安排铁路的转轨,设置火车进出的信号,负责收发无数邮件。他还会在车站电报室里,使用我们当时无法理解的密码,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

我对斯图尔特说:“你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我相信你的话。不过,我想你的潜意识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上帝的——你信仰的是个可怕的、想割别人喉咙的上帝。”

我的怀疑没有错。斯图尔特也意识到,他有一种古怪而可怕的信仰——世界被邪恶的势力所操控,它想割开他的喉咙。任何冒犯或者错误的行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而他心目中的冒犯或者错误,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调情行为,例如偷偷亲吻站长的女儿。他表现出的症状,就是头脑中自我惩罚的潜意识。他希望通过被人割断喉咙这样的意象,来逃避上帝对他的惩罚。

斯图尔特的心里,为什么隐藏着邪恶的神灵与邪恶的世界?这种消极的观念从何而来?人们怎样形成各自的信仰?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哪些因素……这些问题很复杂,本书无法一一解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信仰都来自其文化环境。欧洲人大概认为上帝应该是白人,非洲人则相信上帝是黑人。印度人更容易成为印度教徒,并形成相对悲观的世界观;生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人大多会信奉基督教,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比印度教徒乐观得多。我们通常很容易接纳周围人的信仰,并把口耳相传的东西视为真理。

形成信仰的基本因素来自我们成长的家庭环境。父母是我们信仰的培植者,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话语,更在于他们处事的方式。比如,他们之间如何相处?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如果说世界是大宇宙,那么家庭就是小宇宙,在家庭的见闻和感受,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父母的言行举止,为我们创造了独有的外在世界,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我同意你的说法。”斯图尔特说,“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上帝,他会割断我们的喉咙,可我不清楚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小时候,父母就说:‘上帝是爱芸芸众生的,我们也要去爱上帝和耶稣,而且爱无所不在。’”

“既然如此,想必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是吗?”

他瞪大眼睛说:“你是在开玩笑吗?我根本不幸福。我的童年太痛苦了。”

“为什么痛苦呢?”

“我几乎天天挨打。皮带、木板、扫把,都是父母教训我的工具。不管做错什么,我都会挨打。他们还说,每天打我一顿,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而且能促进我的道德修养。”

“他们是否威胁过要掐死你,或割断你的喉咙?”

“没有。不过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小心谨慎的缘故,不然他们真的可能那样做。”说到这里,斯图尔特突然停住了,他沉默了好久,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他面色凝重地说:“我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斯图尔特不只是唯一相信“恶魔上帝”的人,另一些患者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提到上帝,他们就感到恐惧。当然,在人们的头脑中,“恶魔上帝”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我说过,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就像是神和上帝,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宇宙间的至高法则。孩子对所谓神性的了解,往往来自父母的人性——父母充满爱心,悲天悯人,孩子们就会相信上帝充满爱心,普度众生。这样,即便到了成年,在他们的心中,世界仍和童年时一样,充满爱和温暖。假如父母言而无信,睚眦必报,孩子成年后就会感觉世界充满邪恶。从小得不到关心的孩子,长大后就会缺乏安全感,对世界充满戒心和敌意。

我们的信仰和世界观,常常取决于童年经历的影响,这就构成信仰与现实的对立,也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对立。在斯图尔特心中,世界充斥着邪恶和凶险。童年时代,他必须严格地遵循“家庭小宇宙”的法则,不然喉咙就会被上帝割断。他生活在近乎残暴的成年人的阴影之下。当然,并非所有父母都像斯图尔特的父母那样不可理喻。在世界这个“大宇宙”中,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也有着不同的孩子和父母。

要建立与现实相适应的信仰与世界观,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增进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突破自我界限,涉足更广阔的领域,修正我们的地图。斯图尔特的信仰和世界观,可能仅仅适用于他成长的家庭,而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他的认知显然不切实际。尽管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生活在恐惧中,认为上帝随时会割断他的喉咙,这是典型的移情现象。许多成年人的信仰,其实正是移情的产物。

我们毕竟不是超人,无法超越文化、父母和童年经验的影响,只能依据狭窄的人生参照系来待人处事。人们的感受和观点起源于过去的经验,却很少意识到经验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他们对自己的世界观并没有完整而深入的认识。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布兰恩特·韦吉曾对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深入研究,发现美国人和俄国人在对人性、社会和世界的理解上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双方的交往和谈判,而双方却浑然不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人觉得俄国人怪里怪气,在谈判桌上的言行不可理喻,甚至可能心存歹意,而俄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同样的反感。我们都熟知“盲人摸象”的寓言,其实我们就像寓言里去摸大象的瞎子,没人知道这个巨大的怪物究竟是什么样。我们一味坚持自己的“小宇宙观”,为此不惜与别人对抗,不惜把每一场争执扩大化,甚至将其演变成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