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采访这些修复师时,经常听到一个字,“随”。把颜色跟两边随、把眼睛随上……大致是说,修补的部分要跟原有部分颜色找齐,随上,直到浑然一体,分不出哪儿是原件,哪些地方是后来所补,修旧如旧。
这本书,也是一本“随”出来的书。看完第一集《我在故宫修文物》就决定接下这本书的写作邀请。真正在故宫采访我只做了一周,但这本书的文件夹里,最早的采访始于2010年。为拍故宫里的修复技艺的心口相传,《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带着学生在故宫做田野调查。调研持续了五年,2015年纪录片开拍时,摄制组每个人拿到一本十万字的调研报告。更大量的采访发生在拍摄期间,导演萧寒、叶君、导演助理程薄闻在四个月不间断的采访中累积了大量素材。我自己做的访问,像一碗水一样汇入这一条河流。但是,并不觉得陌生,也没有突兀,看那些素材时,我经常觉得问的比我能想到的更周全,重要的是,我们是同一个方向,就像工匠,辨认出前任工匠的高超手艺并为之赞叹,他需要做的只是“随”上原有的工艺,原有的色彩。
“反正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的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写这本书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一次很好的学习,通过这些简单朴实的大白话,匠人的世界呈现眼前。相比于跳跃发散、讲求创意观念的艺术家思维,工匠思维是立足于地的老老实实,是在意每一件物品的手感,是面对文物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职业性的敬畏与谦恭渗透了他们,变成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在敬畏与谦恭之中,他们用漫长的时间做一件事,双手千百次的重复之后进入自由之境,于是,一道线,也有精神性,有力度和律动的变化。这是工匠的沉默的智慧,手上的开悟。
我的朋友经常抱怨说,现在国内许多品牌的服装已经放弃了普通身材的女性,经常逛完一条街也买不到一件剪裁合体的好衣裳。据说,因为中国推崇设计师而不重视打版师,但后者才能把设计师的理念变成合体的衣服,所以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设计师,却仍然买不到一件剪裁合体的好衣裳。我们的社会过分追求聚光灯下的光彩,却忘了,只有土地里的根茎足够深刻,一棵树才能开出繁茂的花朵。工匠是土地之下,看不见也被忽略的根。很有幸,我能近距离地看到这些一流工匠的工作状态,听到他们回忆自己的师父的点点滴滴,工匠的骄傲并不来自炫耀自己修过多少国之瑰宝,而来自更真实的器物,更具体的手感:这件文物我修过,我对得起它,我放心。他们的面貌沉静安详,是在世上找到了安身立命所在的脸。我羡慕这样的面容。
镶嵌组科长孔艳菊
书画修复最关键是揭命纸,稍有不慎就会毁掉文物,有时须靠手指轻搓慢捻,捻成极细小条取下,一幅画动辄要揭一两个月,过程枯燥,技巧在此失效,只能拼耐心。写这本书的四个月中,一遍遍听他们的采访录音,从几十万字的资料里“搓”出来这本书里的十万字,由暑热难耐的伏天写到寒冬将至,时常感到我也在搓着一张看不见的命纸,在枯燥而平静的手感中一点点接近手艺人的世界,我为之喜悦。
绿妖
2016年11月
修复后的佛像,静静地陈列在展馆中
织绣组的陈杨在缂丝
修复后的精美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