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陶瓷二字时常并用,秤不离砣焦不离孟,法国人会统称为ceramique,但中国人都知道,两者不是一回事。后来欧洲人也大略明白了:陶是陶土捏了烧制的,瓷是瓷石和高岭土烧的。瓷器烧完之后,瓷胎色白,不吸水,坚硬致密,叩之声清脆。陶器的声音,相形之下,就沉厚朴实得多。像日本,陶器发展数千年,巍巍然有成,实是世界瑰宝,可是日本大规模自制瓷器,是1616年的事了:江户幕府都开了,茶圣千利休和弟子利休七哲们都做出一堆名垂青史的陶茶器了,这才开窑烧瓷器。许多关键的技巧、装备和人员,还是日本侵略朝鲜时,带回来的。
中国南北朝前,素瓷多为青色。只因原材料里,铁元素难以尽去。到唐朝,白瓷出来了,被唐玄宗一收藏,流行北方。那时节,许多老派南方人还是爱越窑青瓷,爱到偏执的,便觉得白瓷简直是异端,不能忍受。于是南青北白,俨然要划江而治,这事儿连茶圣陆羽都无法豁达,列三个理由:邢窑白瓷如银,越窑青瓷如玉;邢窑白瓷像雪,越窑青瓷如冰;最后,茶落在白瓷里泛丹色,落在青瓷里呈绿色——他的论证方式是:因为银不如玉、雪不如冰、丹不如绿,所以白瓷不如青瓷,听来简直有些强词夺理,但这就是当时的兴致所在了。
颜色是个敏感的立场话题。
但到了宋朝,争端就少了。一来五大名窑、八大瓷窑、各类彩瓷横生,南青北白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发现敌人来势汹汹,太盛大了,抵挡不住;二是那时节,瓷器也通用民间,不复为豪门巨室专用。什么事情,一旦大众化了,就没法硬性规定啦。
宋朝磁州窑的彩瓷,画笔普遍雄放恣肆。后来元明清诸朝画工就规矩细密得多,施彩用笔,不那么野了。可是日本茶人,处处都能看出禅意,就觉得宋朝这样略有野气的彩瓷才好,才美,飘逸洒脱,实在是神品。你告诉他们:宋朝画工大多不识字。人家更高兴:这是无师自通,道法自然啊!
名动天下的唐三彩实则不算瓷器,而是铅釉陶器。话说唐朝人视死如生,葬仪多摆陶瓷器,寻思着得五颜六色,才能两世相通,于是把低温铅釉技术施于陶器上,古代人当然不知道温度够高,各类氧化物就随铅熔剂扩散流动的化学原理,但看得到这么操作,能浸润出斑驳绚烂的颜色来。这技术一旦被学会,自然被举一反三。之后白瓷出世,虽然陆羽们不喜欢,但白瓷如纸,好做底版;铅釉技巧也能和白瓷结合,各得其所。
宋朝人要点茶斗茶,喜欢有花纹的瓷器,于是建窑烧出了著名的油滴盏,纹理点滴。日本人爱宋朝,从马远、夏圭这样的大画家,到油滴盏这样的宝物,照单全收。中国叫油滴盏,日本人发挥想象力,管叫曜变天目——曜变者,变幻如新月;天目者,天上眨眼的星星也——奉为至宝。日本大茶人武野绍鸥藏过一个白天目茶碗,秘不示人,后来辗转到了德川幕府手里;日本人后来开发出著名的志野烧陶瓷,都拜这玩意做师尊:天目天目,真是给我们开了天眼啊!
彩瓷到后来,就分了釉上彩和釉下彩。釉上彩起初很简单:素瓷烧完了,冷却了,上颜色,再烧一遍。烧出来样式比较稳定,但浅,晒久了就表面磨损,不耐用。釉下彩的伟大代表就是著名的元青花了:瓷胎没上釉呢,就上颜料,上完颜色再上釉,然后烧一整天。最后烧得了,色彩经久不变,可以如周杰伦歌唱的似的,“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坏处当然也有:高温一烧,青花色会晕染散。
欧洲视角里,这么打过比方:釉上彩犹如欧洲的干壁画,容易画,不耐久;釉下彩犹如欧洲的湿壁画,耐久,但难画。世事难两全。当然,也有人独爱青花瓷的颜色晕染驳杂,觉得天然、梦幻又真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粉彩瓷时兴时,已是康熙朝。粉彩最妙处,在于线条分浓淡,于是有明暗,有深浅,也柔润,也严谨。雍正时白釉质地既佳,犹如好纸;施以软彩,也承当得起。早先大家在瓷上做彩,终究不像作画能随心所欲,说到底是单色系;可是粉彩一出,真就是能在瓷胎上作工笔花鸟了。
雍正出了名的敬业,业余也需要消遣。除了后世帮他安排的甄嬛后宫群,人也得有点高雅爱好:这就是粉彩了。雍正百忙之余,御批上也不忘念叨几句:粉彩烧造如何做,某花卉当用什么色。一个工作狂皇帝,最后制造出了雍正粉彩这古往今来最妖娆的瓷器,听来多少很喜剧。
当然,虽然瓷器在元明之后,乱花迷人眼,但对单色调的喜爱,还是没能被完全侵蚀。在明朝依然珍爱素瓷者有之,只是这多少是个气节问题,仿佛满房间挂着工笔仕女,你独自挂一幅水墨山水似的。明末张岱,爱喝兰雪茶,连吃了螃蟹、牛乳、鸭子这类重口味后,都不忘加一盏。他说兰雪茶做法,用禊泉煮,杂入茉莉,用敞口瓷瓯盛放,等冷了,用滚汤冲泻,看颜色如绿粉初匀了,倾向素瓷——很显然,在这时,素瓷就仿佛一张好纸,用来衬托兰雪茶的清新之色。
《金瓶梅》里,大夏天,潘金莲坐着一个豆青瓷凉墩儿,偏不坐椅子。瓷器凉墩儿,听着很有道理:古时无空调,夏天坐锦绣椅子,一定热死;豆青瓷凉墩儿,色彩也清新,坐着也凉快,想着就很舒服。除了拿来坐,还能拿来睡。宋朝就很流行瓷枕头了。李清照所谓的“玉枕纱橱”,其实就是色如玉的青白瓷枕。如是,瓷做家常用,基本和清火安神不离,加上古代人爱引申,把瓷和冰、玉的意思一勾兑,很容易得出瓷就是君子的结论——这意义就发散远去,不可胜记了。
陶瓷自然不只中国和日本人爱,西域诸国爱得尤其深切。茶马古道上,其实也运出去过许多瓷器。只是瓷器易碎,运来比茶叶还困难,怎么办?宋朝时有过个法子:瓷罐瓷瓮里装满沙土,押车而运。这法子看似安全些,但拉车的骡马牛就苦不堪言了:一整车的沙土,夯得严严实实,往外拖拽,欺负畜牲哪!元时有种说法,听来很玄幻,但似乎确实可行:说是在瓷罐里装泥土,撒种子,等瓷罐里长出了藤蔓,盘根错节,把瓷器护得严严实实,这时启运,就安全得多——虽然还是免不了各类损害。一言以蔽之,瓷器运输,损耗率极高。英国人说酿威士忌,总有百分之十几是白白蒸发掉,只好自嘲“天使偷喝了”。运瓷器,总有那么一堆儿是白白碎掉,也是同理。
18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大肆流行,是个时运使然的事。话说17世纪后半段,路易十四把他的巴洛克爱好发挥到登峰造极,简单来说就是一切家具用品,或者黑檀木营造巧克力般的沉厚底色,或者靠金或黄铜编织璀璨华丽的景象,而且万事万物都得打大旋涡卷儿。但物极必反,到老来他也终于有点儿悔悟,而且奇怪地迷恋上了中国。1700年新年,路易十四坐了个中国式八抬大轿进凡尔赛,堂堂一国国王扮个县太老爷,还自个儿觉得挺美呢。
之后路易十五朝,钟爱洛可可风格。说穿了,就是一切都跟路易十四对着干。你爱粗,我爱细;你爱大旋涡,我爱小弧卷;你爱大英雄,我爱小山水;你爱黑檀底,我爱白颜色;你爱金碧辉煌,我偏爱青山绿水。正赶上当时大航海时代早已开启,大量中国瓷器贩到欧洲,恰好中了法国王室的眼睛:中国瓷器,胎色白净,这是清爽;描摹山水花鸟,有别于雄浑阔大的路易十四气派,这是闲雅加异域风情;大家看惯了黄金黄铜的富丽,看着瓷器觉得晶莹剔透,美不胜收。加上那时英国人正开始流行喝红茶,连带着阔太太们摆一桌瓷器,法国人更生攀比心:要斗到底!于是18世纪前半段,中国风席卷法国为首的欧洲大陆,瓷器基本成了富贵人家必备的宝物;可怜大多数阔佬没去过中国,没见过正牌儿的中国瓷器,所以现在巴黎各博物馆,还收藏着许多伪中国瓷器。
清朝闭关锁国期间,日本人得了便宜:荷兰人17世纪自做瓷器工厂,学不了正牌中国瓷器,就学日本。18世纪,荷兰人甚至犯过傻:他们已经能做晶莹雪白的瓷器,但仿着日本的工艺,还特意做旧成暗黄色,以便画东方式的图样,方便爱慕东方风格的老爷们。18世纪初,法国的尚底伊瓷厂跟着荷兰人,学日本人做陶瓷器,连图案都学日本人;另一家万森堡,后来的塞弗尔瓷器厂,则一直在做自己的玩意儿。1748年,万森堡的瓷器工厂已经能做出妖异的弧线:虽然那会儿,法国人还把瓷器当雕塑看待。最迟在1754年,版画家和油画家开始参与瓷器描绘,比如洛可可的大宗师、法国王室御用画家布歇,就专门给瓷器设计了图案。但法国人还是脱不了巴洛克气,瓷器上有镶金装饰,到1780年前后,大革命迫在眉睫了,凡尔赛还在用珠宝镶嵌的瓷器——当然从好处说,1775年之后,法国人也终于明白:瓷器上的图案和油画不同,得重新设计;法国人终于放下成见,仿着中国的瓷器图案,画些平面化的植物,以便怡情悦性,不再异想天开在瓷器上画些欧洲的妖魔鬼怪了。
临了19世纪,法国人对瓷器的爱好降温后,英国人还是一以贯之。因为到19世纪,英国已成为地球上人均消费茶叶最多的国家,好茶须配美器,所以瓷器茶具也成了欧洲一宝。中国瓷器在欧洲卖得贵,一半是因为易碎难运输,一半就是仗着英国人太爱喝茶了。1794年,英国人自己发明了骨瓷,说到底,就是被喝茶之风催的,方法是:加入动物骨,烧制软质低温瓷,让瓷器带有玻璃般的明亮和透光度。这玩意与其说是英国科技人才孜孜不倦,不如说是英国贵族们对下午茶的不懈热爱获得了大成功。实际上,在19世纪的相当一部分时光里,骨瓷虽是英国皇室用品,但还是描绘着一些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场景。白瓷底上,画着些妖娆美丽、藤萝遍布、看似是中国人,但一看就知道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嘴脸,梳清朝辫子,着宋朝衣冠,骑着大象,挎着花鸟——中国人能够一眼就看出不对,但也没法批驳:这点子荒唐劲,恰是西方人对中国辗转反侧的想象和热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