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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诗里孤独漫步》透视历史的荒诞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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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兴衰总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末世时代,不仅国运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就连人的精神面貌都与以前完全不一样。谁能相信被外戚凌辱得生不如死的汉代末世皇帝们竟是雄才大略的高祖、武帝的子孙?谁能相信饱食终日只会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竟然就是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后代?唐代也是如此,创业之君们的英姿勃发已成陈迹,守成之君们的朝乾夕惕也离现实越来越远,日渐衰亡的帝国就像一辆破旧不堪的牛车,日渐走近最后的终结。

晚唐的咏史诗,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更像是帝国衰亡的预言。衰世中的诗人们观照历史,往往不会有盛世诗人的过于饱满的豪迈,也没有后盛世诗人对未来的期待,而是自觉地抛弃了附丽于历史之上的崇高冠冕,更自觉地透视到历史的深处,触摸到历史的荒诞与可笑,感觉到那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浓黑的悲哀。杜牧就是这样的诗人。

杜牧传世的二百余首诗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咏史诗。后人评价杜牧诗歌,多言其风格俊爽,但是却忽略了杜牧诗歌在思想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角度独特,思想深邃。杜牧诗歌往往能独辟蹊径,从常人不到之角度入手,一击即切中要害,余音袅袅,令人回味。如这首《题乌江亭》: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不可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受司马迁的影响,后人多将项羽乌江自刎当成气节尊严的崇高祭品供上神坛,就是晚杜牧三百多年的女词人李清照也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个民族固然不能没有气节,但是在衰亡末世,诗人更关注的恐怕还是如何少谈高调,多做实事。因此诗人借谈项羽发议论,其目的也许是在告诫统治者:即使是面临山穷水尽,也不能放弃希望,而应该忍辱包羞,尽力一搏。

杜牧咏史诗的角度新颖,还在于他不是像一般诗人一样,拼命把自己拔到某个高度,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瞰历史,而是喜欢选取一些“小”角度,剑走偏锋,斜挑在前人看来是不可冒犯的历史。于是,道貌岸然的典籍和史实被重新解构,更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如鲁迅先生从史书中读出“吃人”二字一样,杜牧从历史中读到的则是荒诞与悲凉。杜牧喜欢选取的这种“小”角度,就是女性。

过华清宫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揭开高墙深宫的重重帷幔,隐去庙堂祭坛的神圣光环,诗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荒诞而无奈的事实:专制制度之下,一个女人的口腹之欲竟然可以引起全国性的多米诺效应:岭南人民的辛勤耕耘,驿站的“人马僵仆于道”,(《新唐书》)朝廷大臣以为发生军国大事的惊恐,平民百姓遭受的磨难,竟然只因为皇帝的爱妃想吃几颗新鲜的荔枝!妃子一笑,帝王展颜,不由得让人想到周幽王为搏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一般人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世走向衰亡的分水岭,但是这首区区二十八个字的小诗却尖锐指出:从唐明皇为杨贵妃不惜耗费国家资源劳民伤财运送荔枝时开始,帝国就已经注定了败亡的命运。

而接近末世的王朝,王公贵族们似乎也并不关心很快将到来的覆亡,仍然是其乐融融,歌舞升平。

夜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纱,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有人说杜牧此诗是讽刺商女无知,咏唱亡国之音,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作者从商女入手,只是因为从当时的情境着眼,这样入手最为自然真实,而并非讽刺她们。商女没有选择曲目的自由,叫她们歌唱这些靡靡之音的,还不是酒家里饱食终日的达官贵人?越是在末世,统治者越是喜欢粉饰太平:天下升平,海内晏然,功过三王,德迈五帝。可是,富于忧患意识的诗人却从这“盛世歌舞”中听到了帝国的大厦倾倒时的巨响,听到了无数百姓在乱离中无尽的哀号。在诗人看来,动人的歌声就是草民的惨呼,飘舞的长袖就是蔽天的旌旗,杯中的美酒就是浸透大地的鲜血!

而我以为,杜牧咏史诗最直抵历史的荒诞与悲凉的,莫过于这首《赤壁》。

赤  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我一直以为,凡是号称自己已经洞彻历史发展规律,甚至自称能决定历史走向的观点都是痴人说梦。统治者总是主张自己乃顺天应人,不是将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予以尊重,而是将历史作为一种自己意识形态的演习进行宣传,再辅以对历史的歪曲与篡改,于是,前代所有的历史就成了为圣王扫开道路的清道夫。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想证明:历史是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就是我是万古不变的统治者。

杜牧在江边拣到了赤壁之战时留下的武器,若是常人,不过是缅怀先人功业,以此勉励自己,天才如苏轼者,竟也未能脱此窠臼。而杜牧却一反常人思维,第三句看似不经意,却揭示出了历史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偶然。

如果没有那场重要性高于万事之上的东风,赤壁之战的结果肯定会被改写。原来,被冠以统一、割据、侵略、保卫、残暴、仁慈等各种名目的战争,其结果竟然只是取决于一次大气运动引起的风向变化!而胜者,自可在成王败寇的潜规则下为已经过往的历史附着上自己的光辉,用虚伪的必然消灭历史的偶然。因此,胜者永远是圣明,其伟大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由天注定,其胜利在对决之前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这种话语,无非是为了让庶民们相信:自己是神授之君,地位不可动摇罢了。

而诗的末句则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让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演义》中的一段话:

孔明曰:“愚有一计:并不劳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亦不须亲自渡江;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东去此两人,如大木飘一叶,太仓减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问:“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去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此范蠡献西施之计,何不速为之?”瑜曰:“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乔。”瑜曰:“此赋公能记否?”孔明曰:“吾爱其文华美,尝窃记之。”瑜曰:“试请一诵。”孔明即时诵《铜雀台赋》云:……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

孔明何尝不知道,大乔是孙策的夫人,而小乔是周瑜的爱妻,卧龙之所以故意以此激怒周瑜,是因为他对人性看得很清楚:什么国家利益,百姓安危,不过是权位者供奉着的一个牌位而已,千万生灵涂炭,远不及自己的蝇头小利受损,千万妇女落难,也不及自己的女人微微一嗔。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小说家言,不可全信的话,司马光《资治通鉴》里面也有一段引人深思的叙述。当孙权接到曹操的战书,询问臣下是战是降时,张昭等人极力主降。孙权计议未定,出去上厕所,鲁肃跟上来,正是他下面这番话,直接击中了孙权心中最隐秘的部位:现在我可以投降曹操,您不能。为什么?如果我投降曹操,曹操必然让我回到故里,根据我的名声和地位,再怎么也会给我个小官做。整天乘着牛车,带着手下,与士人交往,积累功劳慢慢往上爬,最后也会做个州郡刺史什么的。您投降曹操,结局会怎么样呢?“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则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隶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

孙权听了这话之后十分感动,对鲁肃说:你把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正合我意。你真是上天派来辅佐我的啊!“今君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孤也”,(《资治通鉴·赤壁之战》)最后下定了联刘抗曹的决心。

原来,孙权打仗不过是为了避免失去自己的地位,周瑜打仗不过是怕“铜雀春深锁二乔”,“冲冠一怒”可以为名位,为红颜,却绝不是为了草民百姓。回顾历史,武帝发兵攻大宛,不过是为了取得几匹千里马,对外战争的节节胜利,不过是“空见蒲桃入汉家”。而帝王们不可为外人道的这些欲望,却总是被披上国家、民族、正义、公理等神圣的外衣,罩上勇敢、牺牲、无畏、奉献等炫目的光环,而在这外衣和光环下面,隐藏不住的却是千千万万草民们的呻吟呼号,千千万万百姓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样的历史,难道不是荒诞的历史?这样的荒诞,下面掩藏的难道不是深深的悲凉?杜牧是一个诗人,但是也是一个最清醒的史学家。因为,只有正视历史的偶然,才是真正尊重了历史的客观;承认历史的荒诞,才是真正触摸到了历史的荒诞与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