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这天，人们得知一条消息，在加勒比海的一次暴风雨中，哥伦比亚海军的卡尔达斯驱逐舰上有八名水兵落水并失踪。这艘军舰在美国莫比尔市经过维修，当时正驶回哥伦比亚港口卡塔赫纳，悲剧发生两小时后，该舰准点到达卡塔赫纳港。对海难者的搜寻工作立即展开，在南加勒比海地区实行警戒并从事其他善举的美国驻巴拿马运河区部队也参与了合作。四天后，搜寻结束，失踪水兵们被正式宣布死亡。然而，又过了一周，他们当中的一位气息奄奄地出现在了哥伦比亚北部一处荒僻的海滩上，他在一只随波漂流的筏子上没吃没喝地度过了十天时间。他的名字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事故发生一个月后，他给我讲述的故事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刊登，本书即由此而来。
当这位海难幸存者和我一起努力把他这次奇遇一点一点重构起来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种详尽彻底的挖掘探询竟让我们卷入一场新的冒险，在国内酿成轩然大波，最终他损失掉的是他的荣耀与前程，而我则差一点送了命。哥伦比亚当时正处在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军事专制统治之下，能让这位将军载入史册的有两桩最为昭著的功绩，一件是下令军队开枪驱散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在首都市中心对学生进行屠杀，另一件是，由于在一个星期天的斗牛场上，一群斗牛爱好者朝着独裁者的女儿发出嘘声，他授意秘密警察大开杀戒，遇害人数至今不详。新闻媒体受到监控，反对派报纸每天只能找一些和政治毫无关联的新闻来逗读者开心。在《观察家报》，从事这项高尚的烘焙工作的人有：社长吉列尔莫·卡诺、主编何塞·萨尔加尔和当记者的我。我们三个人当时都未过而立。
当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主动跑来问我们能为他的故事出多少钱的时候，我们恰如其分地接待了他：这已经是一条被炒过很多次的新闻了。军方曾经将他在一家海军医院里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其间他所能接触的只有官方记者，此外只有一位乔装打扮成医生的反对派记者。这个故事已经被拆解拼凑、翻来覆去地讲了许多遍，被加工修补，乃至歪曲颠倒，读者也早已厌倦了这位英雄人物。他出面替手表做广告，因为他那只手表历经风餐露宿分秒不差；他也替鞋做广告，因为他那双鞋结实异常，他几次想把鞋撕烂吃进肚子里都没能成功；诸如此类乌七八糟的广告他接了一大堆。他得了勋章，也在广播上发表过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讲，还作为未来一代的榜样上过电视，他在鲜花和音乐的簇拥下逛遍半个国家，给人签字留念，接受各地选美皇后的献吻。他也发了笔小财。我们找了他好多次都不得一见，这次他居然不请自到，可想而知，他已经没多少牛可以吹了，现在准是想编出点儿新花样挣钱，而且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政府也一定早就给他画好了道道。于是，我们请他从哪个门进来还从哪个门出去。突然，吉列尔莫·卡诺心头灵光闪动，在楼梯那里又追上了他，接受了他的条件，把他交到我的手中。这简直就像是给我手里塞了个定时炸弹。
首先令我惊奇的是，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出众的叙事才能。他身材壮实，一张面孔与其说像民族英雄，还不如说像个小号手更为妥帖，他善于综合概括，记忆力极强，还拥有天然的可贵品格，懂得自嘲那些英雄壮举。就这样，我们每天交谈六个钟头，持续了二十天，其间，我一边做记录，一边不时提些迷惑性的问题，看他的叙述中是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最后，我们完成了一篇文章，那是对他在海上漂流十日实实在在、清晰扼要的记述。这篇记述如此详尽、扣人心弦，以至于对我来说，唯一有待解决的文学任务就是让读者相信它。出于这个考虑，加上我们认为这样比较合适，我们商定文章使用第一人称，并且署上他的名字。实际上，本次集结成书才使我的名字第一次和这些文字挂上了钩。
而第二件让我惊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事，发生在我们工作的第四天，当时我请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给我描述一下引发那起事故的暴风雨。他完全清楚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字字千金，微微一笑，说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暴风雨。”还真是这样：气象部门证实了这一点，那一年的二月是加勒比海上又一个温和晴朗的二月。到那时为止从未在报端披露过的真相是，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上，一阵风使舰船发生了猛烈倾斜，造成了胡乱堆放在甲板上的货物散落，八名水兵落水。这一披露揭示了三个重大失误：首先，驱逐舰上是绝对禁止运输货物的；其次，正是因为超载，这艘军舰没能采取任何措施救援落水者；最后，驱逐舰上运输的都是些走私货：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现在问题很明白了，这篇记述，就和那艘驱逐舰一样，带了些不够安全的政治和道德货物，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这篇故事被分为若干段，一连十四天在报上连载。一开始政府还颇为赞赏，认为他们的英雄终于奉献出一部文艺作品了。接下来，当真相慢慢被披露之后，再想阻止连载的发行，明显会被当作欲盖弥彰的政治手段。报纸的发行量几乎已经翻了一番，报社门前，读者们争相购买漏过的几期报纸，为的是收集完完整整的报道。专制机关，继承了历届哥伦比亚政府的光荣传统，想通过花言巧语来掩盖事实，就此翻篇儿。他们发布了一份严正公告，否认驱逐舰上装载有走私货物。我们则想方设法为我们的指控寻找证据。我们请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提供了一份舰上拥有照相机的水兵的名单。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全国各地休假，我们还是找到了他们，并出钱买到了他们在航行途中拍摄的照片。在连载完成的一周之后，我们出了一期增刊，在登出全文的同时，还特别附上从水兵们那里买来的不少照片。从这些拍摄于公海上的朋友们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背景中摆放着不容置疑的走私物品的纸箱，上面甚至还可以看见厂家的商标。专制机关面对这一重击，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弹压手段进行报复，最终让我们的报纸在几个月之后关张了事。
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遭遇种种威胁利诱，尽管如此，对这篇记述，他没有否定过哪怕一个字。他被迫离开了海军，那是他过去唯一熟识的工作，而且迅速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两年后，军政府倒台了，哥伦比亚政权又几度易手，表面上更光鲜了，可论起公正来，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与此同时，我在巴黎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涯，时时思念着故土，这倒真有点类似于筏子上的漂流生活。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知道那个孤独的海难幸存者后来怎么样了，直到几个月前，才有位记者阴差阳错地在一家公共汽车公司的办公室里碰见了他。我见过那张照片，他年纪大了，有些发福，看得出来，他又有了不少的经历，同时身上也增添了些许沉着安详的气质，那是一个有勇气亲手将自己的雕像炸毁的英雄。
十五年过去了，我没再重读过这篇记述。尽管并不完全明白集结成书有什么用处，我还是觉得它完全值得再一次出版。使我沮丧的是，相比对这篇文字价值的兴趣，出版商们更在意它是由谁的名字发表的，其实我很难过，这个名字恰好属于一个当红作家。这一次它能以书的形式出版，是因为我并没有深思熟虑就同意了，而我又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九七〇年二月于巴塞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