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的决策何时倾向于过度保守，何时又倾向于过度冒险？这取决于当时是哪个次级自我在掌权。不同的次级自我拥有不同的进化目标，这要看你是在为疾病担心，还是在寻觅配偶或是照顾孩子。
让我们深入探查不同的次级自我，看看这是如何实现的。
行为免疫系统：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的思想
想想上次打喷嚏的时候，你的身体是否真的面临危险？恐怕没有。打喷嚏时，我们的身体常常是出现了认知偏差，因为并不存在真正的生命威胁，只是一点儿辣椒面触发了错误警报。但对于我们的生理特性可是哪怕有再轻微的呼吸道刺激都会让你打喷嚏，因为身体防御系统进化的原则就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设计的。一支白细胞大军严阵以待，一旦察觉到有任何疑似细菌的物质在我们的血液中流动，它们就会积极应战。但是让整个身体进入战斗状态的代价很大，也有可能用尽宝贵的生理资源。因此，自然选择赋予了我们抵御病菌的第一道防线，进化心理学家马克·沙勒称其为“行为免疫系统”（behavioral immune system）。这是一套由避病思想和行为构成的心理系统，由我们的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操控。
行为免疫系统是一个病菌探测器。烟雾探测器对任何烟雾都很敏感；同样，行为免疫系统也对任何和疾病有关的东西都超级敏感。一旦认为周围可能有危险病菌存在，这个系统就会被激活。当我们看到别人胳膊上有难看的疱疹、闻到有腐烂的气味，或是在公共场所听到有人咳嗽，这个系统就会拉响警报。当我们的感觉器官探测到有什么东西闻起来、看起来或听起来很奇怪时，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就会驱使我们做出行为上的改变。
乔希·季布和安杰拉·布莱恩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在性生活的过程中闻到难闻的气味时，他们更愿意使用避孕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种气味是无害的（例如，二氧化硫气味的喷雾使人联想到胃胀气），它还是会促使人们下意识地保护自己。
心理学领域（行为免疫系统）和生物学领域（生理免疫系统）往往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但是，进化将心理学和生物学整合成了一个通力合作、深度理性的系统。研究发现，行为免疫系统启动后，也会使生理免疫系统亮起红灯，T细胞和其他能够杀死细菌的淋巴细胞都会进入备战状态。马克·沙勒做了一项实验，来检测这两套系统合作得有多么紧密。他和研究团队让受试者观看一套幻灯片，都是各种病理症状的照片，包括疱疹、咳嗽、打喷嚏、流鼻涕等。受试者在观看之前和之后都要被采集血液样本。之后，这些血液样本会接受细菌感染，以测量白细胞介素–6的含量。白细胞介素–6含量高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对感染做出更加积极的免疫反应，相当于免疫系统部队正在准备战斗。
结果证明，各种病症的照片的确会刺激免疫系统抵御感染。只要看到貌似病患的照片，就会引发人体白细胞做出积极的细菌感染反应。研究甚至发现，免疫系统对于激发生物反应的图像类型都具有深度理性的判断。另一组受试者观看了危险人物的照片，照片中的一些人拿着枪直指镜头，这种图像会激活受试者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虽然这些危险画面让人感觉比各种病症的画面还要不悦，但危险图像对免疫系统并没有影响，只有看到与疾病的相关图像才会促使免疫系统提高警惕。
赞比亚援助与转基因薯条
行为免疫系统产生的一系列反应，旨在帮助我们预防感染。有些反应可能一开始看起来是不理性的，也与疾病完全没有关系。例如，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被激活后，会让我们对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人产生更多偏见。因为历史上的外乡人总是会带来一些新的病毒。例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美洲土著人口的减少主要就是由于感染了欧洲人带来的新型疾病。好在内在的避病系统能够让我们做出深度理性的反应，从而避免接触任何有可能危及生理免疫系统的因素。
在了解到行为免疫系统后，让我们再看看赞比亚人的尴尬处境——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接受转基因食品。我们都希望食物是“天然的”，而“转基因”的标签会让人联想到科幻小说里变形的蓝土豆或是怪异的红香蕉。
援助人员对赞比亚总统拒绝接受转基因食品感到愤慨，因为很多美国人每天都在食用转基因食品。例如，美国所有麦当劳快餐店出售的薯条都是用转基因土豆制作的。虽然消费者喜欢这种土豆的口味，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他们吃的是转基因土豆。
因此，当美国人得知这些薯条也是转基因食品时，他们的愤慨并不亚于赞比亚人民。之后，农业监管部门认定转基因土豆非常安全，世界卫生组织也从未发现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对人类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但这些都于事无补，美国公民坚持只吃“正常”的土豆。当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掌控局面以后，认知逻辑就难以对人们产生影响。抗议的结果使得麦当劳别无选择，只好换回非转基因的土豆。
性探测器：男性的择偶型次级自我在想什么？
在自然选择的游戏中，良好的防御只是一个方面。进化成功不仅涉及应对危险和疾病的挑战（拥有良好的防御系统），还涉及结交朋友、获取地位和繁衍生息（拥有良好的进攻系统）。实际上，从进化的角度看，良好的进攻系统更为关键。一个人即使防御得很成功，活到了100岁，他的基因还是会跟他一起死掉，除非他通过交配把基因遗传下去。
动物们拥有的“探测系统”也可以发现危险和疾病。以蚕蛾为例（昆虫学者熟知的拉丁名字叫作Bombyx mori），雌性蚕蛾在发情期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质，叫作蚕蛾性诱醇（bombykol），而雄性蚕蛾的进化成功取决于它能否发现发情的雌蛾。这里有一个问题，雌性蚕蛾只能分泌微量的性费洛蒙。因此，雄性蚕蛾进化出了极其敏感的性诱醇探测器，只要在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个空气分子中有一个性诱醇分子，雄性蚕蛾就能探测到。具有这么高的敏感度，雄蚕蛾在10公里以外就能闻到雌蚕蛾的味道。
为了加强防御，进化赋予了人类有意偏差的烟雾探测器；同样，为了加强求偶攻势，自然选择也产生了有意偏差的性探测器。不过，烟雾探测器是发出刺耳的尖叫让我们避免致命的错误；而性探测器则是发出动人的旋律，驱使我们去追逐繁殖的机会。举例来说，男性在估计女性对自己的兴趣时，常常会判断失误。很多女性都可以证明，男性常常犯花痴——男人可能会因为女人多看了他一眼就误以为她对自己感兴趣。
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请一些男性观看漂亮女性的照片。这些女性的面部表情是完全中性的，但参加研究的男性被告知她们都在压抑着某种情感，研究的目的是要看他们能否洞察其他人脸上的“微表情”，而微表情可以暴露这些女性的真实情感。在回答照片上的女性可能压抑何种情感之前，一些男性观看了一部爱情影片的片段，描述的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女主人公爱上一个英俊的男主人公的故事。这样，在择偶型次级自我被唤醒后，这部分男性受试者会认为自己能够发现照片上的女性正在压抑自己的性欲。
择偶型次级自我把男性的性探测器设置成了超级敏感的模式。虽然这样的设置会导致男性判断失误，但从进化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有意义的。这种偏见与旨在避免重大误差的烟雾探测器原则正好相反。让我们回忆一下两种误差：漏失和错误警报。在男性揣测女性性反应的情况下，错误警报意味着男性感知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兴趣；然而漏失则意味着当某个女性真有兴趣时，男性却没能感知到。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男性错失性机会（漏失）的代价要大于偶尔浪费时间追求一个对他没兴趣的女性（错误警报）的代价。由于男性通常都没有那么多的交配机会，所以不错失任何一个机会是十分重要的。
自然选择决定了男性的择偶型次级自我会高估女性对他们感兴趣的程度，这常常会使男性看起来像是痴心妄想的傻瓜，但交配领域的进化成功是个数字游戏——你追求女性的频率越高，获得配偶的机会就越大。事实上，研究表明，如果一个长相一般的男性大学生主动邀请一个单身女大学生约会，那么他成功约到对方的概率是50%。显然，认为某个女性对自己感兴趣的男性更有可能邀请她出去约会，而猜测对方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男性则会羞于启齿，尽管对方很有可能接受他的邀请。如果你是一位男性，又不甘于当个傻瓜，那么你可能永远都约不到姑娘。
另一方面，女性并未表现出这种偏差。相反，她们一般会对男性的兴趣持怀疑态度。
性感坏男人的幻想：女性的择偶型次级自我在想什么？
很多女性相信，好的伴侣要值得信赖、可依靠，能够成为一个好父亲。然而，同样是这些女性，她们又喜欢去追求那些迷人、性感、爱冒险、不可靠的坏男人，然后伤心欲绝。想想美剧《广告狂人》（Mad Men）里风度翩翩的唐·德雷珀，或是《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里的克里斯蒂安·格雷。男性约会指南通常教单身汉们如何扮成女性无法抗拒的危险“坏男人”，而女性约会指南则会告诫她们远离那些害怕承诺的性感浪子，要选择可靠的“好男人”。那么，为什么仍有很多女性无视这些苦口婆心的警告。尽管一次又一次的心碎，她们还是会继续爱上不该爱的坏男人？
还记得吗，女性的购物行为和性感舞姿在潜意识中会受到其排卵期的影响，处于排卵期的女性会挑选更加性感的衣服，举止也更加迷人。排卵期是女性择偶型次级自我的荷尔蒙催化剂。排卵期前后是她们最易受孕的日子，女性在潜意识里更容易受到乔治·克鲁尼和詹姆斯·邦德这类男性的吸引——他们相貌堂堂、身材健硕，看上去更有男子气概，也更具冒险精神。
即便这样的男性是显而易见的花花公子，一些女性也会说服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将他们驯服并转化为好丈夫。一些进化心理学家提出，自然选择使得女性被这些英俊的样本所吸引，因为阳刚和社会地位优势正是男性基因适应性强的生物学标志。英俊、阳刚的外表可能标志着他的基因能够繁衍出更健康、更强壮的后代（孩子成年以后其防御系统和进攻系统也会更佳）。但是，由于其他女性也会追逐这些高大威猛的样本，所以这类男性往往会有承诺方面的问题，因而不是理想的固定伴侣。
既然大多数女性更感兴趣的是长期承诺而非一夜情，为什么她们会跟那些恰恰最有可能欺骗、说谎、喜新厌旧的坏男人发展关系呢？
研究表明，排卵期扭曲了女性对性感坏男人的认知。在一项研究中，处于排卵期和非排卵期的女大学生被介绍给两位男性。这些女性通过视频跟这两位男性认识：其中一位男性（其实是演员）成功地扮演了“好爸爸”的类型：他和善、细心、长相还不错，只想建立稳定的家庭。但是，虽然具备这些好品质，这个好男人却显得比较害羞、无趣、不自信。另一位男性（也是经过训练的演员）则更吸引人：他是个大块头的美男子，有着运动员的身材，魅力难挡。这个家伙知道如何掌控局面、取悦女人，但同时也释放出各种危险信号暗示他不可信赖、不可依靠。
在跟两个男性交往之后，排卵期和非排卵期的女性需要为两个单身汉分别打分。当评估那个“好爸爸”时，她们觉得他看起来挺可爱，但没什么特别之处，这些观点不受生理周期的影响。但在评估性感坏男人时，排卵期的女性就开始产生幻想了。女性在自身天然雌性激素的影响下，相信那个性感的登徒子会成为一个信守承诺的稳定伴侣，他可以神奇地变身为理想的丈夫和父亲——这种神奇的转变几乎发生在每一本爱情小说的高潮部分。当排卵激素在体内流动时，这些女性都会哄骗着自己相信去詹姆斯·邦德型的男人不仅会换尿片、下厨、开心地给孩子洗澡，甚至会承担超过一半的育儿责任！透过排卵期的玫瑰色眼镜看待性感坏男人时，“Mr. Wrong”看上去就像是“Mr. Right”。
这项研究说明，受孕激素激活了女性的性探测器。处于排卵期的女性不再怀疑性感坏男人的企图，而是进入了进攻模式——她们不理智地相信自己可以把性感的登徒子转化成好丈夫、好爸爸。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女性的大脑要想方设法地接近高质量的男性基因，这种排卵期幻觉可能是一些女性所需要的额外推动力，让她们去跟基因质量高的男性发生性接触。当然，偶尔也会有让花花公子稳定下来的成功案例——连布拉德·皮特最终都能成为好丈夫。由此可见，排卵期似乎能让女性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
乐观的原因：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在想什么？
之前我们提到过，史蒂夫·乔布斯和好朋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合伙创办了苹果公司。尽管很多人都把乔布斯看作当代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乔布斯对自己的创意也超级自信——但他身边的人都相信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被扭曲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乔布斯拥有膨胀的自我，也因为他取得的伟大成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一名23岁的大学肄业生，乔布斯已经有胆量光着脚、散发着浓烈的体味去参加公司会议。哪怕是在说服投资者给他几百万美元的时候，他依然我行我素。乔布斯一周只洗一次澡，而且拒绝使用身体除臭剂，坚信只要自己每天吃苹果就没必要除臭。尽管当时他的公司还是乳臭未干，没有开发出成功的产品，但乔布斯十分自信，反倒觉得那些投资者根本不应介意他看上去是否像个流浪汉。
令人吃惊的是，很多人和乔布斯一样有过度自信的倾向。如果让男性给自己的运动能力排名，100%的男性会认为自己排在前50%。芝加哥大学MBA（工商管理学硕士）班中的每一位一年级学生都认为自己的第一门课能拿到中等偏上的成绩，尽管一半人最后都不会实现这个预期。心理学家把这叫作过度自信偏见（overconfidence bias）。毋庸置疑，这在数学意义上是非理性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的分数都高于平均值。尽管这一偏见会让我们显得愚蠢和非理性，但在需要抓住机会获取地位的时候，它是必不可少的。
政治科学家多米尼克·约翰逊发现，自信，尤其是过度自信，可能是一种进化适应性偏差。自信是在工作、运动和生意场上取得成功的核心要素。虽然有些人认为自信会让人懒惰、粗心，但事实恰恰相反——自信会增强一个人的野心、决心和恒心。自信的人更容易保持乐观的心态，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敢于不断尝试。例如，过度自信的保险代理人在遇到挫折时只会将它当成是暂时性的困难，不会把它看成是自己能力不足的标志，这样的人更容易坚持自己的目标并最终签下更多保单。
约翰逊和他的同事詹姆斯·福勒发现，过度自信有可能在资源竞争中提高一个人的进化适应能力。这属于过度自信偏差表现得尤为明显的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自信是适应性特征，因为它能促使人们主动寻找机会，在遇到困难时坚持不懈，而不是守株待兔、错失良机。太过自信当然可能导致傲慢乃至灾难性的选择（过度自信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起因，而缺乏准备则被认为是很多自然环境灾难的根源）。但正是对获胜机会的乐观态度让我们挥出球棒击出本垒打，而不是站在那儿幻想场外会有什么好事发生。自信也跟在工作上获得提升有很大的关系。自信的人也往往被认为能力更强。研究发现，到了选择领导者的时候，最好的职位都给了那些看上去更有能力的人。
各行业最成功的人士大都有过度自信的偏见。像《泰坦尼克》和《阿凡达》幕后的策划制片人詹姆斯·卡梅隆，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认为他极度自信。卡梅隆制作《泰坦尼克》时，成本大大超出预算，结果制片厂的管理层停止支付账单，要求他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然而，卡梅隆对此置之不理、拒绝协商。他用自己的钱支付了拍摄费用，总成本高达2.7亿美元。事实最终证明，卡梅隆的自信是明智的。这部电影在全球狂揽21亿美元，成为当时票房最高的佳片，之后也只被卡梅隆的另一部电影《阿凡达》所超越。
史蒂夫·乔布斯也干得不赖。他不仅对自己的创意极度自信，而且认为必须听从自己的直觉。当年乔布斯说服了雅达利公司的工程师罗纳德·韦恩跟他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合作，成为苹果公司的第三位股东。然而，在看到乔布斯四处借来的启动资金后，韦恩丧失了信心，仅以800美元的价格就把自己10%的股份回售给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当然，乔布斯的过度自信最终产生了回报，苹果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如果罗恩·韦恩也有乔布斯这样的自信，那么他当年投资的800美元在2010年其价值将高达26亿美元。
偏见与生俱来
“偏见”往往被看作是一个不太好的名词。我们通常被教导要避免偏见，努力追求精确和理性。然而，我们大脑进化的结果就是要有偏见，以便让我们做出特定类型的、看似非理性的错误决策。那些从传统角度看上去显得愚蠢甚至是痴心妄想的行为，从进化优势的角度来看却可能是聪明之举。
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大脑的设计功能都是不惜一切代价解决经常出现的进化挑战。在危险和疾病方面，大脑的设置则是要对陌生的外来人以及与疾病相关的味道和情景保持高度敏感。虽然这会导致偶尔的妄想症和疑病症，但总好过天真地对人不加防备，被人暴打一顿或是染上致命病毒。同样，当一个男性受择偶型次级自我掌控时，那么漂亮女性对他的任何一点儿兴趣都能让他超级敏感。而当女性的排卵期激活了她的择偶型次级自我时，她会认为英俊潇洒的浪荡公子最终会停泊在自己的港湾。谁都有犯傻的时候，但如果我们总是盯着统计数字，就会独身一辈子。通过偶尔歪曲自己对现实的认知，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从而让我们得以生存、繁衍，解决经常出现的进化挑战。
想想什么是最不着边际的痴心妄想吧。如果你是个普通的美国人，就会非常清楚约有50%的婚姻都会以离婚告终，然而86%的人都相信他们会和配偶白头偕老（那么说明在1 000对结婚对象中，离婚的500对夫妻里就至少有360对夫妻是过度自信的）。这些人也许有点儿傻、有点儿不理性，但如果没有这种蒙着爱情面纱的痴心妄想，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结婚。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上，进化倾向在潜意识中拨动了我们的情感之弦。婚姻当然预示着要生孩子，人们常常在结婚后很快就生了孩子。这说明无论是什么样的幻想让人走进了婚姻，这种偏见都增强了基因繁衍的可能性。因此，如果要从判断的准确性来讲，爱情确实会让人失去理智，但其背后的基础却是深度理性的。
我们的每一个次级自我都存在偶尔犯错的偏见（就像我们交换结婚戒指时会忽视离婚率一样），但这些偏见常常会帮助我们避免严重的进化错误（例如无法繁衍基因）。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总是让我们做出聪明的决策？不是。事实上，它们有时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些偏见虽然适合远古社会，但跟当今充斥着陌生人、高楼大厦、各类考试的世界却不甚匹配。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不匹配将如何改善人类的决策。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深居于亚马孙河流域丛林、从未受过教育的部落居民能够轻松地解决难倒哈佛大学优等生的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