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是蛮夷吗？
好像是。
蛮夷，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原之国。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说过，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个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叫“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叫“中国”，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诸华，即华夏。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细分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则叫夷，或蛮夷，或夷狄。所谓“攘夷”，便包括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圆形之内叫天下，方形之内叫海内，方形之中也叫中国。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14]
显然，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是文化的。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文明和野蛮。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像麟虫”，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15]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
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
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却并不被看作诸夏。楚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就公开说“我蛮夷也”。他们这样说，目的是要称王。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称侯。能称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熊通则更不客气，干脆自称武王，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16]
这样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来争霸，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历来就有各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并无争议。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为此，郑国和蔡国在邓（疑在今河南漯河市境内）举行了盟会。这时的郑君是庄公。以郑庄公之强，尚且惧楚如此，其他诸夏可想而知。[17]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楚君，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这时的楚国，则正蒸蒸日上。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囊中物，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觊觎已久。武王在世时，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荆州市），又先后灭掉申国（姜姓，在今河南南阳市）、邓国（曼姓，在今湖北襄阳市）、息国（姬姓，在今河南息县），征服蔡国（姬姓，此时在今河南上蔡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于是，从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郑，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最后一次，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国投降。想当年，郑庄公与蔡国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楚国。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14]见《左传·哀公七年》。
[15]《淮南子·原道训》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麟虫。”
[16]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17]事在鲁桓公二年，《左传》称“始惧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