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之行
一切总统出访都必然被说成是了不起的外交行动。凡是曾陪同总统出访过的人，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认真看待这种说法。外交是通过对峙进行的。对峙是双方借以考验对方决心的一种办法。即使政府首脑自命不凡想来解决僵持不下的局面，也很少有时间这么做；他们会晤的时间过分短促，礼宾要求也过分累赘。因此，政府首脑出访的主要理由通常都是为了制造一种象征，为下级谈判规定期限，并使领导人有机会相互衡量。出访也是表明意图和强调所承担的义务的一种办法。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狭隘的政治利益。说尼克松决定第二次访问欧洲时，并未意识到这种访问可能给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带来什么影响，这等于否认他具备登上总统宝座的才能。他毕竟曾经力图在这个时期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也曾在一个短时期内转过同英国、法国以及联邦德国政府首脑举行会谈的念头。这样一次会议是维利·勃兰特为了推动和使人赞同他的东方政策而建议的。蓬皮杜逡巡不前，因为他希望避免给人一种暗示，即勃兰特是代表整个西方进行谈判的。前面已经谈到的尼克松对东方政策的看法使他并不亟于用如此戏剧化的方式表示赞同。因此这次旅行的中心是访问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和爱尔兰，此外还要在第六舰队停留一夜，并在契克斯同新任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共进午餐。以地中海为焦点并在第六舰队停留，都是为了强调我们仍然决心要在这个地区的安全和演变方面起自己的作用。从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不断增加。我们刚刚经历了苏伊士运河沿岸和约旦秋天出现的危机。利比亚政权已被激进派接管。
尼克松出访是从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到达罗马开始的。我在巴黎会见春水后也到罗马同他会合。那年秋天，意大利政坛正处于错综复杂的变动的阵痛中。照局外人看，这种变动似乎只是政府的例行改组，事实上是加剧了一九六三年“向左翼开放”以来作为意大利政坛特点的左倾趋势。尼克松一九六九年访问意大利时，由马里亚诺·鲁莫尔担任总理的政府完全由天主教民主党人组成，但策略上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在一九六九年那个“火热的秋天”，共产党控制的工会显示力量，发动了一系列激烈的罢工，常常以暴乱告终。工会成功地设法通过了一个所谓劳工法规，消除了许多不公正现象，并使工会在劳资谈判的力量对比中占了决定性优势。西欧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发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好处；尼克松对意大利的两次访问都碰到了共产党发动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越南战争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总统本人的暴乱。
六月份举行的意大利地区选举暂时制止了共产党的进展，但在参加联合政府的各党中造成了新的摩擦。得票略有增加的社会党人把自己的胜利解释为群众赞成进一步向左转。右翼政党的溃败使他们更加相信这种解释。天主教民主党人由于党内左右两翼的斗争而阵容混乱，四分五裂，其左翼同共产党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信仰宗教，其右翼同新法西斯党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信仰民主。组织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正在推动整个政坛的各种力量向左转。他们奉行党的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制定的战略，有系统地向社会上各种关键性组织——工会、司法界、学校——进行渗透，以便最后发动攻势，参加政府。
七月七日，鲁莫尔辞职；埃米利奥·科隆博成为四党（天主教民主党、共和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联合政府的总理。阿尔多·莫罗任外交部长。这个政府本身是短命的，但各党联合则不是如此。“向左翼开放”的口号已经非常得势，以至没有社会党人参加就无法进行统治。而社会党又同共产党在许多省组成了联合政府，因此不愿过分扩大他们同共产党人的距离。这样一来，共产党对意大利政府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却在与日俱增——这是同“向左翼开放”这个口号的创始者的意图完全背道而驰的。事实上，他们的影响已经如此巨大，以至诡计多端的莫罗最后认为，他可以利用共产党使社会党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如果任何事都需要共产党默许才行，使这种做法正式化也无不可了。因此，在莫罗的赞助下，共产党的影响就从心照不宣的否决权逐渐演变成正式的否决权。
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趋势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美国政府内外都存在激烈争论。人们不是否认共产党的影响实际上在增长，就是认为即使增长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可能使天主教民主党感到震动，从而着手进行改革。无论怎么说，对这种情况并无具体办法可想。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似乎深信，美国高级人士的定期访问可以证明意大利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从而改善他们的前景。我们非常乐于从命：尼克松的访问和我后来担任国务卿时进行的某些访问都有这种含意。我从未看到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总统或其他高级人士的访问对意大利政治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要找到相反的证据也非易事——谁也不知道，如果不进行这种访问被说成美国怠慢意大利的话，会在什么程度上加剧意大利向左转的趋势。
大家普遍感到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反映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国务院致总统的备忘录中，后来我把它保存在无聊建议的卷宗里。备忘录要求我们“密切注视这个问题，对利用智谋慎重而有效地表明我们观点的手段不断进行估计”。至于如何做到既慎重而又有效，备忘录的作者则审慎地保持沉默。说句公道话，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有些问题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无法控制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可能的结果说成是可取的结果，从而避免加快不利趋势的发展。（照我看来，一九六三年的“向左翼开放”和一九七七年同欧洲共产主义调情就是在这方面犯了错误。）
我们到达罗马已是夜晚。出于安全考虑，欢迎仪式是在奎里纳尔宫庭院中举行的。演奏国歌时，绚丽多彩的持枪骑兵排成整齐的行列。意大利迷人的国歌可能是全世界国歌中最缺乏尚武精神的，听起来几乎像一支圆舞曲，很难使人按着它的曲调迈步走向战场。仪式结束后出现了一阵混乱。奎里纳尔过去是教皇的夏宫，是欧洲最大的这类建筑之一。摩肩接踵的记者和官员把我们挤得七零八落，使人想起来就惴惴不安，因为如果有谁走错了路，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把他找回来。最后，混乱的人群集中到一间宽敞的接待大厅中央。有人把尼克松和我领出来同萨拉盖特总统重新会合，就国际形势进行第一次私下回顾。
朱塞佩·萨拉盖特使人印象十分深刻，远远超过意大利其他领导人。他思想丰富，行动果断，是美国的一位挚友。不幸的是他受到两种牵制。他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向左翼开放”这个口号影响下日益萎缩，对权柄的控制日益减少。尽管他拥有相当大的道义影响，国家元首的宪法地位使他无法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但是他的意见永远是值得听取的。萨拉盖特担心共产党影响增长。照他看来，相信共产党的进展会局限在意大利是一种幻想；如果不予制止，这种进展肯定会扩大到欧洲其他地区。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补救办法。他暗示美国一定能够想出什么锦囊妙计来。
他口若悬河地谈到美国行动在欧洲造成的心理影响。我们国内关于越南问题的辩论正在损害欧洲对美国稳定和坚定性的信心，这将对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发生影响。东方政策使萨拉盖特感到不安；它是联邦德国设法单独同莫斯科做交易的办法，一部分是美国信誉降低的结果。美国必须谨慎从事，使人看到同苏联关系的缓和是拥有实力的结果，否则整个欧洲都会效法德国。
这次谈话使尼克松有机会宣布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担的义务，不惜夸大其词。他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而且不打算“束手待毙”。这句话颇为动听，虽然对我们面临的抉择也许做了某种戏剧性的夸张。尼克松面前根本不存在他描绘的那种严峻抉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我们外交政策中仍然得到国内某种拥护的唯一支柱；大多数新孤立主义者对我们卷入其他任何地区的事务都进行攻击，但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继续表示忠诚。根本不存在尼克松在这个问题上丧失政治生命的可能性。后来外交部长也来参加会谈时，尼克松雄辩地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如果我们不是由于缺乏捍卫自己利益的经济力量，而是由于缺乏维护和加强这一伟大联盟的意志、决心、智慧和领导能力而让它遭受失败或陷入四分五裂，那将是人类的一个悲剧。”尼克松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七十年代早期在无数国家中，在各种暴乱、苦难和分歧中受到挑战的正是重申民主信念的意志力。
在位于罗马另一座山上的国宾馆马达马别墅进行的讨论并不比前一次明确。这次会谈表明，要进行真正的对话还存在根本性障碍。我们最关心的意大利政治问题被排除在正式讨论之外。反过来意大利领导人似乎认为外交政策问题同国内的难题是比较次要的、不相干的，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无能为力的。参加会谈的圈子越扩大，讨论中陈词滥调就越多，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程序同奎里纳尔宫会谈一样。首先由科隆博总理同尼克松私下谈，只有译员参加（有时我在场做记录）。然后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双方几乎全体正式成员都参加。私下会谈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意大利总理同美国总统、甚至同英国首相拥有同等行政权力。但是除了极罕见的情况外，他并不具备这种权力。意大利历届总理都是由许多股各自为政的势力组成的联合政府的主席；他们反映了一种政治均势，而不是一种行政权力。他们不是通过决策，而是通过妥协起作用的。在这方面，意大利政府倒是同日本政府差不多，虽然它更趋向于把分歧化整为零，而不是协商一致来解决分歧。无论怎么说，科隆博显然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只是装装门面。在幕后，比他强大得多的莫罗正以间接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准备实行根本性变革，使天主教民主党人力图拔除其革命螫刺的共产党接近权力所在之处。这次会谈之所以没有完全离题，是因为尼克松获悉，造成约旦危机（见第十五章）的那次劫持飞机事件中某些人质要路过罗马。当时未加思索就决定让尼克松和科隆博乘直升机前往机场，对人质获救表示满意——把他们的僚属留在亲切的社交气氛中继续互相逗弄。
这些会谈都挤在一个上午，因为制定日程的人把访问梵蒂冈安排在下午，总统打算从那里前往第六舰队。这种安排导致了一连串事件，无意中激发了尼克松的一项爱好，给白宫工作人员带来无穷的烦恼。
意大利总统在奎里纳尔宫的城楼上举行午宴，从这里可以眺望“不朽城”[1]鳞次栉比的房顶和匀称美观的广场。在这么优美的环境里，由于尼克松的日程排得太紧，一顿精美的午餐只用了大约五十五分钟就把菜上完了。这向他证明，他的一项爱好显然是能够实现的。差不多有两年光景，他的同事一直听到他抱怨国宴令人感到说不出的厌烦。他软硬兼施地要求加快白宫宴会上菜的速度，以便减少他不得不同客人闲谈的时间。他亲自过问哪几道菜可以加快上菜时间，哪几道菜根本可以取消。有时他为了减少谈话时间甚至有意让翻译迟到。但是，即使在霍尔德曼无情的催促下，他曾达到的最快上菜速度——也可以称为白宫宴会的世界纪录——是一小时二十分钟。奎里纳尔宫那次午宴开创了一个新纪录，这是他从来不让白宫工作人员忘记的。可惜，像罗马帝国的许多成就一样，事实证明这项新纪录也是无法赶上的。甚至霍尔德曼也不能把白宫的上菜时间再减少十分钟以上。奎里纳尔宫以整整快十五分钟的优势保持了上菜速度的冠军，这使总统心里一直烦恼，喋喋不休。
对梵蒂冈的访问使我们有机会同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共同回顾国际形势。他是我担任公职期间见过的最敏锐、最有头脑的人之一，曾经率领教会致力于解决他的前任的巨大改革引起的混乱。约翰二十三世在改组现存结构以后就去世了，他还来不及确定改革的最后方向。这个任务留给了保罗六世。保罗六世在梵蒂冈担任外交职务多年，很了解改革可能产生它自己的势头，从而改变改革者的意图。圣徒由于动机纯洁而取胜；制度必须有持久的准则才能支持下去。教皇保罗六世在许多方面象征着时代的艰难。他比我见过的几乎所有其他领袖人物都更了解在专制打着自由的旗号前进时道德上出现的困境，也更了解“改革”为什么有制造缺乏灵魂的官僚机构的危险。他努力奋斗，要为良心和人类尊严保存一席之地，并深深感到一个既需要迅速改造、又需要经久不变的道德准则的时代的极度痛苦。他尽管渴望和平，但认为决不能以正义为代价。保罗教皇并不是缺乏预感，但是他从虔诚的信仰中得到力量，拒绝屈服于这些预感。对他的敏锐的智慧和感受来说，这个世界在某些方面过分粗鄙，使他不愿正面迎击他了如指掌的某些趋势，而是努力减轻世界的苦难。我每次觐见他都深为感动，并且自惭形秽，因为政治领袖任期有限，只能关心眼前可得，而宗教机构却能长久致力于永恒的事业。
保罗教皇对国际事务具有广泛而精湛的知识。他同尼克松对世界形势的评价总的说来是一致的。尼克松有一处讲到拉丁美洲教士中存在左的倾向时，逐渐谈得有些忘乎所以。教皇温和地打断他的话头，微笑着说：“总统先生，事实上这更多的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你的问题。”
访问梵蒂冈期间，出现了一幕现在回想起来引人发笑但在当时却令人难堪的场面。我们的先遣人员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要总统直接从圣彼得广场乘美国军用直升飞机前往第六舰队。教廷认为这天的军事花样已经够多了，就委婉地建议在教皇单独会见尼克松后接见总统随行人员时，我们的国防部长不要参加。日程就是据此安排的。当教皇和尼克松单独晤谈时，参加另一摊子会谈的人员中不包括梅尔·莱尔德。但是，单凭分发一纸印好的日程是无法把莱尔德这样机灵而老练的政客排除在教皇接见之外的。正当总统一行走进教皇的接见大厅时，莱尔德突然出现了，嘴里还叼着根老不离嘴的雪茄。当人们问他来干什么时，他支支吾吾地说是来找直升机的。当然，明明一眼就能看到直升机停在梵蒂冈入口处圣彼得广场纪念碑的两侧，莱尔德怎么可能认为这些飞机会在梵蒂冈宫殿内部干什么名堂，这是谁也搞不清楚的。我劝莱尔德至少在教皇面前得把雪茄藏起来。
我们一行人分为两排，同并肩而坐的尼克松和教皇形成直角。正当教皇发表优美而简短的讲话时，莱尔德的衣服口袋里突然冒出烟来。他设法扑灭雪茄引起的这场火灾，起初动作还不显眼，最后无法可施就开始用手拍打口袋。有些人所在的角度使他们无法看清国防部长在教皇面前自我牺牲的全部戏剧场面，把他灭火的动作当成了鼓掌，于是也跟着鼓起掌来。梵蒂冈的官员们亏得有两千年的传统涵养，才能够装作若无其事，让这些事按计划结束。
怪事接二连三。尼克松每次出国旅行，先遣人员都要创造他们手册上所说的“摄影机会”，并且安排好时间，使片子可以赶上晚间电视广播。对色彩和群众场面也提出了寸步不让的要求。霍尔德曼最大的长处并不是对主权概念的理解。在他的鞭策下，先遣人员会突然提出一些要求，使外国政府对美国时髦的公共关系学感到莫名其妙，但这些政府又不愿冒犯总统的随行人员。因此，梵蒂冈虽然怀疑在圣彼得教堂门口出现军事装备的画面是否能真正反映教会的精神使命，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因为提出的理由是总统的日程排得太紧，只好这么办。
不幸的是，正是规定的动身时刻，先遣人员突然想起尼克松在罗马还没有碰到群众场面。这本来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罗马有史以来就一直在接待外国要人的访问。数百年来英雄辈出的罗马的居民对政治领袖都感到有点腻烦了。从根本上说，罗马是教皇的城市；只有教皇的活动才引人注意。就是约翰·肯尼迪在罗马也没有能够招徕群众。但是霍尔德曼对历史对比毫无兴趣。他运用了多年来在美国搞无孔不入的竞选活动时积累的智慧：要制造情绪激动的群众场面，最好的办法是堵塞交通。由于尼克松夫人按照当时海军的规定是不能访问舰队的，所以当场决定由总统用小汽车把她送回旅馆。于是临时组成一个车队在交通最繁忙的时刻向罗马市中心出发，其他人则在梵蒂冈宫殿门口的直升机中等候。这次行动完全成功。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车队的人过了两个小时才重新见到我们的头头。当直升机终于起飞时，满面笑容的霍尔德曼告诉我们，这次交通堵塞确实是一次不朽的成就，聚集了大批人群，激动的情绪几乎无法控制。这一切在电视上看起来是动人心弦的。至于教廷对直升机在圣彼得广场等待两小时有什么想法，谁也无法知道，大概是不错的吧。
我们晚间到达“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开始了对第六舰队的访问。在海上游弋的舰队至少使门外汉有一种抽象的玄而又玄的感觉。它服从听不见的命令，对罕能亲眼目睹的危险作出反应。受它影响的人几乎从来看不见是什么在保护或威胁他们。在最近一连串危机中，第六舰队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东的主要表现。它有助于决定事态的发展，但同出事地点至少保持了二百英里的距离。虽然第六舰队很容易受到苏联陆基飞机的袭击，它仍然拥有决定性影响，因为攻击它就会使美国全部力量倾巢而出。戏剧性地加强美国海军力量是一个关键信号，说明我们决心防止约旦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于我们逐渐失去陆基，剩下的基地也受到政治限制，第六舰队就更加重要了。
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应在航空母舰上过夜，第二天要参观火力表演。但这是一次一切都不能按计划进行的旅行。罗杰斯、莱尔德和我正在军官餐厅里看电影——片名《被称为笨蛋的人》——时收到一份路透社电讯，其中引用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纳赛尔已经去世。我把电讯递给了罗杰斯。他说，如果真有此事，我们肯定已从官方渠道获悉。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大家又看起电影来。约十分钟后，我逐渐感到不安；这条电讯的内容不可能毫无事实根据。我溜出来同华盛顿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典型的：只知道开罗广播电台几个小时以前中断了正常的节目，开始播送哀乐，其他没有什么消息。华盛顿方面慎之又慎地报告说：“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很不寻常的。”无须特别大胆就可得出结论：有一位高级人士去世了。
尼克松已经就寝，霍尔德曼不准我们在获得已经证实的消息之前叫醒他。我和僚属拼命工作，为这次旅行制订可供选择的计划。我们猜想铁托将去参加纳赛尔的葬礼，从而使我们访问贝尔格莱德的计划告吹。在效率一贯很高的白宫通信局帮助下，电报开始飞往各地，电话打向了四面八方。我们曾经转过念头，想把在马德里和贝尔格莱德停留的时间颠倒一下。但是我国驻马德里大使馆认为，要求准备工作提前四十八小时完成将在后勤方面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我们的先遣人员一想到这一点就简直急得发疯。另一方面，这四十八小时把总统怎么办也是难于解决的问题。像总统随行人员这样庞大的队伍不经广泛准备硬是要蜂拥到一个国家去是不行的。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考虑几种不同方案时，铁托把我们从困境中救了出来。他认为总统第一次访问贝尔格莱德的象征意义比参加已经去世的友人的葬礼更为重要。在此期间，当纳赛尔的死讯得到证实时，我叫醒了总统，把消息告诉了他，并取得他的同意，要派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参加葬礼。我还把他在贝尔格莱德停留问题当时还悬而未决的情况通知了他。
过了几个小时，大约是半夜两点钟左右，我突然惊醒，想起第二天预定要举行火力表演。照我看来，在地中海燃放烈性炸药来纪念纳赛尔逝世似乎是一种极端麻木不仁的行动。我把自己的判断同罗杰斯和莱尔德核对之后，没有再叫醒总统就取消了火力表演。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总统助理不应当不断用琐事打扰总统；他们稍加等待就会比较了解总统的选择，足以用总统的名义作某些决定。但是他们最好搞得有把握点，因为除了总统的信任外他们并没有什么权威。结果证明，尼克松一心想要看火力表演。我几乎肯定可以说服他放弃此事。但是让他第二天早上面对既成事实，使他罕见地表演了一番那种尼克松特有的脾气。一连二十四小时，我都受到谁都可以看出总统不快的小动作的捉弄。例如在那天总统一次活动中，把我分配到备用的直升机上去坐。在第六舰队旗舰上开会时让我坐在外围。这场风暴不久就过去了。对于印巴危机之后我的遭遇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预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正确的，但也得到一个教训，使我明白了自己权力的局限性。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上受到身着蓝灰色制服、佩戴金色肩章的铁托元帅的欢迎。三十年代中等阶级的价值观念，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东欧各国的“无阶级”社会中那样完整地保持下来。否则铁托的服饰同一位共产党国家元首是很不协调的。在生活极为枯燥无味、官僚主义令人窒息、计划无所不包的东欧，推动人们前进的并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经过长达一代的共产党统治之后，维持国内团结的力量仍然是在具有较多国际性的西欧几乎已经绝迹的那种民族主义。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这时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奇人物中仍然在位的唯一幸存者。他是很有名气的游击队头头，是敢于向斯大林挑战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是民族共产主义的发明人，现在又是不结盟运动的斗士之一。到一九七〇年九月为止，他已当权二十五年。他浑身散发着一个已经消灭一切可能竞争者的人具有的那种权威。他的风度像欧洲中部的中等阶级——彬彬有礼，明显感到生活的乐趣，有一种颇为自满的幽默感。但他也很小心谨慎，有时脸上挂着笑容而眼神却看不出笑意。他已经学会对付资本家而又不一定接受他们的影响。他在战后初期是最倔强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一九四六年甚至同美国发生过短暂的对抗。那时南斯拉夫击落了一架没有武装的美国运输机，扣留了机组人员。
在他同斯大林决裂之后，西方对铁托就另眼相看了，把他对维护自己的政权的关切看做是——不小程度上是由于他玩弄技巧的结果——公开放弃曾经有助于建立这个政权的价值观念。一个几乎被人忘掉的事实是：使铁托同斯大林决裂的问题是民族自治，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与否。铁托在饱经沧桑之后仍然信仰列宁主义。维持生存的需要迫使他多方寻求免遭苏联侵略的保证，但并没有明显改变他一生献身革命形成的信仰——也不应当如此期望。只有强烈的信仰才能使一个人经历阴谋和游击战各种艰难险阻和考验而坚持下去。他为什么要在胜利的时刻放弃信仰呢？
由于不愿正视这个事实，结果造成了无穷无尽的误解。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各国当中——较小的程度上也在东欧——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因素。它象征独立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胁。但是在欧洲以外，铁托仍然奉行自己的信念，总的说来对西方的利益或理想是不客气的。他对发展中国家革命的同情和莫斯科并无显著差别。实际上，铁托在迎合激进的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方面甚至更加积极；他认为获得这些国家的拥护可以支持他自己的独立，进一步从政治上限制苏联的压力。反过来说，他脱离苏联而自行其是使他对发展中世界的影响比东欧任何卫星国政权可能拥有的影响都更大。因此，南斯拉夫在国际论坛上很少支持我们的立场。举例来说，它是联合国有关波多黎各独立的一年一度的决议案的提案国之一。在中东，它一般是支持阿拉伯激进派的。
我对这种情况处之泰然。南斯拉夫同斯大林决裂并不是为了帮我们的忙；它奉行自己的方针也不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利益。但是，无论铁托的动机是什么，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改善了我们的全球地位。斯大林担心它给东欧其他国家提供破坏性范例是很正确的。此外，欧洲安全由于铁托拒绝参加《华沙条约》而得到加强。最后，有一条界线是他不会超越的：如果他同我们对立的程度使他的安全必须取决于苏联的善意，那是他受不了的。他需要我们来维持他的平衡感。因此，我们并不是非讨好他不可。我们没有理由要卑躬屈膝，也没有理由不积极以同样的激情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就像他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所表现的那样。
南斯拉夫和我们有可能在好几个方面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要了解共产党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趋向，贝尔格莱德是一个有用的消息来源。它可以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它的朋友，尽管它同我们的意图有许多不同，因此执行中间人的任务并不可靠。高级人士定期交换意见是很重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协调政策，同时强调我们对南斯拉夫独立的关切。
我们并没有设法争取南斯拉夫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了解，它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同印度一样，都反映了对本国利益的冷静分析。严肃的不结盟国家——不是指那些远离一切危险、专做口号交易的国家——力图估计他们在影响国际均势方面能走多远。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安全或幸福冒险，以堂吉诃德的姿态反对我们（除非美国自己因循苟且、感情脆弱，使他们情不自禁要这么做）。无论我们的政策对他们的宣言如何表示“谅解”，他们也不会冒同我们联系过分密切的危险。看来荒谬的是：如果我们同他们太接近，他们就不得不走远点；我们同他们疏远时，他们又不得不向我们靠近点。这几乎是不结盟的自然法则。总而言之，我们不受那种感情用事的幻想的影响，并不认为不结盟是某些具体的不满或误解造成的。但是我们对不结盟国家、尤其特殊的是对南斯拉夫表示赞扬，承认他们奉行的是一项严肃的政策。我们接受南斯拉夫漂亮的词藻也不能把它争取过来；我们捍卫自己的利益也不会使它永远同我们敌对。
铁托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毫不感情用事，略带教条气息，但总是趣味盎然。我们这次访问发现他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中东。他警告我们不要把全部筹码都押在以色列方面。他认为纳赛尔是中东地区的卓越领袖，纳赛尔的去世对和平的希望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铁托告诉我们，苏联在九月危机中曾敦促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出约旦领土，这同我们自己的情报是符合的。他的某些僚属希望探询美国在苏联进攻南斯拉夫时将作出什么反应。铁托从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因为他自尊心太强，也可能因为他了解在他有生之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尼克松这时已访问了两个东欧国家首都，即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其象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美国将特别注意东欧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我前面说过，中国后来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们访问贝尔格莱德时，唯一值得提到的另一特点是使我们的共产党主人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公共关系的奇迹。苦恼不堪的霍尔德曼在贝尔格莱德又碰到了他曾在罗马予以克服的同样难题：缺乏包括群众的“摄影机会”。他的难题是由于先遣队一个无法解释的疏忽造成的。总统到任何国家去都必须有的活动项目之一，就是向无名英雄墓献花圈。这是一个考虑周到的姿态，必然会吸引群众。总统在贝尔格莱德的日程上第一项就是献花圈。不幸的是，南斯拉夫的那个墓位于贝尔格莱德郊外约二十英里处。先遣队显然是由于疏忽而没有报告——或许这段距离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当车队蜿蜒前进、愈益深入一个郁郁葱葱、没有任何群众干扰人们沉思默想的森林地带时，全体先遣人员携带的报话机就愈益频繁地响了起来，其中可以听到大发其火的齐格勒和霍尔德曼表示难以置信的交谈。不过霍尔德曼有办法对付这种挑战。总统的汽车在返回途中突然离开车队，带着其他所有的车驶向贝尔格莱德市中心。被弄得莫名其妙的护送警察最后终于赶到。这次又造成了一次交通大堵塞，被迫停下的观众的情绪又达到不寻常的高度。这时，尼克松跳上车顶向群众招手致意，确实激起了真正的热情。
无论铁托对总统访问如何满意，他对我们访问的下一站是马德里不会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年迈的独裁者的首都前往另一个甚至比他更年迈的独裁者的巢穴。佛朗哥是法西斯在欧洲处于优势时上台的。他虽然对同伙的独裁者欠了债，这并不妨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自己的国家保持中立。但是在几个法西斯帝国垮台时，佛朗哥发现自己处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中。不过到尼克松前往访问时，他已在西班牙人民具有历史渊源的褊狭性格和自豪的民族主义帮助下经受了各种压力而生存下来。他促进了西班牙工业的现代化，逐渐放松了自己的统治，并为他身后建立比较自由的制度奠定了基础。七十年代许多用老眼光看待事物的人觉得难于承认西班牙实行镇压的程度比任何共产党国家和大多数新兴国家都要小得多。
现已年老力衰的佛朗哥主宰国家命运已经超过一代人时间。西班牙似乎悬在空中，等待一个人生命的结束使它可以重新进入欧洲的历史。地理位置使西班牙不言自明地对西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只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才关心佛朗哥身后西班牙的政治，希望它一反历史传统，能够温和地演变。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排斥并反对现存政权，或者是同它一起工作，扩大接触，从而扩大我们的影响，为佛朗哥身后时期进行准备。我们选择了后面一种方针。
当时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是我们同西班牙的军事关系。从五十年代以来，两党轮流主持的历届政府都同佛朗哥政府签订了有关美国战略轰炸机和北极星潜艇基地的协定。在佛朗哥行将就木的时候，又提出了基地租借协定问题。同越南战争时期采取的大多数军事措施一样，这些协定也受到反对派的谴责。他们认为这是同一个法西斯国家做出的不必要的、道义上站不住脚的安排。美国政府认为，在中东发生动乱、我们在地中海的其他基地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决不能放弃西班牙基地，以至加深美国进行全球性撤退的印象。我们也看不出同一个任期显然即将告终的年迈的独裁者进行对抗有任何意义。这种对抗将刺激众所周知的西班牙民族主义和自尊心。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鼓励佛朗哥身后的西班牙走上民主道路也将是一项错综复杂的任务。西班牙历史的特点就是喜欢走极端，充满死亡和牺牲、悲剧和英雄事迹，因此产生了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混乱和纪律严明时期交替出现的蔚为大观的场面。西班牙人似乎只能容忍赞扬，而不能相互容忍。温和、渐进的改革——更不用说是民主的、而不是激进或暴力的改革——在西班牙是史无前例的。国际上的排斥有使西班牙感情用事的危险。在这整个关键性的过渡时期，我们都同未来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以及西班牙政府和社会的温和分子保持着友谊。说实在的，美国对七十年代西班牙的演变所作的贡献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就之一。
尼克松并不是在马德里停留的第一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进行过一次胜利的访问。事实上，尼克松梦寐以求的事之一，就是保证欢迎他的群众至少等于——而且他希望还要超过——他既尊敬而又羡慕的前任那次访问时的规模。担心是毫无道理的。马德里对尼克松的接待是盛大的。唯一不幸的缺点是在尼克松到达后，机场控制塔忘了关闭跑道，以致喷气发动机的轰鸣淹没了欢迎词。由于双方讲话都琢磨得只剩下陈词滥调了，历史不大可能因为没有听到讲话感到遗憾。在场面盛大的入城途中，那种光彩夺目、适合摄影的镜头就连霍尔德曼也无可抱怨了。他的上司和佛朗哥笔挺地站在敞篷汽车上，两旁有持枪骑兵护送，周围是欢欣若狂的人群。他可以一本正经地说，人群一旦超过几十万，唯一的问题就是宣布一个看来合理的数字，从而使尼克松不必担心这次接待同艾森豪威尔那次访问比较会相形见绌。
在所有的访问中，只有这次发出的信息最明显是象征性的，就是为了说明美国继续关心这个地区。关于基地的谈判在访问以前就结束了；佛朗哥去世后如何过渡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即使非常转弯抹角地谈也是不行的。由于另外一种原因，同佛朗哥进行的谈话——至少对我来说——缺乏值得回忆之处。当尼克松在我陪同下拜会佛朗哥时，按照日程应当进行实质性会谈。但是我们发现这位年迈的独裁者经过车队长途跋涉后已精疲力竭。当总统谈话时，他昏昏沉沉差不多睡着了。这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催眠作用。尽管我拼命想要为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有所贡献，至少要保持醒着的状态，我仍然不禁进入了梦乡。当佛朗哥和我由于操劳过度而安静地闭目养神时，只留下尼克松和西班牙外交部长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去交换意见了。我参加会议是为了作记录。如果现在历史上对这件事有什么记载，那得感谢担任翻译的沃尔特斯将军。他那时是醒着的。
我们离开西班牙飞往英国，在英国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进午餐。尼克松在那里同爱德华·希思举行第一次会谈。尼克松担任总统时，同希思关系非常复杂。没有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比希思更得到尼克松尊重，特别是希思同他的外交大臣、尼克松十分崇敬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搭配在一起时更是如此。英国竞选期间，尼克松毫不掩饰地偏袒保守党。虽然历次民意测验和他的全体顾问——包括我们驻伦敦大使馆在内——的意见都同他唱反调，尼克松仍然深信希思会取胜。当他的预言实现时，我正在墨西哥城看世界杯足球赛。他得意得一晚上给我打了四次电话，向我表达他的高兴，并让我可以确认他有先见之明。他最希望同希思保持一种他不会同其他任何外国领导人保持的亲密合作关系。他说，在一个重要国家中现在终于出现了同我们有共同情谊的人物，一批不依赖我们、无须我们不断扶持而我们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教益的领导人。
这种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人们都劝他们应当相亲相爱，他们自己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以求不辜负这种期望，然而毫无成效。希思和尼克松从来没有建立起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而这是尼克松至少起初就渴望建立的。这两个人的性格都相当严肃，气量较小，渴望人家接受他的意见，而又不能表现为宽宏大度，消除彼此的隔阂。在所有英国政治领导人当中，希思是我开始担任公职时最了解而且最喜欢的。尽管我们在政府任职期间存在某些意见分歧，我们至今仍是很好的朋友。他是我见过的最能干的世界领导人之一。他开始地位较低，后来飞黄腾达，成为浸透英国贵族传统的一个党的领袖，未能摆脱英国阶级历史造成的种种心理状态。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冷酷无情；这种冷酷并不是天生的，因此更加引人注目。他以态度冷淡著称，但这种冷淡更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是一个热情而温和的人。他预见要遭到拒绝时，就用一种表面上彬彬有礼的态度加以回避（常常伴随着并不表示喜悦的一笑）。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在战后英国政治领袖中是最不典型的。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有一种同大陆欧洲人更相近的喜欢理论的倾向，使他的想法比较抽象，有时接近于空谈。
在所有英国领导人当中，希思可能也是同美国在感情上牵连最少的。这并不是说他反对美国，而是说他没有受到两次大战形成的亲切关系中那些感情因素的影响。对于大多数英国领导人来说，无论地理上实际情况如何，美国都比“欧洲”距离更近。这是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感觉，那时英国力图越过大洋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大陆只是危险的源泉，不是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但是希思深信英国的前途在欧洲，因此英国应当真心实意地、而不是无可奈何地或专为自己打算地同欧洲携起手来。当麦克米伦努力要参加共同市场时，他是英国的主要谈判代表。这次努力在一九六三年由于戴高乐的否决而流产。希思颇为相信戴高乐派的论点，认为主要障碍在于英国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因此他担任首相时决心不再重犯麦克米伦的错误。他把自己同欧洲紧紧联系起来，认为美国是一个友好的外国，有权得到能够反映它的力量和重要性的考虑，但“特殊关系”则会妨碍英国在欧洲的使命。希思并不要求在华盛顿享受比欧洲任何其他领导人更高的地位。实际上，他几乎是坚持拒绝接受任何优惠待遇。
这就产生了看来是荒谬的情况。尼克松不信任威尔逊，而对希思非常钦佩。但威尔逊却竭力想同尼克松建立比希思更轻松自如、更带个人性质的关系。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工党对国内问题的观点远不像保守党的观点那样同它志趣相投；在某种意义上，保守党可以说是它的姊妹党。但是工党同共和党政府建立了比保守党更加亲密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希思的性格和信念造成的。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则是保守党思想深处一些因素的表现。保守党尖锐地感觉到历史上广泛得到承认的英国的全球作用的衰落。某些保守党分子不免对美国在去殖民化过程中起的作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施加的限制到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危机——感到怨恨。
无论原因何在，希思是同华盛顿疏远的。我们毫无代价地向他提供了进行磋商的优惠地位，而这是他的前任需要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和不惜阿谀奉承加以争取的。他宁愿不利用这种机会。由于作出这种明显的拒绝，他为英国进入欧洲铺平了道路，但使他和华盛顿的关系复杂化了。希思当选英国首相后，没有像尼克松曾经希望、也是战后历届英国领导人企求的那样，同总统立即会晤。尽管尼克松曾经对负责他的全部电话联系的人明确说过，他拒绝接“未经甄别的”电话这条规定对英国首相并不适用，尽管我再三劝英国大使约翰·弗里曼要鼓励这种接触，他们还是很少亲自通电话。因此，这位英国新首相执行了尼克松就职时美国那些鼓吹欧洲一体化的人曾经呼吁、而当时明确遭到拒绝的办法。实际上，邀请尼克松到契克斯做短暂的逗留——即使气氛极为亲切——也是为希思把正式磋商再推迟几个月的目的服务的。它使希思可以对他的欧洲同事说，这次会晤只是非正式的礼节性拜会，由于时间紧迫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他还可以在开始同大西洋彼岸对话之前，同欧洲同事磋商。
希思对欧洲情绪的判断是否正确，这必须由未来的历史学家去确定。特别是在勃兰特和蓬皮杜都同他相反、正在加强自己的国家同我们的联系时，他真有必要以同华盛顿的亲密关系为代价来取得欧洲的信任吗？除了稍微改变了一点气氛外，他实际上付了什么代价吗？希思在奉行长远的方针时是富有远见、坚韧不拔的。他使英美关系比较正规化，也可以说是使它适应不可避免的现实。尽管如此，这样一位令人畏惧而又富有魅力的人居然看不见无形因素的重要性，总是可惜的事。
表面上看，契克斯的会晤可以说是再好没有了。尼克松把英国同美国的做法混为一谈，仍然认为英国新政府之所以比较冷淡是因为它需要站稳脚跟。（由常设文官和拥有在议会中处理问题的长期经验的、为数很少的党领导人组成的英国政府，通常都不需要很长的调整时期。）会谈分两次进行。午餐前，希思会见了尼克松；同时在座的只有英国内阁秘书伯克·特伦德爵士和我。午餐时，罗杰斯和亚历克爵士也参加进来。整个还不到两小时谈话时间。意味深长的是根本没有讨论欧洲问题，只是尼克松泛泛谈到，我们愿意对英国同欧洲共同体的谈判给予审慎的协助，这个建议也没有接下去谈。全部谈话都涉及国际问题：饭前谈越南和非洲，后来谈中东。希思最擅长这种对话——尖锐、果断而且精明。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一样。他要我们注意非洲和印度洋的战略意义，而当时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还没有提到很高的地位。他同意我们的看法，即我们从越南脱身的方式将影响东南亚以外地区。他说：“如果苏联感觉你们是在屈辱中退却，他们就会在欧洲重新积极推行他们的政策。”亚历克爵士以向我们介绍他参加纳赛尔葬礼的情况为幌子，温和地催促我们在中东、特别是在四国会谈中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尼克松则有不同看法。他同我一样，认为激进势力还没有到无计可施的地步。他认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避免不了新的危机。这个问题来不及加以解决，因为按照日程我们必须启程前往爱尔兰，否则就会到得太晚，失去大家喜爱的“摄影机会”。这次会晤是有益的，友好的，甚至是热情的，但奇怪的是毫无结果。这是前途更为错综复杂的预兆。
总统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爱尔兰。我为尼克松准备的情况介绍谈到了可能实现的最高目标：“在爱尔兰停留并无巨大国际意义。但爱尔兰在国际事务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一直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可靠的中立国家；将来也可能起这种作用。”这个目标是有价值的，但通常并不需要总统用整整四十八小时亲自予以注意。老实说，这次停留的意义属于国内政治方面。它使尼克松可以让爱尔兰血统的美国选民注意到他关于自己的祖先是爱尔兰人的说法，同时也是为了答谢一位富有的美国捐助者——我们就住在他豪华的城堡里。这位捐助者决定上演一场爱尔兰历史剧，其主题充满激情和戏剧性，以至演出从半夜一点开始，直到四点半左右才结束。我的工作人员和我由于坐在总统附近，成了他发泄怒火的对象，虽然我们同日程的安排毫无关系。
尼克松对爱尔兰的访问是按照卓越的先例进行的。事实上，为我们制定的日程算是轻松的。一位异想天开的先遣人员原来提出的日程建议尼克松在都柏林领导一次圣帕特里克节[2]游行。幸好时间并不合适，而且也没找到任何借口要总统三月份访问欧洲，否则大家就要发疯了。
在爱尔兰停留本来是例行公事，却出乎意料地提供了这次访问中最大的新闻之一。这是戴维·布鲁斯和菲利普·哈比卜从巴黎飞来同我们研究越南谈判问题引起的。（下面一章将谈到，当时正为总统准备一篇建议就地停火的重要演说。）这次会议使报界就越南问题及其和平前景又大肆猜测。甚至当尼克松在爱尔兰寻本求源时，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戴高乐的葬礼和希思的访问
我们回国刚一个多月，尼克松就又到了欧洲，这次去是为了参加悼念夏尔·戴高乐的弥撒。尼克松立即决定参加，这就确定了礼宾规格，并且保证其他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了。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蓬皮杜同尼克松会晤时显得异常的热情。蓬皮杜重申他愿意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他支持我们在解决越南问题方面采取的总的态度，并再次对德国发展的长远趋势表示警惕。
这次仓促进行的访问不可能不发生稀奇古怪的事就平安过去。尼克松起初表示他希望弥撒一结束就启程回国。我劝他说，如果他不留下来参加下午较晚的时候蓬皮杜为各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就会失去许多善意。霍尔德曼对此大为恼火。他之所以反对，一部分属于特权问题，因为总统的日程是他的管辖范围，他不喜欢别人干预。更重要的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尼克松非常需要按时休息；这是使他的决策保持连贯性的基本保证。当霍尔德曼拼命保护总统的日程——特别是新闻稿上委婉地叫做“工作人员时间”的休息时间——的时候，他是在为祖国效劳，并且为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作为外交政策标志的强硬决定作出了贡献。
但是，一旦我在干预他的宝贝日程方面取得胜利时，霍尔德曼就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即如何把等待的时间填满。同尼克松的许多僚属一样，霍尔德曼曾一再听说他的上司喜欢马克西姆饭店。因此，他提出尼克松可能愿意同他的正式随从人员到那儿去午餐。让美国总统在巴黎圣母院参加追悼仪式后出来就去马克西姆饭店，当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但是尼克松在我国大使阿瑟（迪克）·沃森寓所用过一顿丰盛的晚餐后情绪甚高，对此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当时就计划要这么做了。我按照典型的官僚方式，用技术上的理由把我从原则上反对的意见包装起来，指出在参加追悼仪式后给总统拍一张饮酒的照片是不行的。我的意见遭到否决。按照命令还是得去马克西姆饭店，但用餐时禁止喝酒。幸好我们的大使颇为明智。上天保佑，是他而不是一个先遣人员奉令去同饭店联系。我把沃森拉到一边，警告他说，如果法国公众对我们这种麻木不仁的举动表示的愤怒影响到官方关系，他的日子将极不好过。他那天晚上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如果有人抱怨，由我负责。事实证明，尼克松睡了一夜后也改变了主意。第二天早晨，当我告诉他这种举动将把他这次旅行得到的全部成就一笔勾销时，他指示我取消一切准备工作。我毫不为难就答应要迅速执行这个命令。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即一个月之后，爱德华·希思到华盛顿同尼克松进行第一次正式磋商。英国将要参加欧洲共同市场，这件事使欧洲同美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达到严重程度，虽然这种紧张并不是它造成的。潜在的原因是看法上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基本上是美国和已经恢复活力的欧洲之间的经济竞争引起的。某些争论稍微有点虚幻的味道。我们谈到非歧视性贸易，然而忽视共同市场从性质上说就是歧视性的；共同市场毕竟是通过提高关税和其他障碍建立起来的——这些障碍是为了减少从外部世界进口，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不适用。英国即将成为共同市场成员国，这件事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欧洲一体化这个概念所固有的、然而长期遭到忽视的问题。希思的访问使问题明确起来；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英国政策中新的优先考虑的项目，强调指出他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使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一旦参加，英国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将起建设性作用。但他不能冒险在事先对我们作任何让步。他既不希望就共同市场问题同我们进行双边谈判，也不希望给人印象，似乎他是美国安插在欧洲的内应——就这件事来说，他也确实不愿充当内应。过去任何英国首相都不会考虑对美国总统说这种话。当时存在的亲切气氛和尼克松表示谅解的答复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我们正面临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一场革命。
无论这种改变多么令人痛苦，这场革命也有它积极的方面。不管英国是否事前同美国统一看法，它的全球性经验和实用主义作风必然在欧洲的各种理事会中起有益的作用。希思强调英国进入欧洲对我们的主要好处属于政治方面，而不属于经济方面。他这样说肯定是正确的。（当然，这必然引起一个问题，即我们准备为政治上的好处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此外，他同尼克松就世界事务进行的交谈说明——同在契克斯的时候一样——双方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协调的。
同欧洲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希思对德国发展的长远趋势表示疑虑；虽然同他的所有同事一样，他几乎肯定没有在波恩做这种表示，而是把表达所有人似乎都感到担心的这副重担留给我们——如果说是留给什么人的话。他反对勃兰特建立柏林问题常设会议的想法，认为要避免勃兰特的政策变成一系列单方面让步，盟国必须使苏联真正认识到有来有往的必要性——特别在柏林问题上是如此。尼克松表示同意，并对他解释了我们所谓连环套的概念。他向希思再次保证，他不会允许苏联通过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获得战略优势。他们还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作为英国首相的希思是在冷静地权衡利害得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感情基础上制定他对美国政策的。这对美国领导人是一种新的经验。另一方面，希思的信念同我们几乎完全一致。因此，从自我利益出发也会导致密切的合作。
希思的访问结束了盟国进行深入磋商的又一个年头。在迟疑了一阵子之后，我们支持了勃兰特政策取得的突破。英国进入欧洲终将产生重大后果。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打的是一场狙击战。一九七一年初，我们全力以赴地切断北越在老挝的交通线，打开通往中国的道路，并在五月二十日，在同苏联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取得了把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的突破。
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压力容易使身居高位的人认为把问题拖下去就等于避免了困难；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只会招来危机。一九七一年，我们同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关系还是经常使我们伤脑筋的问题。
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政坛元老，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首先遇上的是军事危机。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一日，事先谁也没有来打招呼，我们突然听说，文质彬彬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想重新提出他那心怀多年的建议，要把我们在欧洲的兵员裁减一半，即十五万人。建议的形式是对延长征兵制法案提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修正案。曼斯菲尔德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参议员。他是多数党领袖，因处事公道而受人敬重，因作风正派而受人爱戴。曼斯菲尔德不属于哪一个激进的派别，但却是参议院传统势力的一位知名人物；他是使我们巧妙得令人难以相信的互相制约的体系真正发生作用的一小股爱国者当中的一员。他是个激烈反对东南亚战争的人。但是尽管他的反对是猛烈的，却从未有失民主政体所必不可少的礼仪和风度。在内心深处，曼斯菲尔德是个孤立主义者，热切希望削减美国的一切海外义务；这反映出一种传统的留恋过去的心理，有这种心理的人总想设法使美国的道义准则一尘不染，不受强权的谋略和目光短浅的外国人的细小纠纷所左右。
因此，曼斯菲尔德提出的修正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我们在欧洲的常规兵力需要加强，而不是裁减；但是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则会削弱兵力。如果美国参议院以通过一项大量裁减兵员的立法而青史留名，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会和我们对外政策中的其他因素一样，成为我们国内没完没了的政治论争的牺牲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越南化的过程在欧洲重演，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不得不阉割主体以拯救一个最小的局部。我们长期以来想使北大西洋联盟的防务适应于新的战略现实的目标就会遭到破坏。
问题是作为每年一度的防务预算辩论的一部分提出来的；批评政府对越南政策的人们越来越把这种辩论变为对我们军事战略的全部因素展开的一场攻击。政府已经公开宣布要实行志愿兵役制，现在要求的是把征兵制延长两年。当这项法案被提交给参议院时，参议员曼斯菲尔德重新提出他那每年一度的建议，裁减美国在欧洲的兵员；这次采用的形式不是往常他提出过的“参议院决议”的形式，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他要求在第二天五月十二日进行表决。两党的主要参议员提醒白宫说，曼斯菲尔德很可能会占上风。
这样重要的法案未经小组委员会听取证词，居然能够直通参议院，而且还真的有可能通过，这倒是那个时期人们的怨气和破罐子破摔的情绪以及全国统一意志遭受严重破坏的典型写照。我们的巨额财政赤字为任何关于削减海外支出的号召增添了力量，曼斯菲尔德的名望又使他的同事不愿投票反对他。但是真正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美国参议院愿意拿这项二十多年来经历过五届政府和在两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结构去冒险，是因为患了当时全国性的流行病。政府决定加以反对。白宫立即（在五月十二日）发表声明，提醒人们注意，这项修正案会“对大西洋联盟的结构产生严重的损坏作用”。我们的下一步是推迟表决，以便争取时间，赢得支持。我们争取到推迟五天的时间。从涉及的问题来看，五天是少得可怜的，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但是却可能使情况发生变化。
我们决心打掉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但却面临着几道障碍。首先是支持这项修正案的人的热情高涨。其中许多人关心东南亚比关心西欧为重，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拆散这个他们觉得是错误的和以冷战为中心的对外政策结构是件好事，这个结构是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持自由主义态度的传统势力；本世纪以来它一直鼓吹，行政部门的坚强有力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却转变立场，强使国会承担义务，以牢牢管住据说是权欲熏心、穷兵黩武的政府。
不容争辩的是，国会应该在执行外交政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在七十年代，感情压倒了理智。在国会和总统的目标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或在国会试图作出日常的战术性决定的情况下，我们的制度便运转不灵了。国会可以而且也应该审查外交事务的后果，它却做不到。在它试图这样做的时候，结果总是不幸的。这一点我在第二卷回忆录中还要详细讲到。国会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永远有效的法律。它是按照可以预测的情况行事的。外交则要求不断按照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它必须给意外事件留有余地；不可预测的事件在外交中是经常发生的。玩弄词藻，随机应变以及有时态度模棱两可，这些都是外交上的手法。但是这些在法律上却算是歪门邪道的东西，法律要求的是肯定和明确。立法和外交不仅在方法和后果上截然不同，做起来也不一样。立法通常是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偶然结成的联盟出现不久又消失了。随着各种不同的向国会施加压力集团的推动，国会中的这些联盟和权力中心也发生变化。对外政策要求对于国家利益要有一贯的观点。立法人的艺术在于能够在某一个问题上撮合各种施加压力集团，而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却反复同原来那些国际活动家打交道，难得能够了结一个问题或者断绝一种关系。
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是一个经受多次挫折而结成的联盟的产物。但是即使在产生这项修正案的联盟解体之后很久，它仍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它也表明，由于国会对于对外政策这幅镶嵌画的了解是支离破碎的，它不能作出具有连贯性的战术性决定。在提出修正案的那一周，我们结束了为了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突破而举行的谈判；安排了去北京的秘密访问；正在进行柏林问题的微妙的会谈；而且安排了同北越人举行的又一轮秘密会谈。就算尼克松政府有时过度保密，在举行敏感的谈判时，或者在这种谈判还处在筹划阶段时，国会必然是不了解情况的。事实上，即使涉及的政策已经是完全为公众所知道的问题，国会造成破坏的能量也还是可观的。一九七一年五月，国会知道正在举行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柏林问题的重要谈判，以及我们正在敦促我们的盟国加强它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兵力，而且取得了某些成果。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使所有这些政策岌岌可危。
参议院的一些习气使问题更为复杂。即使那些一直支持北大西洋联盟的参议员也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要保持他们的信念，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忠于他们所属的特定集团；一方面明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危害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公然使一位受尊敬的同事遭受失败。因此，支持我们的参议员提出一项妥协方案，即要求政府既同苏联又同我们的欧洲盟国谈判共同裁减兵力，以避免具体的强制性裁减。还规定总统应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并在尔后每隔六个月，向国会报告这些谈判的进展。
政府内部众说纷纭。罗杰斯、白宫驻国会联络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赞同这项妥协方案。他们认为，马赛厄斯修正案无非使我们承担了进行协商的义务；不失为避免进行强制性裁减的高招。莱尔德主要出于策略考虑，不同意这样做。他主张直截了当地就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不加修改地进行表决；他的看法是，修正案越是“糟糕”，到头来我们占上风的可能就越大。尼克松倾向于支持莱尔德的意见。他对北大西洋联盟作过很多承诺。他的老练也使他理解，一旦接受裁减的原则，就等于打开拦蓄洪水的闸门。当时正好他主要关心的是，按照时间表将在一周之内达成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初步谅解（把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限制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但是他愿意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挫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他要我充当这次行动的主力。
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我认为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整个对外政策。那些希望我们沉着应战的国家可能会把我们举国上下对于越南问题的苦恼归咎于作出决定时的鲁莽行事以及战事的旷日持久。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在欧洲的兵力部署进行抨击，却会动摇我们战后政策的整个基础。我坚决反对拟议中的这项妥协方案。尽管它不要求立即裁减，但是它确立了裁减的原则，而且每隔半年提出报告，会重新激起要求单方面撤军的压力。已经有人——像参议员汉弗莱——把这项妥协性修正案说成是国会指示政府迅速进行裁减。而且还有一大批同样内容的别的修正案正等待参议院的审议。这样多各式各样的妥协方案，只要其中有一个被采纳在案，任何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兵力的计划，不论其规模怎样小，都会完全落空；我们的盟国会垂头丧气，而同苏联进行的关于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很可能草草收场。我们会走上使欧洲越南化的道路。
五月十二日那天，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在电话上按照上述内容同支持我们的参议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像约翰·斯坦尼斯这样老练的领导人深信，曼斯菲尔德掌握了足够的票数，只有进行妥协才能阻挡得住他。我却宁愿要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所有的拟议中的妥协方案都有同样的缺陷，它们使政府参与了关于裁减我们在欧洲的兵力的决定；而且一旦我们作出让步，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快地变得每况愈下。同时，直截了当地就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进行表决，可以表明，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战后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尼克松政府第一次有可能调动起传统势力中的各种人物的力量，而这些人物曾经为战后美国的许多伟大成就立下汗马功劳。
这些人物中，迪安·艾奇逊要算是最突出的一个。钦慕他人本来不是我的长处，但是这一弱点并不适用于我对艾奇逊的看法。他的丰功伟绩、豪情壮志以及他的道德信念和嫉恶如仇的态度，都是异乎寻常的。我见到他时，他刚离开他所热爱的岗位，在完成一场伟大使命之后精神上感到空虚；他当时感到的寂寞，只有曾经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操劳过一生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艾奇逊曾说，他的去职近似失恋。一九五三年，我到他的律师事务所去见他；他蓄着两撇微微翘着的小胡子，衣着合身而整齐，律师事务已经够他烦心，想来不会愿意帮助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去撰写一篇关于朝鲜战争的某些秘密情况的研究报告。我提了一些书生气的问题；后来相交深了我才认识到，他当时一定认为这些问题是学术性的和无关紧要的。当时他只是耐心地作答，有时答得有些尖刻，但总是明确的。一切都还算顺利，最后我问到他对麦克阿瑟的一篇特别鲁莽的报告的反应。这位老外交大师问道：“你是指我还没有尿裤子的时候，还是指我尿裤子以后？”此后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见面。又过了些年，有一次他请我吃午饭，才向我谈了对这位当时新政府中的显要人物的印象：“他使我想起一个爱投掷飞镖[3]但并不精于此道的人在一间挤满人的房间里练艺。”
艾奇逊是个很威严的人，仪态庄重，而且对公务态度严肃。他的力量总是用在为理想服务上面，而置个人恩怨于不顾。在三十年中，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开创和策划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和他忠心耿耿地为之服务的总统一起，实现了从孤立主义到一种新认识的转变，这种认识是：没有美国的实力，世界就不会有和平；没有美国承担各种义务，世界就不会有希望。他俩虽不很相配，却一起缔造了北大西洋联盟，同以前的敌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创建了帮助欧洲重建的经济机构，而且还为当时备受战争蹂躏的世界带来和平、安全和空前的繁荣。
在私交方面，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抵达华盛顿就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时，迪安·艾奇逊以文雅的风度——我几乎可以说是彬彬有礼——向我表示欢迎，以及后来他为了设法弥合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的观点和现实生活的最低限度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所表现出来的才智和耐心。有一次我问他对于一项特别伤脑筋的建议的看法：“我可以这样提出吗？”迪安回答说：“当然你可以这样提出，但是如果你想要取得进展，就别这样提出。”
迪安·艾奇逊珍视道义原则，但是他也鄙视那些以理想为借口而不去争取可以争取得到的东西的人。他常常会嘲弄人的弱点，但却从不诋毁自己国家的准则。他努力争取和平与自由，但是却明智地认识到，在漫长的旅途中，个人力量的影响不可能超越某一个阶段。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一次演说中曾讲过一段话，艾奇逊常喜欢引用它：“哎呀！先生们，我们不能把梦想变为现实。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中最美妙的一部分，而且自己又心里明白，我们的行为是高尚的，那么我们就是够幸运的了。”迪安·艾奇逊的确把他的梦想变为现实；而且，他的行为的确高尚。
在当时，他曾备受辱骂，有些辱骂就是来自现任总统的。由于他成为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和怀疑情绪的明显目标，使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所表现的创造力、激情和成就变得暗淡无光。但是，他虽身处逆境，但态度从容、坚定，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而历史给了迪安·艾奇逊最高的奖赏——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尼克松在一九五二年的竞选活动中曾经侮辱过艾奇逊，但是，艾奇逊在将近二十年后当总统需要他时，却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帮忙。他忠于总统，而并不计较谁是总统。他曾几次应尼克松的请求提出他的建议，而且总是默默无闻地提出。这次他表示愿意公开帮忙。他对我说，他会打电话给所有他能够施加影响的参议员，或者是报社——虽然他认为他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缘分可能已尽。他给了我一张“知名人士”的名单，劝我争取他们的支持，其中包括约翰·麦克洛伊、乔治·鲍尔、麦克乔治·邦迪、赛勒斯·万斯等。我对他说，我先试探一下，然后再向他报告。
“知名人士”的反应各不相同。艾奇逊同时代的人，例如麦克洛伊，无条件地向我们提供帮助。我自己同时代的人则还得顾到自己的前途；他们虽然不愿意在行动上出力，但表面上还是帮忙的，他们基本上倾向于妥协。从年龄以及从反应上看，乔治·鲍尔都处在两者之间。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判断是，有必要进行妥协。但是，他愿为正义而斗争，不久他就卓有成效地并以他所特有的那种热情投身于这一工作，以求完全击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
我向艾奇逊报告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他又有了新的主意。他说：“我看我们似乎要来一点儿万炮齐发，而不是只放几声冷枪。”他敦请尼克松总统立即召集一批前任国务卿、国防部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批代表战后两党外交政策的人物应该发表声明，支持总统维持我们目前在欧洲兵力的决心。尼克松和我一样，对艾奇逊的建议大加赞许。尼克松平日对传统势力既尊敬又看不起，对他们的支持既视为至宝又不屑一顾。这时尼克松看到，自从他担任公职以来第一次——结果也成为唯一的一次——有可能得到传统势力的支持，而洋洋得意。如果能够同这个集团搭上一座永久性的桥梁，使这位孤独而心情复杂的总统的内心感到宽慰，多少悲剧可能从而得以避免啊！如果那些当年曾经支持过我国政策的人士这时也来帮助尼克松摆脱疑神疑鬼的阴暗心理和克服莫明其妙的自卑感，事情会怎样发展呢？可惜事与愿违，双方都有责任。
五月十三日黄昏时刻举行的这次会议可称盛会。来到内阁会议室出席会议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有：艾奇逊、麦克洛伊、鲍尔、亨利·卡伯特·洛奇、万斯、卢修斯·克莱、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劳里斯·诺斯塔德以及莱曼·兰尼兹尔。这是老一辈政治家的最后一次聚会；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结成整体，对自己关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充满信心并始终为之献身；美国的理想主义也就是借助这种看法使那些受到战争蹂躏的社会得以复兴，并把敌国化为盟友。尼克松精神焕发，发表了动人的演说：他从未要求在座诸公在越南问题上支持他。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上他们也从未表示过不同意见。总统还追忆道，杜鲁门总统向第八十届国会提出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各种有关计划时曾受到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支持。从那时起，在这个问题上，两党一直是一致的。他反对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正是体现了美国政策的连续性。他引用艾奇逊自传的书名说，他也是个曾经“躬逢创世大业”的人。也许我们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即将出现突破（他这时想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为我访问北京所作的种种准备）。但是只有北大西洋联盟保持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所有在座的人都以同样的精神作了回答，讨论了一会儿关于妥协有无可取之处的问题。但是艾奇逊并不像尼克松那样不愿意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意见，他对妥协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这关键性的时刻，艾奇逊拿出一篇简短的表示支持的声明，请其他人签字。罗杰斯不知道，正是尼克松自己想出这个由艾奇逊提出草稿的点子；也许他被这位前任国务卿的高雅而自信的风度弄得不知所措；也许他还担心将来怎样和曼斯菲尔德共事下去；这时罗杰斯要求把草稿暂时搁一搁。艾奇逊懂得，一旦人们回到存在压力的平时的环境中，现在已经取得的一致看法就会烟消云散，因此要求当场在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并尽快发表声明，并不得迟于五月十五日星期六，也就是说，四十八小时以后。尼克松设法让他的国务卿懂得他是同意这样做的，因此，罗杰斯接受了大家一致的看法。
大家公推艾奇逊向报界宣布消息。他是个说话不爱保留的人。他说，他得到的印象是，总统坚决反对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及其任何变种。他说，在苏联不裁减兵力的情况下自己裁减兵力，这简直是“愚蠢”，是“胡说八道”。他说，他认为我们会在表决中获胜。他还告诉报界，总统向那些缔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二十年来一直注意着这个组织的发展的人们发出了呼吁。“我们全都作好了战斗准备。”有人问他，会为什么开得那么长。他回答说：“我们都是老年人，又都很擅于辞令。”乔治·鲍尔补充说，听到总统讲，他不想妥协，真是令人如释重负。
尼克松已经初步得到公众支持，当即前往比斯坎岛，而把具体指挥战斗的任务留给了我。麦克洛伊在波恩对勃兰特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勃兰特发表了有力的声明提醒说，如果美国单方面撤军，就会留下“美国正在撤离欧洲这一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而把缓和转化为绥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处的布罗西奥写信给总统提醒说，如果美国大量裁减兵力，会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够履行义务的信誉扫地”。
按照约定的时间，星期六总统在比斯坎岛发表了简短的文告，表示反对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并且立即得到早已安排好的一批鼎鼎大名的支持者的赞同。此外，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表示赞同的还有前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尼尔·麦克尔罗伊以及汤姆·盖兹；前国防部高级官员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等；外交家罗伯特·莫菲、利文斯顿·麦钱特以及道格拉斯·狄龙；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马修·李奇微等以及所有的前驻德国高级专员。只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克拉克·克利福德没有参加这项联合声明；前者由于身为世界银行行长因而具有国际公务员的身份；后者的原因他本人不愿透露。
新闻界的反应说明，维护过去的对外政策的传统势力仍有相当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五月十六日发表题为《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干的蠢事》的社论，批评这项修正案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出来的，并预测说，除非参议院“完全失去责任感”，这项修正案肯定会被否决。该修正案的“被通过就几乎会挫伤美国和其盟国现在正在进行谈判的各种努力”。而且这篇社论还进一步指出，“即使这项修正案被否决，但如果票数相差不大，这种情况也会动摇欧洲盟友的信心”。
就在尼克松文告发表的那一天，五月十五日，我们得到了一种极其出乎意料的支持。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发表了重要演说，其中特别明确表示，苏联愿意开始进行关于在欧洲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勃列日涅夫说，西方发言人正在询问：“裁减谁家的武装力量——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和裁减什么武器装备，核子的还是常规的？”他把这种猜测比作想要知道酒的味道却只观看酒的颜色而不去品尝。“用外交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开始谈判吧！”
政府、国会和新闻界对勃列日涅夫讲话如获至宝，抓住不放。对于本来就是勉强支持曼斯菲尔德的那些人以及政府中反对他的人来说，都是很好的遁辞。这两种人都可以支持这样一种主张，即：由于谈判即将举行，美国现在要单方面裁减兵力，不是时候。《华盛顿邮报》在五月十六日发表题为《勃列日涅夫把牌叫，尼克松时机到》的社论，要求早日举行关于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纽约时报》和各大报都唱类似的调子。国务卿罗杰斯在五月十六日宣布，已指示雅各布·比姆大使要求苏联官员进一步阐明勃列日涅夫建议的内容。我们赞同举行这项我们还不能弄清其内容的谈判；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地击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
我们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使勃列日涅夫鬼迷心窍，挑选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来提出共同裁减兵力的建议。这原是苏联的长期政策；他在三月的一次演说中曾说过完全一样的话。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一定使克里姆林宫甚至比我们的政府还要感到意外。莫斯科也不可能料想到这项修正案会引起轩然大波。勃列日涅夫建议的原意，无疑是想表示一下他们愿意打开通向光明未来的门户，以推动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尽管有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这笔外快，苏联人还是一成不变地执行原来的作战方案；这再生动不过地表明，苏联决策机构尾大不掉，毫无灵活性可言。那些总以为苏联的每一项部署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应该好好想想这件事。苏联的力量一般都来自顽固坚持其立场和施加暴力，而并不来自战略眼光或策略上的灵活。
和往常一样，我们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参议院和几位政府大员有一种固有的妥协愿望——一种连“知名人士”加上勃列日涅夫联合在一起的影响都没有能够完全打消的愿望。我向共和党督导员、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说明，没有一项妥协方案是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无关痛痒的”。所有妥协方案都要求政府接受单方面撤军的原则以及定期向国会报告“进展”的义务。乔治·鲍尔当时正在国会积极拉票，我也提醒他说，尽管他认为有必要进行妥协，白宫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政府其他大员流露出不同意见，但却并不代表总统的思想。
最后，在五月十九日举行表决，这时人们的头脑早已清醒过来了。受到政府坚决反对的妥协性修正案以七十三票对二十四票遭到否决。参议员彼得·多米尼克提出的类似修正案也以六十八票对二十九票遭到否决。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这时建议对曼斯菲尔德的立场作出修正，只裁减五万兵力，而不是曼斯菲尔德提案所说的十五万。但是，又以八十一票对十五票遭到否决。当我试图鼓励一位支持我们的参议员去投票反对又是一连串的修正案时，他面有难色地对我说：“一个人一天能够投几次反对票？”这反映出当时参议院人们的情绪。最后，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又慷慨陈词，然后把他的修正案付诸表决。结果是六十一票对三十六票，被否决了。
第二天，五月二十日上午，尼克松宣布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中实现了突破。这真是一次险胜。我们在进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决定性阶段的前夕，刚刚勉强保住了二十五年来的对外政策，使它没有遭到破坏。
这次辩论带来了一个意外结果：它推动了关于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在此之前，我们的战略是拖延时间，部分地是为了把这项谈判同别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尤其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准哪种方案可取。我们审议过的各种方案，都使中欧的兵力不平衡状态更加严重。在中部战线，华沙条约组织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而且一旦开始动员，这种初步的优势还会迅速增长，尤其是因为离这里不远，就是苏联的欧洲部分，那里驻有苏联许多师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按同一百分比裁减兵力，这种双方同意的共同裁减，只会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已经兵力分散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线会遭到削弱，而苏联增兵的能力却并没有下降。我们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虽然共同裁减百分之十不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裁减百分之三十就会大大加强华沙条约组织的地位。这必然使人们认为，唯一可靠的协议是“不对等”裁减，换言之，即华沙条约组织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裁减更多的兵力。我们的官僚机构奉行的主张是：我们需要提出“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建议。因此，“不对等”裁减的概念首先在官僚机构里就通不过，而且谁也不相信苏联人会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办法。关于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辩论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在进行共同裁减谈判的过程中逐步明确我们的思想，而不是像我们愿意的那样，事前就做到思想明确。
在里斯本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大大推动了走向谈判的进程；会议采纳罗杰斯的计划，要求秘书长布罗西奥早日进行试探。尼克松和往常一样，一旦事成，就给自己大帮倒忙。他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出现突破以及参议院表决结果欣喜若狂，想利用六月一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机会从那些总是使他感到恼火的自由派手里赢得一分。他宣布，一旦正在进行的磋商结束，美国就准备“向前推进”，以便早日举行谈判。这样，如果当时苏联人抓住这个机会，尼克松就会使我们几乎非举行这场谈判不可，而对此我们却没有准备好。幸运的是，他们想等着讨点小便宜，这使我们有时间收拾一下自己的屋子。
苏联人碰巧在关于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辩论正在进行的时刻提出在欧洲裁减兵力问题，此后不久，他们又把问题搁置起来。也许他们感到后悔，没有想到帮了我们的忙，使我们能够击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也许在形成统一的见解方面，遇到了和我们同样的困难。也许他们担心，如果苏联真的撤军，会影响他们对东欧的控制。也许他们想等到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有了结果以后再说。也许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说错了一句话。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刚刚表示有兴趣举行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苏联人马上就进行刁难，把举行这项谈判同他们最欣赏的举行欧洲安全会议的计划联系起来。而且他们以不愿意举行集团对集团的谈判为理由，拒绝同布罗西奥举行试探性谈判。这正合法国的心意，因为巴黎认为，让布罗西奥去谈判有损于他们一向珍视的独立。而且法国主张举行欧洲安全会议，而不愿举行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以抗衡勃兰特采取的单方面外交行动。苏联人坚持要先举行欧洲安全会议。除法国外，所有的盟国都支持我们；我们采取了两种谈判应该同时举行的立场。我们成功地使共同裁减兵力的问题悬而不决，以防止国会通过美国单方面撤军的决议。同时，我们还成功地拖延了谈判的时间，而并没有带来不利的后果。
事实上，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引起的辩论是美国国内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的一个水平基点，虽然当时躬逢其盛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那时为止，政府在全部政策性问题上，一直处于守势。为了维护原有的方针，政府进行了全力以赴但似乎又是没有希望的战斗，以免我们的防务预算遭到削减和单方面裁减我们的兵力。但是，在五月二十日宣布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突破之后，我们开始掌握主动。接着是我秘密访问北京，以后又是宣布要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然后是几乎接连不断的针对“和平问题”而采取的惊人之举，把我们的对手弄得不知所措。在后来的岁月里——当这样做没有什么危险时——一些攻击我们最厉害的人，随着当时的民情而改变了观点，开始批评我们对盟国照顾不够；缓和因“吹嘘过度”而受到攻击。我早就说过，我们认为建立在严格的对等基础上的缓和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是，不论我们对抽象的缓和有何看法，根据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情况，政府对苏联采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对于使美国及其盟国不致轻率地放弃责任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有讨论缓和的愿望，这就促使勃列日涅夫采取主动提出共同裁减兵力，使我们的整个欧洲防务结构免受国会的粗暴攻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为什么在越南战争的时代，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国防和联盟的团结不受破坏，就必须执行这样的政策，以维护国家安全的要素。
经济危机：第二次“尼克松冲击”
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以及由于同苏联谈判而引起的激动暂时掩盖了一场持续已达一年有余的经济冲突。由于三种事态发展的结果，这场冲突在一九七一年达到了高峰。这三种事态是：英国即将进入共同市场；任命约翰·康纳利为财政部长以及对美元的日益增长的压力。
到一九七一年五月，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的最后障碍已被克服。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维利·勃兰特支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平衡他的东方政策。蓬皮杜放弃了戴高乐原有的保留立场，因为他担心最后会只剩下法国去面对一个可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的德国。希思和蓬皮杜于五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会面，以解决都是高度技术性的遗留问题。后来，蓬皮杜为了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持强硬路线的戴高乐主义者，运用葛罗米柯会为之感到自豪的否定之否定的词句宣布了会谈的主要积极成果：“认为我们不会达成协议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他言而有信。到了七月，希思已经能够宣布他将于年底之前将协议提交议会。
二十年的努力和美国的鼓励所带来的这一成果，对美国来说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不幸的是，当时正碰上越南战争的挫折促使人们仇视外国人的时刻。那些企图动摇美国外交政策大厦的人现在同那些认为扩大共同市场对我们的经济优势是一种挑战的人携手合作。他们双方都想设法减轻我们的国际义务。越采越多的人开始对欧洲实行优惠关税制以及日本同我们贸易中出现顺差进行批评。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处境日益明显地不妙，使情况更加急迫。一些因素，如通货膨胀、高工资的协议和愈来愈严重的支付赤字，合在一起便造成了从开春以来的抛售美元的浪潮。情况开始表明，只有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大规模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才能使兑换率不致发生重大变化。五月十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终于停止购进美元；马克开始向上浮动，美元贬值。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从理论上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对我国的出口是有利的；它使得我国的出口货物价格低廉，而进口货物由于成本增加也减少了。由于我们的金融当局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要求改变汇率，这也算是某种“胜利”。但是这种调整汇率是由于欧洲人所认为的我们对美元的“好心的不闻不问”所造成的，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种可以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施加压力的战术。
在这段时间，我自己在这场经济问题的讨论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从一开始，我就不打算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起重要作用。说得恰当一点，它不是我的主要研究范围。到后来我才懂得，关键的经济决策并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起初我想，我管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手头的事就够多的了，不能再管财政部、商务部和农业部了。我拜耶鲁大学的理查德·N·库珀教授为“导师”，突击学习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知识。我任命精明的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坦和罗伯特·霍玛兹为我的工作人员。但是总的说来，我只限于观察动静和汇报情况。因此，我出席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并向总统送交过情况备忘录。但是我并不想掌管、更不用说控制制定政策的过程，像我在国家安全其他方面所做的那样（但这并没有使那些批评我“控制”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人不去批评我没有控制国际经济政策）。
在组织和预算处处长乔治·舒尔茨的敦促下，白宫新设立了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理的职位。虽然从技术上看，这削弱了我的权力，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彼得·彼得森是第一任助理。他和我建立了很密切的工作关系，而且我们的私交也很好。他为人精明强干，见多识广，教给我很多关于国际经济的知识；我非常尊重他，因此，除非遇上对于外交政策关系重大的事情，否则我很少进行干预。在新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白宫工作人员制度展开正面抨击以前，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
康纳利是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任财政部长的。尼克松认为他挑选这样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民主党人来担任这一职务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举动，因而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一直扬扬自得。因为尼克松对康纳利没有他同其他阁员的关系上的那种互相竞争和不安全的矛盾心理。康纳利和罗杰斯、莱尔德不一样，他在尼克松这一生的历次危机中和尼克松没有什么接触。因此，尼克松和康纳利来往不用担心自己不受尊重。康纳利自命不凡，使尼克松把他看作自己身边的沃尔特·米蒂[4]的形象。他是尼克松唯一不在背后说坏话的人。
康纳利确实是内阁中最威严的人物。他很聪明，体态优美，外貌和举止都使人感到他天生是个领导人物。他身材魁梧，轩昂之气，溢于言表。但是，对于这种自命不凡的人物不应多加指摘；如果没有异乎寻常的自信心，他们是绝不可能指挥若定的。他富有幽默感；但是，即使他放声大笑，也从未给人以一种不能自制的印象。他从不畏缩，很有魄力。他有一次对我说：“在这个城市里，人们衡量你的标准是你所消灭的敌人，被你消灭的敌人地位越高，你就越伟大。”约翰·康纳利对他的对手从不畏惧。他喜欢为维护信念而战斗。不论人们对于他的观点有何看法，反正他总是个领导人物。
他和许多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得克萨斯人一样，愿意正面进攻，而不愿意迂回作战。他深信，治好越南病症的最好办法是，我们的领导人能让大家看到他们是在顽强地捍卫美国的利益。他说到做到，马上用事实表明，硬要内阁成员通过白宫助理才能同总统打交道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宫廷侍卫包围圈”，是阻挡不住坚决要见总统的内阁成员的。在国际经济政策问题上，他干脆不理睬彼得·彼得森。他拒绝通过彼得森来呈递备忘录或接受指示。如果他需要白宫的指导，他干脆就从财政部穿过马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他的行动表明，人们在许多文章中提到的这种白宫主宰一切的现象，既反映出正式的组织图表中的问题，也反映出内阁对这一现象的消极默认态度。后来尼克松任命彼得森为商务部长，任职期间政绩卓著，从而结束了彼得森的苦恼。但是，即使在这以前，康纳利早已经把彼得森的作用降低为一个旁观者了。
康纳利认为，没有理由要对外国人特别客气。他认为归根结底，国家只有在压力下才会让步。除非拥有胜过对方的力量，他对于协商是没有信心的。他身为财政部长，这就决定了，我们同欧洲在经济问题上的对话不会是死气沉沉的。同时也决定了，欧洲的贡献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而不仅是念念有词地表示善意的仪式。
这就是国内官僚机构在一九七一年春的情况；当时，由于英国即将进入共同市场以及美元受到很大的压力，一些久已成为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主要内容的问题和论点，突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分担防务费用”的需要已经成为要求裁减美国武装力量和节约政策的一种婉转说法一样，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新兴起的力量也被用作一种论据，说明国际货币制度需要进行结构改革。通常的趋势是要求兑换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由于美元的定值已越来越明显地偏高，这种要求事实上意味着美元将进一步贬值。随着这一切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论调，在西德马克重新定值之后，这种论调更为甚嚣尘上。
康纳利在五月二十八日在慕尼黑以明显的挑战口吻谈到欧洲和日本的责任：
我们目前近百分之九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用于防务——其中近五十亿美元用于海外，多半用在西欧和日本。为提供军事保护拿出经费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这个责任是不能也不容推卸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二十五年之后，人们合乎情理地提出问题，从这种保护得到好处的自由世界盟国之间，应该如何分摊这种责任所带来的费用。
美国经济已不再在自由世界中占统治地位了。友谊、需要或能力方面的考虑已不再能够成为美国为共同的负担承受如此重任的理由了。
而且，很坦率地说，美国人民再也不会允许他们的政府参与一些国际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美国的真正长远利益并不像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些国家的真正长远利益那样清楚地得到确认。
六月七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次会上，国务卿罗杰斯和助理国务卿纳撒尼尔·塞缪尔斯作了一个措辞更为巧妙但内容同样明确的讲话。
自从我们的联盟成立以来，这样的言辞是前所未闻的。它震动了我们脆弱的官僚机构，几乎也同样地震动了我们的盟国，它们一向轻松地认为协商的原则使它们对美国的单方面行动拥有否决权。首先，康纳利放的这一炮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争论。保罗·麦克拉肯要求把关于我们对于正在出现的货币危机的对策的讨论转移到白宫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中去进行，因为所有的经济机构（以及我的工作人员）都派有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康纳利并不喜欢人家用这种方式削弱他的权威。果然康纳利的地位是明显地与众不同的。尼克松决定绕过他自己的系统，要求康纳利在提出建议时只需同保罗·麦克拉肯、阿瑟·伯恩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乔治·舒尔茨以及彼得·彼得森进行“协商”。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能够和康纳利对垒的官僚手腕。国务院和国防部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经济机构一致认为，美元比值定得过高，而这种情况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处于更糟的地位。但是，他们对于采取什么补救措施持有不同的看法。舒尔茨赞成继续对美元采取“好心的不闻不问”态度，实际上是让美元浮动。伯恩斯倾向于提高黄金的价格。麦克拉肯则主张通过多边协商使兑换率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的正统立场。每一种方案都对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对美元“好心的不闻不问”会被其他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看作是故意施加压力的策略。提高金价将使一些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它们，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我们的敦促下，一直在采取以美元而不是黄金作为储备的办法来帮助我们。多边协商则给人以一种一切照常的印象；它会使所有主要参加协商的国家都拥有否决权。当时康纳利赞成维持现存的固定汇率制度；这在当时被看成是一种非正统观点，然而现在根据我们对浮动汇率的经验看来，这种观点就并不奇怪了。
到八月初，保护主义情绪以及关于对歧视性的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议论有所增加。彼得森主张对日本实行进口限制，除非它对日元重新定值。康纳利建议征收进口附加税。由于这个问题显然即将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我召集高级研究小组开会。这是国务院第一次正式参与决策。讨论没有产生结果，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既无权，也的确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不会坚持什么特殊的政策路线。因此每个机构都宁愿等到在康纳利主持下召开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时再表示态度。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求研究小组在八月十七日以前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不到几天的工夫，事态发展急转直下，远远超过各机构间慢条斯理地进行磋商的步伐。康纳利所预料的，或者说是盼望的危机临头了。八月九日星期一，美元对马克的比值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在星期三，抛售美元之风有所缓和。但是，在星期四，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又一次购进十亿多美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在备忘录中指出：
形势不大可能好转，除非对欧洲的货币重新定值（在目前危机的情况下，这是欧洲人最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美元贬值；或者美国采取措施限制外国货物进口并鼓励美国出口（这需要采取立法措施）。在欧洲人方面，他们大概也会作出巨大努力，限制其中央银行手中拥有的美元数额，并对美元采取其他严格措施。
康纳利这时敦促尼克松采取一系列彻底的措施；事实证明，他支持我的工作人员提出作为替代方案的所有措施。八月十四日星期六，在我动身去巴黎和黎德寿举行秘密会晤之前，我同尼克松进行了一次谈话。尼克松在向他的谈话对手透露后者可能并不喜欢的消息时，常用的手法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他漫不经心地提到，第二天晚上他将就经济政策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以炉火纯青的手法，避而不谈令人不愉快的主题，对我很轻巧地提到他打算征收进口税的做法，以致我一直到后来才明白这一招的厉害。对于他的这种手法我本来不应感到意外。几个月来，我看到他两次对罗杰斯使用同样的手法，把国务卿罗杰斯排除在重大的政策讨论之外，而且在后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上，他又将对罗杰斯使用这种手法；这次还提出了精辟的论点，说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将使我们的盟国对他的新经济政策的反应得到缓和。实际情况是，既没有和国务卿商量，也没有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商量，就作出了重要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当时我随便地问了一下国会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未及多说。多说也没有用。尼克松既已作出了决定，争辩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后来外交政策方面的后果显然很严重，那才是我发表意见的时候。
第二天，八月十五日，总统发表电视演说，提出了他的新经济政策。在国内问题方面，他宣布了各种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措施，例如发放投资贷款、取消汽车行驶税、加快减免征收所得税的步伐、削减四十七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暂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冻结工资和物价九十天。不过，新方案的真正核心是采取措施保护国外的美元和扭转贸易逆差。尼克松宣布减少百分之十的对外经济援助，对一切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并停止把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
尼克松一举切断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联系，从而打开了实现有效贬值的道路。在采取这项行动的同时，他也制订了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和保护主义的计划，从而开始了在国际上进行系统的调整的痛苦过程。这是他在外交上的大胆做法向经济领域的延伸。自从一九四四年以来一直对国际货币关系起调节作用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被他打入冷宫。在后来的年代里，这将产生许多大都是无法预见的后果。新方案的直接作用在于它对国外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宣布进行一场经济战，是美国从它以前所主张的一种开放性的国际经济制度后退了。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特别是日本感到深受冲击，因为这一方案宣布得突然，某些措施是单方面采取的，而且它使人们不得不考虑正式改革整个国际经济制度的问题。很明显，我们正走向一个紧张的协商、冲突和对抗的时期。
八月十六日晚，我从巴黎回来，面对这一既成事实，这时我发现尼克松扬扬得意。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尼克松第二次使全世界目瞪口呆。他自己认为，正如他已经改造了国际外交那样，他正在改革国际经济。他对他造成的新闻上的轰动欣喜若狂。像他常常干的那样，他多次要我向他报告外国的反应，这些反应充其量也只是好坏兼有的。他对国内的赞扬声感到高兴。八月十九日，尼克松欢天喜地地在达拉斯停留（为了证明历届总统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并发表了下述值得纪念的话：“和平的严重挑战在于要我们每个人分别地再次献身于这个宏伟的美国理想，并要我们全体‘作为一个受上帝保佑的民族’也这样做。有了它作为我们在精神上同战争相当的东西，我们就能进入一代人的和平。”有了这篇政纲，提出以和平作为在精神上和战争相当的东西，就不大会走错路了。
我自己对八月十五日的措施的看法是不明确的。后来我开始担心长期对抗对盟国关系会产生不稳定的影响。不过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判断还未自信到足以使我能根据新措施的优缺点来采取一种立场。事后，我认为，大概需要有某些冲击才能够推动协商。我主要关心的是，在对抗已经达到目的后就应快点收场，以免经济问题压倒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
从形式上看，这些措施是一种重新确定比价的努力，也就是说，为各国货币确定更加符合它的实际购买力的币值，从而使某些盟国不能再享受那种不合理的便宜，即把他们的币值确定在最有利于他们商品的出口的水平上。事实上，这样做迟早会导致废除固定汇率，而代之以我们现行的“浮动”汇率制，使每个国家的货币根据短期的供求关系找到自己应得的比价。
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使我们的盟国接受一项完全浮动的汇率制。这种制度的支持者本来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到来时，固定的汇率或者由于货币储备不足而贬值，或者由于储备过剩而重新定值。实行这种制度就可以每天进行“无痛”调整；投机商会从此绝迹；兑换率将更真实地反映作为基础的经济力量；各国不会为了支持“人为的汇率”而使自己的黄金和货币储备发生破产。但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新的制度比旧的固定汇率制更易受危机和恐慌心理的影响，而且其方式更富于戏剧性。它给投机商人提供了新的机会。汇率远远没有牢牢地和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却很容易受情况不明以及投机活动，特别是剩余资本的转移的影响。在旧的固定比价制度变换了形式的情况下，仍然花费了储备来保持某种类似稳定的情况。当然，在一九七一年，还没有人预料到石油输出国组织会把油价提高五倍，从而制造出一笔数十亿美元的新的游动资金。但是我们想估计一下尼克松-康纳利方案的后果，这种后果还在发展之中，而且在当时是预料不到的。据我看，美元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盈余以及整个国际支付制度的问题，将会无限期地成为今后国际事务议程上的问题。一九七一年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家迫切关心在固定汇率制的范围内调整币值（这种固定汇率制后来又存在了两年）。不仅是美元的汇率受到影响，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也必然是相互关联的。
康纳利的战略是，美国不提出解决危机的具体建议。他的理由是，征收进口附加税的办法实行得越久，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就越有利。他担心美国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会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即使它们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积极方案。因此，九月三日在巴黎举行的财政部副部长会议和九月十五至十六日在伦敦举行的财政部长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都毫无结果。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宣布，美国没有解决危机的具体方案。会谈处于“磋商而不是谈判”的阶段。
所以，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会日趋紧张。其他工业国家不乐意被人逼迫去调整它们的经济政策，虽然它们非常清楚，如果不是由于受到压力，它们几乎肯定根本就不会采取行动。许多国家对美国的独断专行感到震惊。一方面，我们要维持足够的压力，以促使我们所寻求的调整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这会引起一场贸易战，以及破坏几十年来精心培育起来的政治关系。我们将不得不在这二者之间的一条羊肠小道上战战兢兢地前进。我设法在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康纳利认为，不进行一点对抗，我们的贸易伙伴是不会作出汇率格局上的重大改革所含有的那种困难的抉择的。起初我赞同他的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怀疑，这是由于康纳利的得克萨斯州人的性格太强，以致喜欢为吵架而吵架。至少他认为，如果把对抗理解为坚决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行动，那么它就会在国内加强政府的地位。但是，我认为达成协议的最佳时刻就是在对方还徘徊于和解和对抗之间的时候。一旦对方决定进行对抗，它必须在进行过一定的较量之后才肯罢休。因此，我选择的办法是，可以进行一段时间的强硬的谈判，但要避免进行全面对抗，因为这会威胁到我们和盟国的关系。阿瑟·伯恩斯给我看过一张列举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准备采取的报复措施的单子，这些措施会产生一种总的说来对我们非常不利的后果，这更加深了我的看法。
我在等待开始这场争论的时机，同时在两个方面采取了行动。我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正规机构，制定出政治和经济的方针，尤其是对日本的方针，以便缓和一下八月十五日冲击的影响，并为我们一旦度过目前的危机就可以开始的新的合作时期作好准备。副国务卿、前驻日本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这方面助了一臂之力。同时，我设法提出一些明确的目标，以便开始谈判。我向尼克松建议，请他设立一个小组来制定一项谈判方案。小组里有康纳利、保罗·麦克拉肯、乔治·舒尔茨和我。向阿瑟·伯恩斯通报情况。由于康纳利反对，尼克松把彼得森排除在外，但是我非正式地和彼得森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帮了大忙。在十月份，这个小组大约每周聚会一次。它拟定了最后达成协议的基本方案。最后的方案主要是康纳利、舒尔茨和伯恩斯的功劳；我不过是推动问题的解决，解释政治上的含义以及最后把事情推向作出决定。
情况一度变得更困难了。尼克松在九月十六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把取消附加税的问题不仅和币制改革联系起来，而且还和分摊负担、贸易限制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联系起来——这是一张不可能马上解决的单子，因此有可能使附加税问题成为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在九月二十三日又重复了同一主题。但是，到了九月底，小组的会议开始产生结果。康纳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把取消附加税的问题仅仅和达成一项关于币制改革的协议联系起来。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到了十月，康纳利仍然拒绝提出关于币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他认为，他还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局势。由于欧洲人和日本人自己内部还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的结果必然是继续实行征收进口附加税的办法，因此，存在着其他国家迟早进行报复的危险，会造成一场经济上的民族主义的格斗。此外，我担心如果欧洲各国和日本发生一场可能归咎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的经济衰退，人们就会责怪我们。而且不仅我们的对外政策会遭受永久性的破坏，我们盟国的国内结构也会如此。新的经济安排，不论如何有利，都不能弥补这一损失。
为了解决问题，我建议尼克松亲自和欧洲各国的首脑进行交涉。我的原意是要举行一次西方各国的最高级会谈。但是蓬皮杜明确表示他不感兴趣。他心里明白，他搞不起一个欧洲的共同阵线。如果出现僵局，勃兰特会受到极大的压力，迫使他和美国站在一边。因此，我们决定发起一系列的双边会谈。关键就在蓬皮杜身上。希思会在法美之间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如果我们和勃兰特站在一边，就会引起法国的不满；而且如果向蓬皮杜进行的工作失败了，我们总还是能够再回过头来和勃兰特站在一边。我们选择的战略是，让蓬皮杜通过和我们谈判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来确立他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如果他完全不肯让步，我们总还留着一手，可以设法孤立他。我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的判断是，如果美国的建议给以机会，大家都是愿意解决问题的。而且我相信，尼克松不愿意看到他亲自参加的会议给公众留下一个僵局的印象。
我们驻法国的大使迪克·沃森在十一月九日到白宫来看我，我请他在回巴黎时安排一下尼克松和蓬皮杜的会晤。蓬皮杜已经原则上表示同意了。这项计划，由于双方对于会晤地点的争议，几乎搁浅。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异常敏感。确实轮到尼克松拜访法国了，但是他不能只访问一个国家的首都。但是，遍访欧洲各国又会破坏分别进行谈判的设想。另一方面，蓬皮杜不愿接受我们关于选择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法属岛屿作为会晤地点的建议，因为这会使他不得不旅行一段不相称的距离，这个岛屿虽然是法国属地，但这样做总免不了被人认为同他登美国的门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双方最后都同意以葡萄牙的属地亚速尔群岛这个第三国的地方作为会址。会晤将在十二月十三日举行。正如我预料到的，蓬皮杜坚持要我们在和他会晤之前不同任何别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商谈经济问题。这表明，他想解决问题了。他要求，把原定在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十个主要经济大国的财政部长会议提前开掉，以保证首先达成的协议是法美之间的双边协议。尼克松表示同意。于是十国财长会议按预定计划在十二月一日在罗马举行，没有重大收获。就这样，为在亚速尔群岛举行的决定性会晤铺平了道路。（同时还安排了和希思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在百慕大举行会晤，和勃兰特十二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在比斯坎岛举行会晤。）
我们动身前往亚速尔群岛的那一天，正是印巴危机到达顶点的时候。在途中，尼克松和我得知，艾尔·黑格正在会见中国人。我们料想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否已经决定要帮助巴基斯坦，从而使事情发展到一场总体战争的边缘。即使在中国人的照会消除了我们作出军事上的决定的必要性之后，我们在亚速尔群岛的全部停留期间，仍然都全神贯注在制止印度向西巴基斯坦进行最后攻击的问题上。
我在亚速尔群岛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谈判货币问题上。这并不是我的专长。由于美国和法国的国内政治变化莫测，使我陷入了这个特殊的境地。在美国方面，作为一个高级官员，我是深信这场经济危机的政治代价正在达到谁也经受不起的程度，而且欧洲人是愿意以合理的条件来解决问题的。总统一旦参与其事，他就希望获得成功。而且，和他以往的态度一样，他把这种成就看成是人们把他当作主要角色的一种证明——当时他还认为我可以替他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不是一个竞争者。而康纳利却并不想让人们认为他已经走向妥协。他很愿意进行谈判，但是他宁愿等到以后出现僵局时再讲话（他还起经常威胁着这场会晤的作用）。
至于法国人，蓬皮杜很想被人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策划者。他和财政部长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已内定为他的继承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蓬皮杜似乎决心要把他排除在谈判之外。（这就使康纳利无论如何也不能直接参加谈判。）但是，从实践上来看，这件事却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因为如果蓬皮杜坚持自己掌握谈判，他一定希望谈判会成功。
就这样，解决这场货币危机的谈判，就在这位首屈一指的财政专家、职业银行家蓬皮杜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之间进行了。即使在我极端妄自尊大的时刻，我也没有想到，我会由于对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作出贡献而被人铭记在心。我们一行人被安置在美国军事基地的营房里（除了总统是住在基地指挥官的一所小屋里以外）；从那里，我乘直升机前往处在岛的另一端的蓬皮杜的优雅的别墅。只有沃尔特斯将军陪同我前去，他将充当翻译。蓬皮杜以常礼迎接了我，陪同他的有他的翻译康斯坦丁·安德罗尼科夫亲王。我们一起吃早餐，眺望着窗外绿草如茵，群山起伏。这里是葡萄牙在大西洋的前哨，当年，这个小小的国家雄心勃勃但又是贪得无厌地四处开拓海疆，这就是留下的陈迹之一。
实际上，我和蓬皮杜的谈判并不像我们在经济学水平上的差异可能意味着的那样一边倒。康纳利向我提供了他可以接受的一系列主张。我认为，如果进行一场技术性的谈判，就是自找失败。一旦我开始从我们的最高主张退却，按逻辑推论，我就不会止步，除非我们一直退却到最后的退却线上。我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利用我的无知作为资本，以不熟悉技术情况作为武器。如果我只提出一种主张，然后就拒绝讨价还价，就可以把它说成是——不带敌意地——外行不能和内行相较量。因此我决定利用第一次会议观察对手。会后我和康纳利一起拟定一项主张，在第二天提出来。
为了弄清楚法国的真意，我以哲学和政治的语言向蓬皮杜提出这个问题。一项协议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欧洲国家不能达成一项共同的立场，我们必须和一些欧洲国家达成这项协议。如果法国能带这个头，我们就再高兴不过了。我被委派为谈判代表，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我们要求的是和双方的自尊心和需要相符合的结果。这是唯一政治上行得通的结果。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制度过程中，谁也经受不起一场“胜利”，因为只有全体成员精诚合作，新的安排才能得以维持。我是来谈判的，不想把什么东西强加于人。如果蓬皮杜提出他最低限度的要求，对我是会有帮助的。我会尽我所能使尼克松在下午和蓬皮杜商谈这些要求时，作出谅解的反应。如果他们意见一致，我会在第二天早晨提出一项具体建议，如果他有意再次邀我共进早餐。
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蓬皮杜禁不住发表了一些尖刻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的议论。他认为我们的经济政策似乎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选举过程，而不是对世界问题的关切。他问我，如果他要求我们接受一些经济限制，因为这会对他获得某些选区的支持有帮助，我们会作出什么反应。但是他提出这一论点之后，接着就向我就货币情况作了一番精辟的剖析。从他的话里我领会到，蓬皮杜不会接受自由浮动制度。最后他会同意法郎略为升值——即使只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但是为了保持法国的竞争地位，法郎升值的幅度必须小于马克。他不会反对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和欧洲货币升值的总差额大约为百分之九，法郎也按这一比例同马克保持一定距离。而且蓬皮杜坚持要我们维护这种新的比价。如果我们同意这样做，他愿意对我们脱离有限的金本位制加以默认。双方同意，上午他和尼克松的会谈将是回顾国际局势，下午商谈货币问题。
午间休息时，尼克松、康纳利和我研究了蓬皮杜的讲话。康纳利同意，在我和蓬皮杜再次共进早餐之前，他交给我一项关于确定新比价的建议。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很难判断，下午的会谈究竟有多大成功，因为尼克松并不打算在经济学方面青史留名。蓬皮杜重复他上午说过的话。他带有先见之明地强调指出，自由浮动制度会引起混乱。他愿意帮助确定新的比价，只要这些比价反映出经济力量的对比。不能说尼克松对会谈是完全熟悉的。他要的是解决问题，并不想商谈汇率。如果给他打一针说真心话的血清，毫无疑问，他会表明，他最不想管的就是在新的比价中各种货币的位置。而且，正如以往他参加谈判而不是仅仅交换意见时总是表现的那样，他神经紧张到焦虑不安的地步。他翻来覆去作一些空泛的议论，有些是不着边际的话。但是，蓬皮杜已经能够从中领会到，对于上午谈过的问题，一般来说是意见一致的。最后的细节则由蓬皮杜和我在早餐时再去制定。
当晚康纳利和我拟定了向蓬皮杜提出的建议的最后文本。我对康纳利说，要我进行讨价还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是我最不擅长的事情。我宁愿提出一项介乎我们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之间的主张，然后坚持下去。这一主张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因而是蓬皮杜在原则上能够接受的，同时也是符合我们的需要的。从康纳利的本性来说，他不愿接受这种谈判办法，但是他最后认为，对于一位不明世故的教授，他也只好这样办了。
早餐时，我把康纳利和我共同拟定的数字交给了蓬皮杜。这次会谈的非比寻常之处在于，法美两国居然为世界上所有的重要货币都拟定了汇率。实际上相当快地达成了协议，因为我们的建议认真地包括了蓬皮杜的合理要求。于是我们起草了一项文件，在下午双方财政部长首次参加的会议上由所有主要官员加以批准。这项协议促使一星期后在华盛顿举行了十国财政部长会议。所有其他国家也都表示同意。史密森氏学会协议[5]批准了新的币制安排。
经济危机结束了。至少在一九七四年之前，不再有危机存在。一九七四年，石油价格上涨五倍，使工业国家有必要对整个世界经济制度进行重新估价。这样做就必然会引起任何健全的管理结构遭到破坏时所引起的那种恐慌、混乱和焦虑的情绪。美国放弃了美元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规定，以便获得一整套更为现实可靠的汇率关系。但是这个制度不能持久。尽管有史密森氏学会协议的支持，美元的自由浮动已经势在必行。正如雷蒙德·阿伦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由于美元不能直接兑换为黄金，我们的伙伴们面临的选择是，或则无限制地积累美元，或则同意美元贬值，尽管对他们来说这将带来种种贸易上的不利之处。[6]我们在金融上是强大的；我们的伙伴们在贸易上却越来越强大。新制度必然会对美元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迟早会要求对世界经济制度进行甚至更具根本性的结构改革。
尼克松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采取的单方面决定，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盟国的内在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但没有破裂。在当时，我还难以判断，在秘密的北京之行所产生的冲击之后，紧接着就采取粗暴的单方面决定的做法，是否在许多年内不必要地损害我们与盟国的关系；或者是由于我们的盟国袖手旁观，而使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高级磋商：最后一轮谈判
一九七一年底之前，尼克松和我们最亲密的盟国的领导人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包括法、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除货币问题外，没有作出重大决定。多数带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是我们从印度支那脱身之后，新方针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克服欧洲的矛盾心理。他们怀疑美国的忠贞不渝，但又不愿在共同防御中承受更大的负担；要求缓和，但又害怕美苏共同统治世界；坚持要求就美国采取的世界性行动进行磋商，同时对美国的选择又表现为闹独立性，有时还持反对态度，来迎合国内的民意。
由于尼克松对于经济问题缺乏兴趣，在他和蓬皮杜在亚速尔群岛举行的会谈中，政治性会谈的确是这次会谈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他们对国际事务有着相当类似的看法。两人都深深怀疑苏联，但又深信有必要表明共处的愿望，因为这是争取国内公众支持一项坚强的对外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两人都寻求安全，但靠的不是空喊善意，而是加强防御和国际均势，中国在这种均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也存在分歧，因为蓬皮杜像戴高乐那样预感到，不论尼克松如何善于搞外交，美国的国内力量迟早会促使它退出欧洲。因此，他主张建立最终要由欧洲共同防御来支持的欧洲政治联盟，这是美国至少从五十年代以来就表示冷淡的一种想法。蓬皮杜认为，在我们的核遏制战略和欧洲安全的要求之间，有一种潜在的矛盾。他说：“我们要求的是保护，而不是事后复仇。复仇只能给九泉之下的我们一点小小的安慰。”蓬皮杜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和尼克松初次见面时，曾经劝尼克松和苏联和解。现在他的劝告已被采纳，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已经确定，蓬皮杜于是也染上了戴高乐对美苏共同统治世界的那种长期存在的厌恶情绪。而且他非常担心德意志民族主义最终将响应来自东方的汽笛声。他认为解决这种困境的最好办法无过于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他认为会议会使那些想单独干的人却步。但是，总的说来，蓬皮杜的思想是理智上的探讨，寻找理由把盟国的义务和法兰西的独立二者结合起来。这二者的结合在美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正是这种结合使法国能够在整个第五共和国期间执行一项严肃而负责的对外政策。
对于这些一般性的回顾局势，尼克松是个内行。他对全面关系了如指掌，而且可以精确地说明我们的立场，往往滔滔不绝。尼克松对于蓬皮杜对欧洲情况的分析，并无不同意见。他最初有些犹豫，但后来就赞同促进欧洲联合。但是，他反对以美国撤军的前景作为欧洲联合的依据；他担心这种前景会成为一种不幸而言中的预言。他集中谈了对苏关系和打开对华关系的问题。他表示了他自己对长期纠缠不清的东方政策的担心。他保证，他的莫斯科之行和北京之行不会引起人们感情上的错觉。他解释了我们在印巴危机中的政策；蓬皮杜表示同意我们的分析。但是他也毫不怀疑，由于我们作出困难的决定，法国倒有一些可以见风使舵的余地。由于我们将保护均势，法国就将倒向印度这个更为强大、人口更多的国家。
蓬皮杜的反应反映出欧洲基本的矛盾心理。在局势紧张的时候，欧洲人主张缓和；到了局势缓和的时候，他们又害怕共同统治。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仰仗我们维持欧洲以外地区的均势，而在我们承担风险的掩盖下，他们毫不犹豫地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这种态度对我们的欧洲政策同时起着推动和制约的作用。它推动我们和盟国交换意见，达到空前的程度，但是最后又使我们面临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尤其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作出最后决定的必要性。而且它还进一步推动我们形成自己对缓和问题的战略。如果没有这种战略，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就会自己去和莫斯科拉关系，并装出一副牵制所谓的美国的好战行动的样子，以争取自己国内左派的支持，尽管他们心里是欢迎这种行动的。如果我们对东方集团有自己的选择余地，这些倾向就会受到约束，因为我们的盟国会担心，如果逼人太甚，我们可能在一场和莫斯科拉关系的比赛中把他们甩在后面。
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和希思会谈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希思比较熟悉美国人的思想方法，在谈论长期的发展趋势时，没有像蓬皮杜说得那样明确。尼克松向他解释说，我们把北大西洋联盟放在比东西方关系更为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希思对于这一说法比蓬皮杜容易接受。希思谈论了他最喜欢的主题，欧洲联合问题。他向总统保证，这种联合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它将采取一种有趣的，但并不是完全令人放心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美英的天然合作关系，而在六十年代提出“两大支柱”主张的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者和希思以前的所有英国领导人都认为这种合作是理所当然的。希思还说明了他对实现大西洋合作的最有效程序的设想。首先应该举行一次欧洲国家首脑会议或外长会议，以拟定一项共同的政策。然后会作出努力和我们进行配合——这是对以伦敦和华盛顿举行事先磋商为基础的旧有“特殊关系”的又一重大修改。希思谈到欧洲防务问题时，口气比蓬皮杜热情一些。从希思身上，我们见到了戴高乐的比较温和的英国化身这样一种奇怪现象。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希思的观点和我们是并行不悖的。他和我们一样，对欧洲安全会议持怀疑态度。他有点相信蓬皮杜的看法，认为这一会议可能加强东欧国家的独立地位。但是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很难解释苏联人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推动召开这一会议。希思主要关心的是，不介入法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他以需要等到德国的东方条约得到批准之后才能考虑这一问题为借口，建议我们把问题推迟到一九七三年考虑。
回顾世界局势时，气氛是热烈而融洽的。英国与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性关系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希思不能支持我们比较冷静的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对局势的估价。两位领导人谈论了所有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也许是最深刻的哲理性问题。问题是希思提出的：“我们越来越面临一种不再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的世界局势。你们能够做的事还有多少？”这个问题引起尼克松的一篇比较有说服力的讲话，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引用了其中的一段：
我们从越南撤军之所以动作迟缓，其部分原因在于要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我们不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战争。现在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了避免战争，我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如果我们不愿意，今后的日子就难过了。……华盛顿的传统势力有一种内疚感。他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即让我这个政治上的对手来纠正他们过去犯下的错误。此外，传统势力越来越被国内问题所困扰。知识界的传统势力由于他们自己所起的作用以及美国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思想混乱和沮丧。他们从来就不认为左派分子会造成什么真正的危险。他们正在趋于内向。他们提出了问题，即我们是否将继续参与世界事务。这篇冗长的讲话要说明的问题是：我懂得这个问题；我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世界上起我们的作用。日复一日，你在每天早晨醒来时会感到奇怪，我们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有必要采取主动，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希望。一个政治领袖必须经常带来希望——但是他必须经常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要丢掉幻想。
尼克松后来交了噩运，但不能抹杀这段讲话的重要性。他是正确的；他对美国和对大西洋各国的问题的剖析是正确的。
最后一位客人是维利·勃兰特。同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在他说来，没有什么突出的问题。但是，勃兰特同其他领导人不同，他并不声称自己在世界事务中起什么作用；他为避免起这种作用而感到自豪。因此，要讨论的问题就比较少了。我们商谈了纯粹的德国问题。东方条约和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当时都正等待德国议会的批准。勃兰特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到比斯坎岛拜访了尼克松，当时我患流行性感冒卧床不起，未能参加会谈。尼克松并没有为此而打破他的常规，仍只由一名白宫助理陪同他会客（这次黑格代替了我）。罗杰斯和德国外长瓦尔特·谢尔单独举行会谈。
会谈的主题是东西方关系。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勃兰特是研究苏联领导人的首屈一指的专家。他见过他们的次数比谁都多。我们的高级官员中，谁也没有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或波德戈尔内打过交道——除了尼克松和波德戈尔内在参加戴高乐葬礼之后在爱丽舍宫的招待会上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以外。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对我们简直是一个谜。勃兰特对于勃列日涅夫的看法总的说来是积极的。据勃兰特说，勃列日涅夫最初对于对外政策是不熟悉的，但是在过去一年里，有了很大的信心。他不再只是照本宣科了。勃兰特认为，苏联人真心希望缓和，其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中国感到担心。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他的东方政策表示满意。尼克松冷冰冰地纠正他说，北大西洋联盟对这项政策没有表示反对。但是联邦共和国必须既作出决定又承担责任。勃兰特提出，苏联人对于把关于德国问题的条约和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联系起来感到不满。黑格的印象是，勃兰特自己对于这种联系也不太热心，他担心会出现“反联系”——苏联会对通向柏林的通道施加压力，以加速批准的过程。但是，由于德国的政治局势，勃兰特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上述情况。波恩议会如果看不到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顺利实施，肯定不会批准那些条约。对于美国来说，勃兰特所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的。由于这种情况，我们有了一根可以迫使苏联克制自己行动的杠杆，尤其是如果我们不得不对一场越南的攻势作出反应的话。在德国议会投票表决之前，苏联人是不想发生一场世界性危机的。
尼克松就他将在到北京和莫斯科去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采取的方针作了一番事先说明，也都是一些人所熟知的内容。勃兰特认为，不应该把东西方贸易同政治谈判联系起来。他认为，贸易是使苏联制度发生渐变的一种办法。他也要求举行一次欧洲安全会议。他引用了标准的欧洲论点，即正是东欧的那些最富于独立性的国家要求举行这次会议，作为支持他们自治的一种办法。至于苏联人为什么要求举行一次会削弱他们对卫星国控制的会议，勃兰特未能比蓬皮杜作出更有力的说明。
尼克松和我一样，持比较怀疑的态度。他提醒说，如果举行一次欧洲安全会议，就会为国会中的批评家们提供一个削减兵员的借口。他要求所有的盟国都要谨慎从事。尼克松和勃兰特都提到，经过五月间的短暂的波动之后，苏联人对于共同均衡裁军的念头已经淡薄下来了。勃兰特强调指出，他对于加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感到关切。这是一次成功的会晤，尽管并不打算取得成果，但也还是成功的。在一九七〇年末和一九七一年初，在欧洲和美国的领导人之间举行了这些一般性的而且主要是哲理性的商谈，这反映了尼克松政府的这几年，正是我国同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关系的多事之秋。联邦共和国的东方政策即将大功告成。我们对这种政策的支持，有助于使它走上同大西洋联合以及西方团结相一致的方向。由于英国即将进入共同市场而产生的经济调整，在一段时期里造成了紧张。但是，一项新的货币制度终于诞生，而且是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至少在最后阶段是如此——议定的，因此，每一个主要的国家都感到维护这项制度和它自己休戚相关。尽管在国会遭到猛烈抨击，我们还是维持住了西方联盟的军事力量。
要做的事还很多。一段缓和的时期显然正在临近。我们的联盟是否能够把形式和实质区分开来，紧张局势一时的缓和是否会使我们放松维护均势的努力，或者是为加强团结和新的创造性提供一种刺激因素，尚在未知之数。我们希望，在越南战争已经成为过去之后，可以在和大西洋各国的关系中注入新的领导力量，因为这种关系会——而且必须——继续充当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1] 罗马的别名。——译注
[2] 圣帕特里克是爱尔兰的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节是三月十七日，也是爱尔兰国庆节。——译注
[3] 飞镖是澳大利亚土著使用的一种武器，投出以杀伤野兽，如不中，会飞回原处。——译注
[4] 米蒂是美国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私生活》中的主人公，此人平庸无奇却梦想过豪华的生活。——译注
[5] 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史密森氏学会大厦举行的，故名。——译注
[6] 见雷蒙德·阿伦《特等共和国：美国和世界，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三》（剑桥，马萨诸塞州：温思罗普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二九三至二九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