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成就带来的难题
自一九六〇年以来，每一届新政府上台时都深信它的前任忽视了大西洋关系，因此宣称新政府要优先弥补这个缺陷，保证要执行果敢的新纲领。可是，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实现了它宣布要实现的重大改进。说来可笑，在这方面费的力气越多，问题似乎也越多。
这并非事出无因。对于大西洋关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念，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马歇尔计划。当时美国提出的一项大胆的创议激起了欧洲的热情和感激之情。大西洋和欧洲的机构大量涌现，要制定一个伟大的宏图。美国外交政策的梦想实现了：美国道义上的领导作用，引起了自发、真实的一致意见；毫无强制之意的合作；民族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过时”观念被破除了。
在战后那些令人兴高采烈的年代里，人们大致看到，欧洲人的态度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新奇；这同民族利益的牢固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采取这种新方针的实际后果是使一个疲惫破损的大陆得到保护，得到经济援助和技术力量，而并不要求它拿出相应的报偿。然而，对于一整代的美国领导人来说，这个经历却代表着理想的国际关系。他们没有进一步去想，慷慨大度虽然使称王称霸变得可以令人忍受，但是却没有变得可以令人接受。对于“新的”大西洋关系的考验，不是在它形成的那几年，而是在它所宣布的目的达到了的时候。等到欧洲恢复了它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自信心，欧洲国家有能力坚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换句话说，等到他们真正有了选择的余地时，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是参加了一个新纪元的诞生，还是参加了旧传统的修整。
六十年代进入了考验时期。很明显，大西洋合作和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的新机构相继地出现了。协商之紧张和认真为我国任何其他外交关系所未见。欧洲经济一体化，帮助了世界贸易和美国出口，而不是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起了妨碍作用。欧洲是在向着政治团结前进——即使发展的道路并不总是我们所喜欢的。与此同时，四十年代的目标已经达到，这个事实本身已在开始导致误解和紧张。随着实力的增长，欧洲也变得更加自行其是了。协商不仅产生一致的意见，而且也越来越变成表达分歧的手段。对于这种情况，自信已经使大西洋地区的民族主义过时的美国领袖，却仍然怀念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美好时日”的那个时期，而且其思恋之情，甚至超过了马歇尔计划带来的不容置疑的成就。
但是，在国际关系上进行新的建设，即使从字义上来看，也不可能是频繁进行的。成就本身排除了很快又要去从事新的建设的必要。如果企图把这种举世无双的业绩变成老套，事实上反倒会危害国际关系的建设。随着战后欧洲的形成，大西洋关系也必然会变得比较平凡，它的问题也变得不那样引人注目了。说来奇怪，大西洋合作当它集中在处理日常家务事的时候，它的成就最为可观；而当它的目标“初具规模”的时候，倒变得有些棘手了。在尼克松当政的时候，事情正是这样。尼克松政府也和它的前几届政府一样，在它把目标定得很一般化时，也就是说，只要求建立信任，强调协商，保持国内舆论一致支持我国在欧洲部署军队，让欧洲人自己去进行欧洲的一体化，它的成就最大。然而在那个时期，我们却受到了“忽视我们的盟友”的指责。后来，当我们决定要做到传统的“恢复活力”的时候，我们就碰上了我们的前任和我们的继任者所碰到的困境：人们不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抽象地追求心理效果之上。
在尼克松当政的头几年，西方联盟处在动荡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的主动行动造成的：威尔逊力图争取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先是戴高乐、后来是蓬皮杜对恢复与美国的联系的兴趣。我们并不谋求重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不动声色地鼓励接纳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我们的作用对于东方政策和柏林谈判的最后成功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同法国的合作有了重大的改善。我们顶住了国会拼命要减少美国在欧洲驻军的压力，保住了在欧洲部署美国军队。
我在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总结了我们的方针。那是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写的，但是用在这里也很合适。尼克松曾经问我：鉴于欧洲一体化已经取得进展，美国在大西洋事务中的领导作用是不是还有必要。显然，尼克松是希望听到肯定的答复。尼克松是在阿瑟·范登堡时代的思想里培养起来的，范登堡的思想使我们同欧洲的史无前例的联盟关系得到了两党一致的支持。尼克松提的这个问题，同他偶尔考虑他是否不竞选连任的问题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当他问人们他的政治前途时，他实际上是要人家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在欧洲问题上，他希望听到我再次肯定他在政治上当学徒时期的一个信条：美国的领导作用仍然是问题的核心。
作这样一个断语，并不需要我去进一步发挥我的信念，这是我自己思想的核心。我说，美国的力量和领导作用仍然是必需的，因为欧洲人尽管经济上取得了那样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形成凝聚力、内部稳定或对抗苏联实力的意志力。我写道：联盟的团结一致，需要美国的三样东西。
第一，我们在同苏联打交道时，必须要有节制。如果我们太性急，欧洲国家会担心美苏勾结。这样，会使他们加紧主动行动，甚至顾不上保持谨慎，同苏联作出他们的安排，从而保护他们自己。但是，有趣的是，如果美国停留在冷战的战壕里，结果也会是这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领导人就容易情不自禁地要在本国公众面前以好战的超级大国之间的“调解人”的面貌出现。美国的对苏政策必须谨慎：既要足够强硬，以保持共同防务的利益；又要有足够的弹性，以防止我们的盟友赶快投奔莫斯科。
第二，我们在进行协商时，必须十分当心。必须使我们的盟国放心，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之类的谈判中，他们的切身利益会得到保护。只有我们的行为举止无懈可击，我们才能使欧洲人相应地在盟国间的协商中保持高标准。
第三，我们必须避免单方面减少美国驻欧洲的部队，不管是由于政府的财政拮据，还是由于国会的新孤立主义倾向。这对我们的领导艺术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因为大量的减少驻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会严重地损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助长向苏联屈服的倾向。
这些就是我们在同大西洋盟国的关系中要努力实行的原则。我们不是始终都做到了，但是在尼克松当政的头几年，形势是令人鼓舞的。
协商
我们严格遵守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初第一次访问欧洲时许下的诺言，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同盟国进行了紧张的协商。一九六九年三月，尼克松在华盛顿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举行了会晤。加拿大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一向保持着比较特殊的性质。加拿大同欧洲国家不一样，它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它不像美国，它不可能在共同防务中起决定性作用。加拿大在防务上的贡献同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相比是很有限的。因此，加拿大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首先是高度象征性的。加拿大愿意提供某些军事力量来维护集体安全的原则；同时，它也强烈主张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
然而，加拿大多少有些超然的立场，加上它的领导艺术很高明，使它产生了一种远远超出它的军事贡献的影响。它的外交政策是全球性的。它参加国际性维持和平的努力。它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同时，加拿大同美国又有它自己的特殊关系。加拿大的贸易有三分之二是同我国进行的。它的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依赖非常大，以致这在加拿大国内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加拿大事实上是被一种矛盾心理所烦扰，这种心理虽然与欧洲国家不同，却有它自己的复杂性。加拿大既需要同美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有时又需要做出吵吵嚷嚷的独立姿态。具体地说，它既需要美国市场，又想对美国采取歧视性经济措施，这两方面经常发生矛盾。它出于本能地拥护共同防务，但又想成为某种国际仲裁者而超然于战斗之外，这就发生了矛盾。加拿大的领袖深信合作是必需的，但又为国内在国际对抗问题上的禁忌所迫，因此，他们的回旋余地很小，但他们却利用得格外巧妙。
尼克松和特鲁多这两个人不能说相互很投合。特鲁多出身于魁北克旧家族，潇洒、聪明、才华横溢、莫测高深，他引起尼克松对“上流人”的全部痛恨，在尼克松眼里，这种人总是瞧不起他的。他鄙视特鲁多那种明显的对社交生活的喜爱。他倾向于把特鲁多看成在防务问题上是持软弱态度的，对东方的态度一般说来也是软的。但是，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特鲁多对尼克松一点没有屈尊俯就的样子，尼克松对特鲁多则是尊重而殷勤。他们两人在一起时，看不出有什么紧张。他们解决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在各自回到自己的首都以前，谁也没有向对方讲过什么不宽厚的话。
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会晤也不例外。特鲁多支持尼克松在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的立场。关于他要使加拿大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的消息证明是不确实的。经济问题交给专家去处理。两人同意要经常举行商谈，事实上也是这样做了。美国-加拿大之间的关系证明国家的利益可以超越个人的喜好。
一九六九年三月底，艾森豪威尔的去世使欧洲领袖人物来到华盛顿。戴高乐也来了。他到达的时候穿着法国准将的制服。尼克松派我到法国大使馆对他表示欢迎，并且告诉他：白宫的通信系统可以供他使用。戴高乐在伦敦住过四年，从来不说英语，这一次，他却用英语答话以表示他的赞赏，他说：“告诉你的总统，他是一个非常客气的人。”
尼克松和戴高乐在椭圆形办公室会了面，这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会面。我事前叮嘱尼克松不要“作任何表示，好像你同意这位将军目前对威尔逊政府深恶痛绝的态度”——这是索姆斯事件（见第四章）的残留后果。戴高乐事实上和尼克松纵谈了世界形势；谈了一个月以前在巴黎谈过的大部分问题。戴高乐增添了一个新调子，叮嘱同德国合作要谨慎。他反对英德两国最近签订的关于为核反应堆生产浓缩铀的离心工艺的协定。他担心这会变成德国进入核俱乐部的棋子；应当当心，不要再一次唤醒了在本世纪曾两度撕裂欧洲的那种野心。尼克松和蔼地回答说，他希望法国和德国能保持密切和友好关系。
这一次，戴高乐表现出一种忧郁的神情，他就要引退了，因此对自己的行动已成了一个冷眼旁观者，在谈到未来时，他用的都是抽象的话，他知道，他已经不能再参与塑造这个未来了——这是他几个星期之后将要退休的先兆。他的神态使我想起了西德的基辛格总理几个星期以前在波恩对我说的使人难受的消息，他根据这个消息推测戴高乐担任国家元首不会很久了。据基辛格总理说，在他们一次定期的商谈中，戴高乐是这样描述法德关系的：“我们和德国人有过不少共同的经历。我们走过了被野兽包围的森林。我们穿过了被太阳烤焦的沙漠。我们爬过被白雪覆盖的山峰，总是在寻找一件隐藏起来的珍宝——一般总是互相竞争着去寻找，在最近若干年来是彼此合作地去寻找。如今我们知道了，没有隐藏珍宝那回事，留给我们的只有友谊。”
参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葬礼，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根本的防务问题的机会。这个问题是一位老朋友、当时担任英国国防大臣的丹尼斯·希利提出来的。希利和我从五十年代中期就互相认识，当时我们两人都写战略问题的文章。他才华横溢，爱交际，知识格外渊博，辩论问题毫不让人。他那考虑问题的才智，使他常常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他的思路变化之快，甚至连他的崇拜者也不能领会。尽管如此，他和大多数政治活动家一样，很能使自己适应时宜，总是起建设性的推动作用。
希利给我写了一封私人信，询问我们在把西欧国家联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中，以协调他们在防务方面的立场这个问题上持什么态度。欧洲成立一个防务协商机构的前景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国官僚机构之中和官僚机构外面的“一体化派”热情地赞成欧洲经济统一；同时，他们却强烈地反对欧洲在防务问题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认为这样可能会使联盟分裂。我认为，问题很可能恰恰相反。在经济方面，欧洲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冤家对头；而且，实行竞争并没有什么风险或不良后果。在军事领域中，倒想象不出在什么情况下，欧洲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境况会更好一些。我们大家的切身利益是互相补充的。各自为政的不良后果是再大不过了。我确信，欧洲在防务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不会像欧洲经济统一那样起分裂作用，所有的美国领导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倒都是欢迎这种经济统一的。只有各自得出自己的结论，欧洲才会懂得有必要努力加强它自己的防务。
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得请求总统给我指示，应如何答复希利：
有些美国官员……指出，一个欧洲协商机构会发展成为以法国为中心的第三势力，从反美主义中取得它实现统一的主要推动力……
我认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建立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欧洲声音是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的，虽然在短期说来不是没有问题。欧洲具有更大的凝聚力，这完全符合你所说过的这样一种看法：从长远看来，我们如果能够把欧洲当作一个真正的更加平等的伙伴来与之打交道，是可取的。
因此我建议，由我来告诉希利，我们的态度总的说来是赞同的，只要这样一种结合不被用作孤立法国的手段。我们应当准备好告诉其他欧洲人：“一个更强大、更统一的欧洲声音，将会促进更加平等因而也更加有成果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尼克松批准了这个方针。“欧洲集团”逐渐形成起来，但是，在防务问题上并没有出现欧洲一致的意见，其原因是：在欧洲的政治结构上没有达成协议。法国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声音，但是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中；它势必把英国的主动行动当作解决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一种办法。美国的官僚不管总统的决定如何，态度是不热心的；他们不拿出力气来支持这种做法，只要有可能就偷偷摸摸地反对实施这个计划。其他欧洲人的心理是矛盾的，他们抽象地赞成统一，但是他们担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这样明确地突出欧洲的独特性可能会使美国得到一个口实，用以减少它在欧洲的驻军。
在外交和国防部部长们为庆祝联盟二十周年在华盛顿聚会期间，这种态度再次成了注意的中心。我在四月九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敦促尼克松强调我们在欧洲保持一支强大的美军的诺言；但是，他应当首先强调，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就需要我们的盟国作出相应的贡献。第二，尼克松需要反驳这样一种观念：仅仅由于苏联的口气软下来，缓和的局面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应当表明，我们大体上是愿意探索同苏联达成协议的具体领域，而不仅仅是改善气氛。第三，在欧洲内部的安排上，我建议我们要鼓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改善他们之间的合作。但是，我们应当避免支持某种具体的方法；我们既不应当参加任何孤立法国的努力，也不应当让人得到这样的印象：退出联盟的人将会得到特别的酬偿。
特别是，我敦促总统要强调这样一个原则：“这个联盟的安全应当有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防御外来进攻的实体安全，而且要包括我们各国应付我们社会内部问题的能力。”为了形成一种超越于防务之上的共同利益感，我赞同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对付现代社会的挑战。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思想是来自帕特·莫伊尼汉。作为现代化的产业国家，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环境保护或改善运输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国家的资源和想象力可以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此外，为了给他加强协商的诺言作出一个具体的表示，我建议总统提议，在每半年一次的外长会议间歇期间，至少举行一次副外长会议。这种副外长会议可以试行拟订较长期的计划，特别是在东西方的关系方面。尼克松接受了我的这些建议，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一篇雄辩的演说中向北大西洋理事会提了出来。
人们可能预料，在经过了这么些年抱怨美国注意不够、协商不够之后，我们的盟国会热情欢迎我们的这些建议。但是，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心理上的暗流。联盟对于“协商”的渴望实际上是想要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并非我们所有的盟国都同样地愿意限制他们自己的自由。成立一个政治计划机构正投合了法国寻求“独立”的要求，而主张奉行比较局限于一国政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态度冷淡。成立关于现代社会的挑战委员会的主张遭到了反对，他们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是成立来处理这类问题的。这种反应同尼克松访问欧洲期间所有的盟国领导人私下表示的意见相去甚远。当时他们表示，共同防御已不足以引起年轻一代人的劲头了。
因此，四月间召开的这次纪念性会议的最后公报是有很大的保留的。公报要求“考虑”总统提出的定期举行副外长会议的建议，“研究”各国如何“改进意见和交流经验……不论是通过适当的国际机构的行动，或其他途径，以便为他们的社会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很明显，欧洲对于美国的建议采取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欢迎美国承担义务，又要不限制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尼克松的新政府已开始面临国内越来越不愿履行我们对欧洲的义务的局面，更不用说要扩大这种义务了。在尼克松任期还剩下的全部时间里，我们只得在这种浅滩之间航行。
戴高乐的离去和欧洲统一
一九六九年，我们确实是大大缓和了承袭下来的大西洋联盟内部的紧张气氛。尼克松对戴高乐的尊敬得到了报偿。当然，戴高乐没有改变他的基本原则，但是，他不再那样无情地一定要实施这些原则了。尼克松在法国所得到的接待，戴高乐出席在美国大使馆的答谢宴会，他前来参加艾森豪威尔总统葬礼的礼貌姿态——所有这一切都帮助缓和了以前的紧张关系。法美关系的改善，也使得英美特殊关系不那么成为妨碍英国进入欧洲大家庭的障碍了。这样的趋势在戴高乐总统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突然辞职的时候进一步加速了。他有两次，在实质上属于次要的问题上进行的公民投票中遭到失败，一次是关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结构问题，另一次是关于参议院的改革问题。因为这样的事情辞职使人猜测，举行这些公民投票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要给戴高乐辞职提供借口。危机使他上台执政，他为解决这些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巩固了新的政治制度。他实现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同时又保住了法国在国内的自信心和在前殖民地的威信。他好不容易抑制了刚露苗头的内战，他使法国在欧洲和西方联盟的政策中起核心作用，从而恢复了法国的自豪感。他对美国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鼓起法国的自信。
但是，一九六八年的学生闹事震动了戴高乐。他后来面临的挑战在他看来也无需他这样一位人物来对付。保证经济增长，在有限的资源争夺者之间充当仲裁人，组织和管理一个官僚国家——他多少有些轻蔑地说这是向“军需官”而不是向英雄人物提出的任务。四月十七日的公民投票使他有机会突然离开舞台，以免像他非常担心的那样看到自己的权威慢慢受到侵蚀。从这以后，戴高乐退休到科龙贝，完全过着隐居的生活。他不会见政界人物，不发表谈话，写他的回忆录，等待着自己的去世。
戴高乐辞职时，我向总统写了个报告，说明我对戴高乐辞职会产生的后果的看法。我预料乔治·蓬皮杜将会在更加复杂的政治局面中成为戴高乐的继任者。戴高乐能够设法让自己超越于党派之上，他用温和的国内政纲来打动右翼，用独立的外交政策来号召左翼。我认为，将来法国政治生活的特点比较可能的是：“在最左边是一个人数众多、组织良好的共产党。一个由左、中、右翼各政党组成的经常变动的混合体，通过一个勉强一致的意见来执政，这样一种一致意见是不能实行什么积极的政纲的。”我预料，法国的外交政策实质上不会有什么变化，但在作风上可能会比较随和。但是，从长期来说，我认为，“法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变得同我们更加难以相处。由于政府不那么有决断，左翼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决他们所不喜欢的外交政策行动，这在西欧的其他民主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事实证明，这种推测如果不是完全错误，至少也是言之过早。蓬皮杜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有决断的、能驾驭局势的总统，至少一直到他恶病缠身任职最后一年仍是如此（他在一九七四年去世）。
戴高乐离职的时候，一个跨部门小组，在国务院主持下，草拟了一份很有思想的分析文件，预测蓬皮杜将会慢慢地、不显眼地离开戴高乐的立场，不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他将加速在戴高乐当政时已经开始的与美国改善关系的进程。我建议我们在法国总统竞选期间不采取任何具体的主动行动。我们应当做的是继续加强“美国最近为了给更密切的美法政治关系加进实际内容而进行的努力”，“慎重地”鼓励“法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更合作的态度的任何趋势”。
法国第二轮总统选举后不久（这次投票使蓬皮杜战胜了艾伦·波埃），我会见了我国驻巴黎大使萨金特·施赖弗，同他讨论了蓬皮杜可能访问美国的问题。我提出，最简单的办法是，戴高乐曾经同意在一九七〇年一月或二月访美，现在就由蓬皮杜来代替戴高乐进行这次访问。施赖弗可以去探听一下蓬皮杜的意见，然后再正式发出邀请。我对施赖弗说，总统很愿意探讨同法国军事合作的可能性。总统不会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神圣性”来妨碍法国同美国加强军事合作。甚至在核领域内实行有限合作的可能性也并不排除在外。
在尼克松一九六九年八月访问亚洲和罗马尼亚回国途中，我有机会在蓬皮杜正式访美之前会见他。总统在英国机场停留，向英国首相威尔逊通报情况，我则离开总统那一行人，去向蓬皮杜和北大西洋理事会通报情况（还要会见春水）。基辛格总理几天之内将来华盛顿，他将在华盛顿得到情况通报。
蓬皮杜对于尼克松派我到巴黎的做法表示赞赏。像我后来每次同他接触时一样，我发现他总是彬彬有礼，极其尖锐，稍稍带一点嘲讽的味道，这是法国的知名学府——法国许多领导人是从这些大教育机构里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的派头。他表示支持尼克松的关岛主义，即亚洲人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起更多的责任；他认为欧洲也应当如此。他原则上接受了在一九七〇年早些时候访问美国的邀请。他愿意在越南问题上出力，如果我们要求的话，他明白表示他不会寻找机会与我们过不去。
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次选举，使勃兰特政府在西德上了台，戴高乐对美国或英国采取超然政策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是消失了。勃兰特正式表示过他赞成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他对东方的新政策（东方政策）造成了德国要奉行一种更加独立、更加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的政策的忧虑。这种情况使得英国加入欧洲对法国似乎更有吸引力。因此，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举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政府首脑会议上，在法国的附议下，宣布了共同体愿意同英国举行谈判，在“扩大范围的意义上”考虑政治合作。
就这样，到了这年年底，美国眼看它长期期待的一个目标——扩大欧洲的统一——就要实现了。二十年来，我们一直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会缓和大西洋关系，必定会实行和谐一致的政策，而且能分担我们较大一部分负担。我从来不相信欧洲一体化能自动来到。在货币和贸易政策方面的分歧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更容易在其他领域里也表现出它自己的观念。在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一次某些部门之间的联席会议上，我指出，在东西方谈判，在加强共同市场将会带来的保护主义影响这些问题上，我们将会面临欧洲更加自行其是的态度。
但是考虑这样的问题是多余的，因为这些都是成功引起的结果。我们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的“低姿态”，使英国的前景有了重要的改善；我们拒绝参加欧洲内部的争吵，从而加强了欧洲的关系和大西洋的关系。可以肯定，过去那些高喊加强美国“领导作用”的人，是不高兴我们的克制态度的。[1]我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答复尼克松一个问题时写道：
有些人认为，我们应当继续执行上届政府的政策，按照我们认定对欧洲最合适的方针积极卷入欧洲的内部事务中去。这些人对于我国对欧洲采取的“低姿态”是有某些批评的。在大西洋两岸仍然有一群学者、前任官员和新闻工作者认为，除非美国提供动力，否则欧洲统一的运动就会完蛋，特别是由于成为推动力的、害怕俄罗斯人的情绪大部分已经消失。
实际上，我们同欧洲的关系已经有了不可估量的改善。你访问欧洲时开始执行的经过修改的方针非常成功。这种方针的出发点是更加关心欧洲人的需求，并且大大改善了影响欧洲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的程序。当然，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扭转了过去同法国恶化的关系。我个人确信，你做的是对的。我同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欧洲人进行的许许多多接触，证实了你是对的。
一九六九年，大西洋地区各国把精力更加贯注在国内问题上，我们贯注在越南，欧洲人贯注在政府更迭、经济或者欧洲一体化问题上。隐隐出现在联盟所有成员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寻求同东方改善关系——这是第一次有计划地这样做——的时候如何保持安全；如何把我们的团结一致同缓和政策调和起来。
共同防御：美国的看法
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六七年在美国压力下，正式采纳的“灵活反应”战略思想是否有效。第二个是，共同防御的“负担”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如何分配；具体说来，欧洲是否可以再多出一些力。第三个是，驻欧美军的兵力。
正式的灵活反应战略是在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司令部之后，由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强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过的。在五十年代，联盟的军事战略依靠的是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对欧洲的任何进攻，美国都将立即以全力以赴的核打击来回答。随着苏联核储存的增加，美国——必然地——要寻求其他办法和更广泛的选择方案。按照灵活反应理论，我们在必要时，仍然要诉诸全力以赴的战争，但是我们只有通过逐步升级，才会达到这种程度，开始时是使用常规武器，通过一个与我们受到威胁的大小相适应的阶段后，才进到使用核武器。经过长达五年之久的辩论，我们的欧洲盟友才极其不安地接受了这个战略。他们认为——他们是正确的——这种战略是美国越来越不情愿使用核力量的征兆。他们担心，不愿诉诸核战争的心情一旦表现出来，可能会使苏联利用常规兵力的不平衡状态来谋取好处。他们忧虑，这种使发生核战争危险减少的战略，可能会使以常规武器进行侵略的可能性增大。
麦克纳马拉的见解仍然在我们政府中占上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我提醒总统：
在政府中似乎有一种牢固的观点，以为我们的战略态势（以及我们的战术核态势）与威慑（或对付）常规战争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基于两个结论：（a）只有我们拥有可以信赖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而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的战略力量才能够有助于威慑住常规战争；（b）在欧洲发生的战术核战争，大概会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因此我们就不会有兴趣去依靠战术核武器，把它当作防护我们常规武器态势上的弱点的手段。
但是，如果这些判断是正确的，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局面。如果使用我们的战略力量变得风险太大，如果战术核战争大概会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我们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认真保卫欧洲。当然，人们可以辩解说——许多人的确是这样说的——这些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加在一起至少为苏联的三倍的国家，是有能力对华沙条约国家进行一场常规武器防卫战争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联盟的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愿意作这种努力。（在为九月十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我的下属估计，以常规武器保卫欧洲而要增加的开支，仅美国一个国家，每年就需要一百二十亿美元，就在那个时候，国会正坚持要大大削减我们的国防预算。）人们也完全不能期望欧洲人会出更大的力气，拿出为提供持久的常规武器防御所必需的钱来。国内的压力要他们拿出事实来证明在缓和方面取得的进展；国防费用的巨额增加在政治上是办不到的。他们还确信，他们常规力量的任何增加，只会鼓励美国进一步减少军队。在他们看来，这样一来就会使他们得到的核保护减少，而常规武器防御能力却并没有增加。
这样一种逻辑推理，使得威尔逊首相在尼克松访问欧洲期间断然表示，他完全赞成一种新的战略理论，如果这不会使国防开支大大增加的话。戴高乐对苏联“西”进抱怀疑态度，实质上也是这种观点的反映；他深信，即使苏联在开头时得到胜利，美国除了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包括战略武器——来防止丢掉西欧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戴高乐宁可建立一支他自己的小战略力量，以防万一美国看不到自己利益所在，而不愿扩充常规力量。说得不客气一些，在欧洲占优势的观点是：地面上的常规力量悬殊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可取的，因为保卫欧洲最后还要靠美国的战略核威慑力量。
美国政府在一九六九年重新研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我们实质上认为有四种选择方案：
⊙美国在欧洲驻扎一支象征性的力量作为“绊网”。
⊙采取常规防御态势，能够在短时间（九十天）以非核武器保卫欧洲。（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的战略。）
⊙以常规力量进行持久的防御，在华沙条约组织的常备力量面前，这些常规力量足以无限期地保卫欧洲而用不着求助于核武器。
⊙进行全面的常规防御，使我们能够对付充分动员后的华沙条约组织进攻。
在对这四种战略进行分析时，我们捉襟见肘的状态就极其明显了。绊网的想法被否定了。这种战略违背了我们这样一种绝对的必需，就是我们必须争取到时间，在是否发动核战争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而且在这种战略下，我们的部队大量撤退，会使我们的欧洲盟国丧失斗志。以常规力量进行持久的保卫欧洲之战的主张也被否定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九月十日会议之前，我向总统指出，我们的各个部门，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除外，都认为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会抵制这个战略，因为这个战略要求在欧洲进行长时间的陆上战争，从而使他们难以相信我们愿意使用核力量来保卫欧洲。第四个选择，即全面防御，就更加是这样。对四种战略的预算开支进行的分析，进一步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范围。以常规武器进行长时间的防御，会迫使我们放弃全部的国内新计划；如果总统一定要实行业已作出保证的国内计划（福利改革、岁入分享和城市大众交通系统），就要征收百分之四的附加税。
盟国的敏感和预算上的限制，逼迫我们重新肯定现行的战略——设法打九十天常规防御战。但是只要稍稍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暴露这个战略的空洞的实质。我们的研究表明，甚至在侃侃而谈要抵抗九十天的美国，任何一种重要的军需品都没有足够的储备。而决定我们的抵抗能力的只是数量最小的紧要物资，而不是某些理论上的平均数字。有人曾经要求五角大楼就短缺的军需品作出一个估计，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闪烁其词，使人糊涂。显而易见，我们某些必不可少的军需品，不到九十天就会用光。由于武器没有标准化，不可能用这个盟国的后备物资来帮助那个盟国。又因为每一个盟国计算军需品消耗率的方法不同，所以谁也无法判断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供应水平如何。但是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标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显然远远不能实现它自己所宣布的目标，情况是一团糟。
我们也像我们的前任一样，力图鼓励我们的盟国增加国防经费来对付这个问题。梅尔文·莱尔德在准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计划委员会五月二十八日的会议时，曾经请求授权他要求我们的盟国增加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四。我支持莱尔德的建议，总统也批准了。但是盟国不同意固定的百分比；他们只愿意“适度地”增加，不规定计算增加贡献的基数。由于没有一个确实有能力实行的现实战略，因此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解决。
粗略地看一下——的确，再看一下也是一样——在新的战略情况下，美国继续在欧洲驻军的重要性，看来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了。核均势正在形成，欧洲大陆上的地面部队——美国的和欧洲的——的意义是更大了。但是我们受到的全部压力都来自相反的方向。我们承担在欧洲驻军的义务，受到了越南地震余震的冲击。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富布赖特以及其他许多人对此提出疑问，认为这是我们在全球范围承担义务过多的又一个例证，有引起战争的风险。他们很快就要向参议院正式提出这样的提案。他们这种态度，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气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二十年了，有着军事上自主历史的欧洲人，竟然还没有建立足以保卫自己的力量。此外，人们认为，我们自己有那样大的支付逆差要求减少外汇支出，而减少驻欧洲的军队就可以减少一部分外汇支出。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美国要求撤军的压力越大，我们的盟国就越不想扩充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因为不然的话，美国就更有理由撤军。
在约翰逊总统当政期间，美国事实上是开始了一个不太掩饰的撤军过程。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一个陆军师的一部分和某些空军部队已回到美国；回到国内的部队总计几乎达六万人。这些被撤回来的部队装备，有一部分留下储存起来了，我们定期地举行演习，以显示我们有迅速回来的空运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是那样切中要害：欧洲人越来越怀疑的不是美国履行保卫欧洲义务的能力，而是是否有这种意愿。他们怀疑的不是我们的空运能力，而是我们的政治意志。
约翰逊政府为单方面缩减计划——缩写的名称叫“缩欧费”（即“缩减在欧洲的费用”）——提出的理由是：这是在一般行政管理费上“减肥”，不会削弱战斗力。这是照神圣的老规矩办事。这些缩减加在一起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一度拥有人们可以设想的最臃肿的军事建制，不然就是这种建制的战斗力是如此之低，以至不论怎样缩减，都对它毫无影响。尼克松政府的问题是，在我们正在敦促我们的盟友多作一些贡献的时候，如何对付早就打算要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缩减。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目睹了梅尔文·莱尔德制造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观。莱尔德单方面决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进行缩减——这发生在催促我们的盟友每年增加开支百分之四之后刚刚三个月。一九六九年九月初，莱尔德建议，在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力量中，缩减一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六艘反潜航空母舰和四十八艘驱逐舰（现在作为后备役停泊在太平洋海岸）。他还建议减少派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以及——从政治观点看来更加重要的是——在发生危机时应当调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二十四步兵师的部队。莱尔德还写了另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由于已经宣布的和正在考虑的削减国防开支的结果，我们派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也许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改变。”从根本上说，莱尔德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坚定拥护者，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粗鲁、这样不客气地削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呢？
说来真奇怪，主要原因是莱尔德很关心要保持国防预算，同时也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能力。他受到预算局（以副局长詹姆斯·R·施莱辛格为代表）和国会的压力，要他把我国的国防预算至少削减五十亿美元，而尼克松在上任时认为应作的那些削减还不包括在内。莱尔德估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政府内外拥有很多的拥护者。如果他能够证明国防预算的全面削减会立刻影响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么他就可以使要求削减的压力缓和下来，至少约束住这种压力。他断定，要把行政或立法部门要求削减预算的积极性打消掉，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削减，使他们感到心疼。事实证明他判断得很对。
但是要使这种策略取得成功，在实行的时候就必须有毅力，而毅力在莱尔德身上是从不缺乏的。莱尔德这种策略思想越是说得头头是道——这是它成功的要素——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位就越遭殃。我在把莱尔德的建议转给总统时，写了下面这样一个注释：
这些事实一经透露出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人们就会联想到其他说明美国在削减它对欧洲的义务的种种迹象。缩减海外人员和莱尔德部长的许多言谈都会被人认为说明了一种趋势……减少有效兵员和降低作战准备状态是已经在做的事情，这当然提出了进一步进行协商的问题。
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种局势，我在九月十七日指示各部门，在“向总统提出备忘录说明已经发生的事态”之前，在提出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磋商的建议之前，不得再公开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讨论削减问题。
但是莱尔德行动之迅速令我措手不及。在他第一次提出建议后十天，他又向总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提醒我们他在上一次备忘录中含蓄地发出的警告：进一步的缩减是办得到的，他说。“如今事实证明，情况确是这样……我们的详细分析一旦完成，我们交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部队就需要作出更多的改变……这种缩减可能被认为与你向欧洲人发表的声明有矛盾，你当时说的是，我们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应当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莱尔德实际上是对总统说，要么增加国防预算，不然就废弃他对欧洲领导人许下的诺言。
莱尔德没有说明，在这十天当中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以至需要进一步的缩减；此外，他为什么不告诉白宫他当初打算实行的缩减有多大的规模。事情很清楚，他是在利用缩减驻欧军队来迫使总统增加国防预算。为了添上一点异乎寻常的格调，莱尔德承认，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种缩减会给美国增添一些风险。他说：“我同意参谋长们的意见，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东南亚承担了那么些义务，而我们目前的财政情况又很紧，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缩减是必须实行的。”毫无疑问，总司令受到了讹诈：或者增加他的国防预算（由于国会反对，他不愿出此一举），或者从东南亚挤出这笔钱来，而这样做又会限制他在越南谈判中的灵活性。
莱尔德一旦占了上风，继续同他斗下去就只会使自己失败得更惨。莱尔德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了。但是我还是竭力想办法来防止这种单方面的缩减再次发生。九月十九日，我以书面的方式向总统概括了莱尔德的决定和参谋长们的反对意见。我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制中成立一个国防计划研究委员会，以使白宫和其他机构能够对莱尔德的决定取得某些发言权。这个建议得到了尼克松的批准。委员会真的建立了，并且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然而，白宫从来不曾像它控制外交政策那样控制住国防政策。莱尔德很机灵；参谋长联席会议则怀疑有局外人在确定他们做事的轻重缓急次序；而我们的精力又全给规划和执行全面的地缘政治战略占住了。但是，如果国防计划研究委员会不能全面制定国防政策的话，它也可以牵制住单方面的措施。这种作用在莱尔德十月间再度发起冲锋的时候，就变得很明显了。他建议对后备部队进行裁减，并表示希望顺便向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提一下这种前景。我促请总统停止这种零打碎敲的做法，不然的话，这会造成一种我们似乎是在无穷无尽地撤退的印象。尼克松同意了我的意见。从这时起，我们总算防止了单方面缩减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
我们的盟国不很理解我国政治过程中这种微妙之处，他们没有马上懂得这一切实质上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在新成立的国防计划研究委员会十月二十一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预料我们同盟国会有一段非常难以相处的时间——他想得不错，他把这归罪于削减预算的人，而不是莱尔德。他的猜测果然为事实所证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曼利奥·布罗西奥十一月十四日访问华盛顿时，对在美国缩减部队的同时提高欧洲兵力水平的前景表示悲观。他还说，在联盟当中同苏联谈判相互裁减军队的兴趣在增长。他说，由于美国总是要撤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可以利用我们有计划的缩减来换取苏联的某些让步。
平心而论，应该说莱尔德的主要目的是达到了。他把各个选区吓坏了，以为他的国防预算确是削减到了绝对的最低限度。从长远来说，这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美国的国防态势大有好处。但是，在一九六九年，这肯定是使已形成有连贯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战略的前景复杂化了，并且使我们有一段时期和盟国难以相处。
从根本上说，莱尔德使人们注意到一个根本问题。没有疑问，压缩预算使我们的外交政策有受到破坏的危险。在随后的一年里，同样为难的局面又再一次出现。到一九七〇年六月，制订一九七二财政年度的预算计划工作已在着手进行。预算局（现已改名为组织和预算处）预计国防预算为七百六十亿美元。梅尔文·莱尔德在我的支持下，开始发挥他令人难以对付的玩弄手段的威力。他认为七百九十亿美元就少到不能再少了；他给总统写报告说，如果他不得不砍掉三十亿美元，后果是很不妙的。莱尔德有一种把预算要求得不到满足的后果描绘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天才。他的这种才华并没有受到挫伤；倒不如说，他在头一年取得的成功使他这种才华更加丰茂了。他提出了惊人的削减项目清单，其中包括削减四艘航空母舰，两个陆军师要退役，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架我们最陈旧的B-52式飞机要退役，还有一些其他的重大采购计划要取消。（如果削减三十亿美元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整个国防预算能够买到的新武器是那样少就令人惊讶了。）
为了使大家都看到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这些方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召开了国防计划研究委员会会议。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担心，二千三百七十亿美元联邦预算计划会“把财政界人士吓得魂不附体”，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垂头丧气，以至于可能妨碍经济恢复。到头来我们会碰到可能是最糟糕的结果——经济停滞，对通货膨胀的恐惧重新抬头。麦克拉肯要求削减六十亿美元，为组织和预算处建议的两倍。另一方面，副国防部部长戴维·帕卡德说，国防费用的任何削减，对我国的安全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各军种对于他们的要求提不出一个一致同意的说明来，这就使作决定的工作更加复杂化。在国防预算相对宽裕的那些年头里，每一个军种只是推行他们自己合意的计划，这种计划通常是根据技术上是否切实可行来拟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一致的”认可，往往就是各军种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不问战略上是否前后连贯。我对我的同僚说：“我希望拟出一个文件来报告总统：‘如果照此办理，后果将是如此这般。’”如果我们不再有能力摧毁苏联的军事力量，我们的战略力量的正确水平应当如何？这种新的局面对于保卫苏联周围的国家（包括欧洲在内）会有什么影响？我们是不是能够无限期地把保卫周围地区寄托在消灭和平居民的战略上？当美国要发动全面核战争的政策正在失去人们的信任的时候，我们却受到同时俱来的压力要裁减其他各种部队。“我们在裁减我们执行一般任务的部队，在撤离朝鲜这一类的地方[2]。我们将怎样保卫这些地区？这个问题必须向总统提出来。他必须知道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什么境地。”
事实证明，要以大家一致同意的方式，把问题提交总统是非常困难的。谁也没有兴趣很认真地去考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理论和军队。进行这样的调查，很可能把力量部署的不协调暴露在睽睽众目之下，欧洲人希望能保证美国作出核反应，而我们则企图保证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核武器；这种力量部署就是这两者妥协的产物。人们不愿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战略进行认真审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这种审查会暴露必要军需品短缺的现象（按照各国议会和舆论目前的情绪，这是无法补救的），从而可能为单方面缩减兵力提供借口。
在一次又一次会议上，我不断指出我们的战略和我们的兵力态势越来越不协调。谁也不否认这是事实，然而谁也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有一次会上，我发现根本不可能为我们的计划当中用来描述某一类武器的“边际效用”这个词下一个定义。为了把事情搞到底，我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同尼克松一起开会。这次会议是按照传统方式进行的。每一个参谋长都提出理由，说明他那一份预算建议是他执行“任务”的最低需要。他们都认为自己任务的确切性质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根本不予说明。总统被这些充满技术细节而又故意含糊其辞的说明弄得莫明其妙，无法判断他们是在为自己争预算，还是确实有道理。实际上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
第二天，即八月十九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开会讨论国防预算。讨论拖拖拉拉得不到结论。尼克松讲了一番话，这番话从理论上说是很强硬的，但是这也并没有改变他的预算最高数字；最后决定我们威力的是预算最高数字，而不是他的规劝警告。尼克松认为，我们一定要提出一个“精瘦的”预算，以使国会不至于更加严酷地削减它。整个讨论得到的结果是：把建议中的削减从六十亿美元减少到四十五亿美元；国会后来再削减了三十亿美元。我在一份备忘录中预先向尼克松提出了警告：
我们有可能滑进一个依靠大规模报复的时期之中，尽管这种报复是荒谬的。我们必须着眼于执行一般任务的兵力。我们必须拥有我们能够信赖的兵力。在全面核战争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的或合理的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能够在国外部署一支令人信服的力量。盟国是从执行一般任务的兵力来看我们的——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梅尔文·莱尔德在十一月份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说，他也担心常规兵力的危险下降。
莱尔德、帕卡德和我互相安慰，表示我们都决心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弥补被“漏掉的”几年——目前预算所管不到的那几年——的欠缺。不幸，此刻一切压力正与此相反。实行志愿兵役制度的决定进一步减少了武器的采购，并不得不增加薪饷，这样使我们的军事预算最后有将近百分之六十用于薪饷和津贴（苏联这方面只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用于采购新武器的款项减少了很多。尽管有这样的鼓励，志愿兵役制度还是造成人力的短缺。到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驻欧美军比受权保持的兵力约少一万七千人；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是七月份以后缩减的。
即使保持现有的兵力也要遇到越来越大的政治障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如今也使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作为理由主张大大缩减我们的驻欧部队[3]。紧张局势的每一次缓和都带来了要求削减部队的压力，虽然正是这些部队的存在才使缓和成为可能。有些人主张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再有必要了，也有人认为我们的海外兵力部署是我们的经济吃不消的。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向助理国务卿马丁·希伦布兰德提出了这个问题：
美国人民希望看到减少我们在欧洲的开支，他们认为，以前同我谈过话的所有的经济学家，除你之外，也都认为，这会对美国的经济起相当大的促进作用。[4]
在国会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者为了共同分担（军费开支）负担争辩说，如果欧洲不出更多的力，我们就应当少出一些力（因为我们有难以应付的支付困难）。“共同分担负担”的后果事实上同预算压力客观上是一样的：这是走向缩减我们驻欧洲兵力和减少我们对欧洲安全的贡献这条路上的一个站。
我们的欧洲盟国知道军事上经不起打击，也像他们担心美国撒手不管一样，他们对于因扩充自己的防务而要在国内担风险这一点心中感到不安；他们带着不祥的预感在注视着我们的辩论。他们既担心我们撤退，又害怕我们压他们加强防务。他们在寻找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的办法，他们找到了两个——至少是不好也不坏的——权宜之计。
总统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有一句话把两者都提到了：
在根本的安全问题上达成共同谅解，将会大大地改善我们合理而现实地应付我们面临的机会和要求变革的压力的能力，包括在我国有人提出来的大量缩减美国驻欧军队以及把均衡削减兵力变成东西方谈判中的一个议题的可能性。
精力充沛、能干和很有些足智多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曼利奥·布罗西奥把助手们起草的一句话解释为总统发出的行动信号。他建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一次防务检查，以此来延缓美军的撤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东方谈判互相削减中欧的兵力——后来叫作相互均衡裁军——的兴趣在增加，他就是这种主张的推动力。这两种做法的目的——布罗西奥一九七〇年九月在那不勒斯同尼克松私下会晤时坦率地向尼克松这样承认——是要煞住美国单方面作出的决定。他的想法是：在这两件事没有探索和完成以前，美国国会不要做出无法挽回的事。重新提出相互裁军的主张并不是对这个含混不清的目标有什么热情，而是企图——美国政府对此完全没有泼冷水——防止美国单方面削减兵力。
布罗西奥建议进行的防务检查占去了一九七〇年的许多时间。作为这个检查工作的一部分，“欧洲小组”（前一年在希利的动议下建立的欧洲小组委员会）准备制订出一个加强防务的新措施计划；其目的在于打消美国国会指责欧洲人努力不够的批评。尼克松给了这个计划一个额外的推动力，他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地中海之行中在那不勒斯会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官时强调指出，对于共同分担负担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希望欧洲为了自己的防务增加一些开支，而不必在财政上玩什么偿还美国驻军费用的花招。他说我们不想让美国人充当欧洲人的雇佣军。他这话是高尚的，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但是他这话却对梅尔文·莱尔德拼命要减轻一些预算开支的尝试不利，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例如西德同意为我们的营房付钱，购买美国武器，以抵销我们的一部分预算开支）。梅尔文·莱尔德要把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实质上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而又为我们的战略武器现代化奠定基础，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在做出奇迹来。但是我们的全部精力都得用来阻止国会制定削减兵力的立法，因此根本谈不上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代化的问题。《华盛顿邮报》驻波恩记者十月五日发表了长篇文章，说明总统这番口气很重的话，并没有减轻欧洲在这方面的忧虑：“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希望它好歹总会成为过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现在又开始认识到，美国国会要全面地削减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担的义务，要对付这个压力，他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军事预算草案无可怀疑地表明了，国会和公众在无情地逼着我们走向何方。虽然预算的美元数字略高于上一个预算，但是通货膨胀和实行志愿兵役制的费用使得预算以美元的不变价值计算反而减少了不少。我们的盟国不愿意承担重荷；他们用来实施一九七〇年的防务检查的措施是避免在财政上认真承担义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检查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完成，提交给北大西洋理事会。在五年的时间内总共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永久性防御设施（飞机库、营房以及其他固定设施）资助四亿二千万美元，在同一个时期中，用于改进各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大约要用四亿五千万到五亿美元，还有其他一些财政措施计达七千九百万美元。总数是十亿美元上下，也就是在五年期间每年二亿美元。这中间究竟有多少是新增加的，有多少只不过是在账目上的改动，谁也说不清楚。增加的数目充其量只相当于我们的国防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五。这个数目太小了，不能解决问题，最多也只能说是扭转了削减预算的趋势。
整个来说，我们的盟国显然是把希望寄托在与华沙条约组织相互裁军出现意外的转机上。他们会敦促我们，在还没有举行谈判时，应保持美国的欧洲驻军，并极力避免增加军费，说新的军备控制协议也许会使增加军费变得没有意义。这造成了整整一系列的新问题。我不反对利用相互均衡裁军来煞住国会单方面缩减兵力，但是我对这件事的复杂性和它本身存在的不利因素抱有怀疑，自前一年以来，这种怀疑并未消退。我向总统写道：
我们没有能够拟订出对于相互均衡裁军的方针，这种方针将保持或改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地位，尽管相互裁减很少量的军队可能会带来极小的不利的效果。我们没有能够弄明白什么是可以谈判的“平行抑制”，使其能够阻止华沙条约组织动员和增强兵力而同时又不至于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造成损害。我们考虑核实问题，只是触及问题的表面。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九日研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除了表现我们处境的困难之外不会有什么作用。我向总统汇报情况的备忘录中又对战略问题作了一个概括：
……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必须保持足够强大的常规力量，以使我们能够对付苏联的侵略和他们的巨大兵力所带来的侵略威胁，除非我们和我们的盟国重新制定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和建立我们的部队，使这种战略和部队能够提供这种能力，否则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西欧逐渐“中立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能力，同时拟订在这种基本上是崭新的战略形势中合理地使用常规力量的战略。
到一九七四年为止，对于越南战争的国防费用支出的攻击，一直妨碍了这件工作。
十一月十九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开得认真而实在，这是很少有的。唯独这一次会议没有耍官僚手腕，因为在重大问题上，总统的所有高级顾问意见都是一致的。这次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再次有力地重申我们在欧洲驻军的义务，决定重新研究整个相互裁军问题。改善欧洲防务的计划不管怎样稀少和实质上不得要领，但却因此而达到了它眼前的目的。在联盟外长的十二月会议上，罗杰斯国务卿宣读了尼克松的一封信，宣布由于欧洲加强了他们的防务努力，美国将保持和改进它驻欧洲的兵力而不会缩减，除非同东方谈判的相互裁军容许这种缩减。
这些声明就其性质来说，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它们足以防止眼前的灾祸，但作为长期的补救办法却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联盟保持自己力量的唯一手段只是表示愿意谈判裁军（而进行谈判的敌方又知道有着要求单方面裁军的巨大压力），这个联盟就不是处于它最有创造力的阶段，特别是当它的基本力量的结构是不充足的时候。要进行根本的重新研究，势必要等到越南战争结束、我国恢复了全国团结一致的时候。
欧洲的东西方关系
一九六九年，对冷战的艰苦严峻感到不耐烦的情绪在西方弥漫。所有的领导人都受到压力，要他们表现出自己是致力于和平的；苏联在巧妙地利用这种情绪。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酷入侵之后不出几个月，西方各国政府已经使自己被摆布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觉得不得不用事实来表现他们对东西方关系的诚意了。
尼克松一九六九年第一次访问欧洲时，他每到一地都发现自己在讨论如何回答苏联的建议问题。欧洲每一个领导人都催他尽快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在谈判时不断进行协商；苏联人由于国内要求增加消费品的压力和来自中国的外部压力，是愿意实现真正的缓和的，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人表示异议。人们还要求同苏联扩大交流和贸易。戴高乐强烈要求同苏联接近。西德自由民主党领袖、不久将任外长职务的沃尔特·谢尔在六月间会见尼克松时表示，欧洲人已经不再害怕美苏两家的天下了；欧洲舆论大多数不仅赞同缓和，而且力求参与寻求缓和的进程。
虽然尼克松抱怀疑态度，我也与他有同感，可是这种几乎是一致的要求形成了对我们的严重挑战。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严峻立场成了欧洲左翼抨击的目标，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每一个欧洲国家中成了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迫使欧洲的领导人转而采取缓和方针，声言要在东西方之间起“桥梁”作用。如果美国寸步不让，我们就可能在联盟中陷于孤立，把欧洲推向中立。这已经成为明摆着的现实。同样，在美国国内，因为我们的好战而不断受到攻击，在越南问题上的歇斯底里，将会发展到我国政策的其他领域。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终于确定：我们要保持联盟的团结，最好是接受缓和的原则，但是要规定一个明确的准则来确定缓和的方向。尼克松在他的欧洲之行中，不厌其烦地申述他的政府这样一个信条：我们愿意迎来一个谈判的时代，但是，实在的对抗因素依然存在；谈判必须是严肃而具体的，不能徒有其表。而要做到这一点，联盟的团结和实力至关紧要。决不能让苏联幻想只是同某些盟国而不是同另一些盟国搞有选择的缓和，从而分裂我们的联盟。我们决定要确定这样一个议程：不能允许苏联挑选他们自己的问题，按他们的意思规定缓和的定义，或者使西方丧失警惕，自我陶醉。
第一个复杂微妙的问题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尼克松上台后，热心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人最坚持的一个论点是欧洲人要求限制。的确，一九六九年当我们把会谈向后推延，以便研究我们面前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同其他一些问题联系起来的时候，许多欧洲领导者强调迫切需要举行会谈。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不需要他们作出决定。我的一位僚属在一次欧洲之行结束后给我写报告说：“人们可以料到对缓和的胃口是在增长，只是因为考虑缓和问题要比考虑军事问题心情愉快得多。”但是，一旦他们那样一股劲要求举行的谈判真的来到，欧洲人必然会有的矛盾心理就出现了。我们关于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日期一确定，并且开始把情况通报我们的盟国，他们就开始领会到战略上的含义了。苏联和美国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必然要同意战略上的平等。不可能有其他的谈判基础；的确，我们在情况通报中向他们指出，由于苏联兵力的不断加强，即使没有协议，均等也在临近。当时的荷兰外交大臣约瑟夫·伦斯对总统说：均等这个概念是他听到过的最令人震惊的命题。同样，基辛格总理说，他在最近一些年里没有密切注视战略形势；看到双方已经实力多么接近，真是令人吃惊地“发人深思”。我们的盟国没有理由感到惊讶，但却有一切理由感到忧虑：战略上的均等，势必增加苏联早就在欧洲大陆上占有的常规武器优势的威胁。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六月三十日的情况汇报会上，英国代表问道：鉴于双方武器发展的趋势，现在是不是一个举行谈判的时机？西德大使罗尔夫·保尔斯在七月四日和我交谈时说得很中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标志着美国战略优势的结束；苏联将通过扩充自己的兵力或通过谈判来侵蚀我们的优势。我回答说，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国家竟命中注定会在军备竞赛中输掉，我很讨厌这种想法。但是，由于六十年代的军火采购决定，技术方面的趋势，越南战争造成的分裂，以及要国会批准任何新的战略计划的巨大困难，我知道保尔斯说的话是对的。
我在七月十日向尼克松概括欧洲的反应说：
认为当初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某种热情正在消退，这种估计是正确的。原因之一，在于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影响有一种潜在的忧虑。有一些国家显然是担心，在均等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会使苏联在欧洲常规力量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其最后的结果，将是对苏联进攻的总的威慑效果减弱。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德国，担心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同政治问题连在一起的做法不再能够保持了。
对于有关方面来说，幸而苏联拖拖拉拉地没有接受我们提出的开始谈判的日期。这使我们有机会来完成我们内部的研究工作，同我们的欧洲盟国取得良好的谅解。
我们无法完全克服我们盟国的不安，虽然这种不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催促我们实行缓和而引起的，后来他们由于看到缓和的后果又往后退缩。七月四日，我警告保尔斯大使说——只是半开玩笑似的——我们的盟国以后向我们提建议最好是慎重一些，因为他们的建议很有可能被我们接受。但是，欧洲的危险不是来自缓和所造成的美国单方面的让步；而是由于在战略均等的条件下，欧洲大陆上兵力的不均等迟早会发生影响。联盟各国政府，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国内原因，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而不采取补救措施，他们就必然会生活在越来越大的危险之中。这是不论你怎样安慰和保证都改变不了的。在许多问题上要把盟国的凝聚力和东西方谈判协调起来，这取决于对当前世界的现状、我们要共同达到的目的和共同防务的需要等问题具有某种一致的观点。
柏林和勃兰特的东方政策
共产党世界和西方的关系绝不会有一种划一的结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仅限于美苏两国，虽然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显然也有利害关系。柏林问题牵涉到对这个城市负有法律责任的所有战时盟国：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由于柏林从技术上说处于军事占领之下，西德没有法律地位进行谈判。在二十年中几乎始终未断的危机表明一种矛盾的局面：柏林的自由有赖于保持柏林作为仍在占领下的城市的地位。这是美国和西方盟国能够抵挡苏联和东德的压力的唯一的法律基础，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这种状况是很不正常的。一九五九年，后来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西方坚强不屈地保持占领权利，赫鲁晓夫无法坚持同样一种政策，才使柏林的自由得以保持。但是谁也无法改变这个城市孤立在共产党领土之内一百英里深处这样一个地理现实，它受到骚扰，随时可能遭到讹诈。它的易受攻击，象征着东西方关系的脆弱性；这活生生地证明了我们的把一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连在一起的主张是多么重要。我们只有把柏林的自由同苏联关心的其他问题连在一起才能保卫柏林。由于柏林在军事上容易受到攻击，任何把柏林当作一个单独的问题来处理的政策，都一定会使西方盟国在谈判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在尼克松初任总统期间，柏林问题几乎是偶然地再度出现了，这主要是由于德国宪法周期使一九六九年成为总统选举年，逢到这种年头，事情往往会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我已经提到过，联邦议院和州的联邦选举团成员，像过去一样打算在西柏林旧国会大厦举行特别会议选举总统。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苏联外交部正式向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抗议在柏林举行特别会议。约翰逊政府决定把对苏联抗议的答复留给他的下届政府来作。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罗杰斯国务卿向尼克松总统提出了一份拒绝苏联抗议的草稿。我同意罗杰斯这个答复；但是，我建议——需要征得德国的同意——等到离三月五日这个德国总统选举日很近的时候，再把答复送出去。招来一场肯定会是没有益处的而且可能是恶毒的对骂，在我看来，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我们的答复给压下来了。
东德为此开始对通往柏林的非军事交通故意找些小麻烦。我在一月二十八日和二月十一日的备忘录中对总统说，我们应当保持冷静，现在看来不是苏联有意同我们闹一场对抗的时候。我同时也把如果苏联继续捣乱、甚至捣乱得更加厉害的情况下我们的应急计划报告了总统。我为总统定于二月十七日首次会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而写的汇报提纲中建议：“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你要打消多勃雷宁的错误念头，叫他不要以为因为联邦议会定于三月五日在柏林开会，苏联和东德就对柏林通道进行干扰，是一件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尼克松在二月十七日与多勃雷宁会晤时尖锐地讲了这一点。多勃雷宁表示苏联并不打算在尼克松初上任的时候就考验他，他要总统放心，说莫斯科并不想制造对抗。
二月二十二日，总统动身去欧洲的前一天，多勃雷宁给了我一封信，要我们出面向西德基辛格政府交涉，要他们取消在柏林举行选举。苏联的照会说，这可以使我们“避免不必要的紧张，制止加剧紧张局势的趋势”。我拒绝了这个提议；我们不准备向基辛格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严肃地警告多勃雷宁不要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为了强调我这个警告，总统根据我的建议，下令增加通往柏林的交通线上美国军事车辆的来往。
我已经叙述过，尼克松在二月二十七日访问柏林期间，在西门子工厂的讲话中有力地重申了美国对柏林这个城市的自由所承担的义务：“谁也不要打错了算盘：任何单方面行动，任何非法行动，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形式的压力，都动摇不了西方国家保卫他们作为自由柏林人民的保护者的正当地位的决心。”我们回国之后，在这次选举之前不久，多勃雷宁对总统用的词句表示了温和的不满。我回答说，总统只不过是重申了已经承担的义务，我们会把对柏林通道的任何骚扰都看得极其严重。对缓和紧张局势有益的事情，莫过于使去柏林的手续正规化。多勃雷宁这时第一次表示，存在着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的“肯定的可能性”。联邦新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的选举于三月五日在柏林举行，没有再发生事故。我们经受住了同苏联的第一次对抗，虽然这次对抗比较小。
这次小小的危机，触发了一系列的私下活动，终于带来了柏林问题的正式谈判。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一九六九年初的时候，曾经有这个意图，甚至苏联也没有。（这个过程是慢慢地来劲的。但是在经过了许多次虚假的开头后，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夏末达成了新的四国协议，使持续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柏林紧张局势至少暂时告一段落。）
根据多勃雷宁的暗示，尼克松在三月二十六日给柯西金的信中再次提出了讨论柏林问题的建议。柯西金五月二十七日复信说，苏联不反对讨论柏林问题，但是柏林的一切紧张局面，责任都在联邦共和国。我建议不要继续在双边的渠道把这个问题进行下去了：“我怀疑现在是仓促进入任何正式谈判的好时机。等到德国选举之后，[5]我们可以向波恩的新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再考虑是否继续同莫斯科谈判以及如何谈判。”
苏联没有再从美国方面得到答复，于是转向公开舞台。七月十日，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发表讲话，宣称苏联愿意“就现在和将来如何避免在西柏林问题上的纠纷交换意见”。当时仍任外交部部长的勃兰特，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四月部长会议以来，一直在敦促他的盟国设法就“改善”通往柏林的民间来往举行谈判，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这时，他催促我们迅速接受葛罗米柯的建议。他那种急迫感，在我看来与即将来临的德国选举并不是没有关系。不论如何，由于盟国间进行磋商是一件很费事很不灵便的事情，“迅速”二字变成了四个星期的耽搁。八月七日，我们同英法两国一道通知了苏方，我们愿意进行探索性会谈。
然而整整等了一个多月苏联才回话，而且基本上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答复。他们接受四国会谈，但是不肯就改善去柏林的手续进行任何谈判；他们要把谈判集中在限制联邦共和国在西柏林的活动上。
多勃雷宁在十月二十日会见尼克松时，再一次表示要搞美苏双边谈判，他建议举行正式的意见交换。我在第五章已经讲过，我叮嘱总统不要接受：“我认为我们在目前阶段不应当鼓励美苏就柏林问题举行双边会谈的想法。苏联会利用这种会谈在盟国间挑起猜疑，使我们互相争斗。我认为，我们目前最好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四方会谈的场合来进行，我们自己不要太主动。”
事实上，那时，在维利·勃兰特的新政府上台之后，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把重心转到波恩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德国大选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新联合政府上台，这个政府许诺要向东方作新的开放。[6]自由民主党领袖沃尔特·谢尔在六月十三日同尼克松的交谈中预示了这种方针。他认为，哈尔斯坦主义——不同承认东德的非共产党国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会使联邦共和国孤立于第三世界之外。两个德国在一个新的条约安排或其他某种法律形式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是十分必需的。
但是这样的政策不是没有它的危险。国务院在十月六日的一份有见解的文件中指出，新的联合政府不可能同时既执行对东德的积极政策，又实行联邦共和国同西欧一体化。国务院断言——我也同意——“在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执政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将是积极的面向整个德国和东方的政策。”
我在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也有这个忧虑：
应当着重指出，像勃兰特、魏纳和国防部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这样一些人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同东方和解和正常化的负责的政策，他们并不想使这种政策与德国的西方关系发生矛盾。他们根本上倾向西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驾驭住这样一个进程，如果失败了，便会危及他们的政治生命，如果成功了，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势态，它也许会动摇德国国内的稳定，并搅乱它的国际地位。
在我看来，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寻求缓和的进步政策——如果由不那么审慎的人来掌握，就会变成一种新形式的古典德意志民族主义。从俾斯麦到《拉巴洛条约》，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实质就是在东西方之间搞纵横捭阖。而四十年代以来美国（和德国）的政策却是牢固地把联邦共和国放在西方、大西洋联盟以及欧洲共同体的基地之上。
勃兰特的当选，实际上把德国外交政策的这个中心问题鲜明地突出出来了。德意志民族二十年来分裂成为两个国家。苏联实力横暴肆虐，违反人民的意愿，把一个共产党政权强加于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东方土地上，那就是所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然，在民族主义发源地的欧洲中心地带，世界公众竟然默认（如果不是积极地赞同的话）一个外国军队人为地强加的政权，一个在自由选举中绝不可能获胜的政权，这是违反常理的。这样一种“帝国主义行径”，如果发生在亚洲或非洲，是会引起愤怒的呐喊和示威的，可是在中欧，接受现状却成了是否有理性的考验。
任何一个西德政府，都一定要表示矢志于重新统一的目标。但是，在现有的情况下，苏联的威力不是大规模地崩溃，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西方盟国愿意等待；他们不愿为实现重新统一而冒大风险——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在许多西欧人和某些美国人的心目中，一个统一的德国会使新的德国霸权妖魔出现。
但是联邦共和国不能光是等待，它需要有某种对付一个分裂的德国的言之成理的办法。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历届德国政府都曾经试图通过排斥东德政权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是到一九七〇年，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顾波恩的断交威胁（哈尔斯坦主义），承认了东德。这种政策使自己受害的风险越来越大；它势必使波恩而不是使东德陷于孤立。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联邦共和国不得不把东欧国家当作“例外”来处理，但其理由却没有说服力，就是说这些国家不能自己作主。
阿登纳坚持把其他一切考虑都服从于为他的国家赢得一个可靠而坚定的名声的需要。我非常钦佩他和他的这个英明做法。但是到了七十年代，阿登纳关于国家重新统一的政策，势必要使联邦共和国与盟国和不结盟国家越来越发生矛盾。波恩要是坚持以前的方针，它就实际上单独面临可能与东方发生危机的局面。勃兰特为德国承担了形势所强加的重担和苦恼，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我不能说我立即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一旦我认识到这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就同勃兰特以及他的同事们密切合作，把它引导到建设性的方向。不论联邦共和国走什么道路，民族主义的再起都是一个危险；避免这种危险的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信任的关系，使得走单独的道路得不到一点益处，风险也太大。我们决心不遗余力地使德国的民族目的和德国与大西洋以及与欧洲的关系之间的潜在矛盾不致爆发。
苏联向联邦共和国和对其他盟国所作的表示，其更深一层的动机是要实行有选择的缓和——同某些盟国缓和紧张关系，而对我们却保持寸步不让的立场。蓄意渲染他们心目中的我国和我们盟国之间的冲突，或者想方设法使我们显得是缓和紧张局势的障碍，都可以达到这种目的。不管他们采取何种策略，目的都是要分化联盟，孤立我国。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的。联邦共和国单靠它自己一个国家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手段来推行它的东方政策，我们的其他盟国没有我们的安全伞也是不行的。在柏林问题上，双方的谈判实力太悬殊；柏林市是被包围的，东德是被占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联邦共和国需要得到盟国的支持。这中间的连锁关系是生来就存在的。东方政策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须与牵涉到整个联盟的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苏联谋求妥协。
勃兰特的新政府还没有正式上任，他就要求我们在十月十三日接见他的政治亲信埃贡·巴尔。这时，我们的态度就是如此。在勃兰特还是柏林市长的时候，埃贡·巴尔是新闻发言人，那时候我就认识他。在勃兰特任外交部部长的时候，巴尔领导政策计划工作，我们彼此又相识了。巴尔是一个非常有才智和有非凡自信心的人，他深信自己有能力想办法克服外交僵持局面。他致力于改善西德同东方的关系；他认为，同苏联和东德要人私交密切，会对这方面有帮助。他的虚荣心使他炫耀这种联系，这当然有时候会被对方利用。他的对头——这种对头是很多的——指责他亲苏；有许多人不信任他们心目中的他那种邪门歪道。虽然巴尔是一个左翼人物，但我首先认为，他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想利用德国的中心地位来同两方面讨价还价。他这一类型的人总是相信德国只有同东方友好，或者至少是避免引起东方的敌意，才能实现它的民族使命。我们知道德国上一届政府中的人物是毫无疑问地致力于同西方的团结的，巴尔显然不是这种人；他对美国没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对于他来说，美国是一个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拿来放在西德天平上的砝码，但是他优先要做的事情，首先是恢复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至于人们所说的他的邪门歪道，我倾向于同意梅特涅的观点：在谈判中，完完全全直截了当的人是最难以对付的人。不管怎样，对付巴尔的手腕，我却并不缺乏自信。
就是这样，我在会见巴尔时的态度是要建立合作的关系。我觉得东方政策可能导致德国永久分裂，而不会弥合裂痕。不过，我这种想法同我要建立合作关系的态度并不相干。勃兰特政府并不是征求我们的意见，而是要我们同他们合作推行一种方针，这种方针是它的主要人物早就立意要执行的。我认为，我们应当接见巴尔，借以冲淡尼克松在大选之夜打给基辛格的那次不幸的电话所造成的不信任。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同勃兰特共事，而不是与他作对；如果我们与他作对，德国两党中凡是认为应当让勃兰特有机会试一试的人都会责骂我们。不仅如此，勃兰特的方针是得到所有盟国的支持的，只有法国可能例外，可是法国又不愿意把自己的反对态度明白表示出来。从长远来看，勃兰特在中欧实现和解的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对的，虽然他在追求这个目的时过于热心，过于死心眼儿，以致削弱了他的讨价还价地位。
埃贡·巴尔要来拜访的第一个结果是使我同国务卿发生了程序性争执。罗杰斯反对他来访，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理由是谈判应当在国务院举行。罗杰斯和我像两个主权实体打交道一样，最后订了一个条约：我可以接见巴尔，但不同他谈判，会见时要有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丁·希伦布兰德在座。我同罗杰斯订的合同发生了不是微不足道的背离，因为巴尔从前门离开白宫后，又从地下室进来同我进行个人谈话，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渠道，使我们能够在正式的程序之外保持接触。我同多勃雷宁有通往莫斯科的渠道，同巴基斯坦有通往中国的渠道，有时还有同以色列、甚至同埃及的渠道，与这些渠道相同，我同埃贡·巴尔的联系成了白宫的后门渠道，使尼克松能够绕过国务院处理外交事务。
巴尔把勃兰特想要奉行的方针告诉了我们。他强调他希望在同美国的合作和友谊中奉行这个方针，但是他明白表示，这个政策本身是不容讨论的。得到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勃兰特将与我们进行密切磋商，我们则同他合作。十一月十一日，新外交部部长沃尔特·谢尔宣布波恩很快将动议就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同苏联举行谈判。十一月十六日，就此提出了一项正式的建议。[7]同时，西方盟国决定要答复苏联九月二十四日提出的关于柏林问题的建议，办法是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具体建议。我们希望来往于柏林的民间地面交通能得到保障，西柏林人去东柏林时过界程序能够正规化和简化，柏林市两半部之间的邮政、电话和其他通信能够放宽。这项照会是十二月十六日发出的。
这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交部部长的十二月会议在美国的敦促下建立了一系列的连锁关系，以防止“有选择的缓和”和加强勃兰特的谈判地位。我们决定只有在柏林问题会谈和苏德谈判取得进展的条件下才同意举行欧洲安全会议。东方政策将取决于谈判的进程。这加强了联邦共和国的谈判地位，但是也给联邦共和国规定了一个限度，不得到盟国一致同意，它就不能越过这个限度。在这些可能举行的谈判中，欧洲安全会谈也许是最复杂的了。
欧洲安全会议
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主张成为东西方讨论的主题已经有十五年了。在五十年代，苏联曾经再三主张要召开这一会议，但是这个建议同样再三地立即遭到拒绝，认为这显然是要阻止德国重新武装，阻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展，而且也确是要阻止美国在欧洲起任何作用，因为这样的建议总是以美国不是“欧洲”国家而把美国排除在外。也是在五十年代，一些有头脑的观察家——其中最出名的是乔治·凯南——主张美国和苏联的军队从中欧脱离接触。在当时的气氛下，这个意见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因为，即使只拿一点来说，美国和苏联要撤走的距离就太不相等。
到尼克松上台的时候，政治条件变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华沙条约国家发表了一个“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宣言”，要求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一九六七年四月，欧洲共产党会议也依样画了一通葫芦。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西方国家政府受到国内的压力，要他们放松先前的反对态度。因此，联盟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的《哈默尔报告》（因比利时外交大臣而得名）中，把集体寻求同东欧“在建立更稳定的关系方面取得进展”放在仅次于威慑侵略的优先地位。一九六八年六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雷克雅未克外长会议上发出了愿意同华沙条约组织讨论相互均衡裁军——脱离接触的技术新名词——的信号。
人们常常把共产党的政策描绘成像恶魔般地机灵、复杂，按着精心策划的道路来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我的印象不是这样。相反，我发现苏联的外交一般是僵硬的；苏联外交将来在历史上也不会以巧妙见称。事实上，苏联通过外交活动或伦理道德上的一致来推进它的事业是极少取得什么成就的。苏联所取得的进展几乎全都不是用外交技巧得来，而是用部署巨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威胁，或者真的采取这种行动得到的。
但是苏联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它用坚持来代替用脑筋。它没有国内的压力来迫使它经常拿出新的点子来打破僵局。如果它年复一年地提出万变不离其宗的老建议，也没有人会责备它思想僵化。在政治局里，探索日新月异的方案是得不到报偿的，然而为了进行这种探索，美国外交人员却不得不用大量的精力在自己人当中进行谈判。苏联反复不断的老调重弹，就像滴水可以穿石一样，迟早有可能削弱缺乏耐性的民主国家的抵抗。他们受到压力，要他们“原则上”接受苏联建议，或者至少是谈谈这个建议。这种建议一旦被接受为合法，讨论立刻就转到条件上来了。人们对缓和紧张局势的渴望形成了对苏联议程有利的设想。想要达成协议的期待助长了一种经常的压力，要在苏联的立场中至少找出某种可以接受的东西来。
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这个主张在五十年代受到蔑视，六十年代又遭到拒绝，但似乎只是因为拖了几年没开成，就开始被接受了。国内的人渴望结束冷战，（部分是由于越南战争造成的幻想破灭）结果使得苏联更加坚持不放。另外，由于美国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受到怀疑，盟国舆论在为自己的安全另找出路。由于美国似乎是在撤离欧洲，相互裁军的主张变得受人重视了。有些人认为相互裁军本身是可取的；有些人提出这个主张是作为一种手段，用以防止美国单方面撤离欧洲，或者使苏联对美国的单方面撤离作出某种酬答，我们国内的动荡使得这种撤退看来已经不可避免。
苏联继续要求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一方面是利用西方明显的兴趣，一方面是分散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注意。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华沙条约组织的布达佩斯会议正式提出早日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会议要求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接触；承认不侵犯边界，包括（东德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分界线和东西德之间的边界；东德、西德互相承认彼此都是主权国家；联邦共和国放弃它所要求的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权利；承认西柏林不属联邦共和国。总而言之，这是苏联以加强欧洲的名义提出的欧洲最高纲领。
四月三日，多勃雷宁通过渠道把华沙条约组织的这项建议提交白宫。他甚至在提出这项建议时作出了一个让步。他第一次告诉我，苏联不反对美国参加过去被称为“全欧洲会议”的会议。他还特别要我注意，布达佩斯宣言没有再提过去历次宣言中的一项要求：解散欧洲的联盟体系。这就是说，莫斯科慷慨大度，同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继续存在。
我不想把撤销两个荒谬的先决条件看作是让步。我在四月四日给总统的报告中指出：“任何一个认真地想在欧洲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人都知道，我们必须是其中的一方；我们不应当使苏联以为，如果他们同意生活中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他们就是给了我们什么恩赐。”
可是，苏联这种明显的和解调子在联盟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当时的意大利总理马里安诺·鲁莫尔为出席艾森豪威尔葬礼来到华盛顿时对尼克松说，苏联的建议尽管有它的宣传目的，但是，意大利的政局要求作出迅速的响应。对一个宣传花招作出迅速的响应不是一件不足道的事；可是要使这种事情不变成一个一旦走上去就收不住脚的大滑坡却更加困难。勃兰特赞成举行欧洲安全会议，他的理由很奇怪，说这样可以使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合法化。蓬皮杜认为这是避免德国单独主动同东方打交道而把它放到多边的轨道上来的一个办法。英国的领袖们主张召开这种会议是把它看作摆脱冷战的手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向总统建议，完全拒绝苏联的建议会使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陷于孤立。但是我们要在具体的欧洲问题，特别是在柏林问题上有了进展才能表示我们原则上同意召开。我在四月八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
如果没有这样的进展，举行这样的会议大概会发现东欧国家同苏联僵硬的立场紧密地站在一起，而与会的西方国家却竞相寻找办法去“打破僵局”。最后的结果……将是使最后解决欧洲问题的前景受挫。因此，我们的着重点应当是，必须谈判具体的问题，必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进行协商，以便使西方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同的立场。
这就是美国的立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六九年四月的部长级会议实质上采纳了这个立场。
欧洲安全问题就这样被放在慢行轨道上。在十二月举行下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级会议以前不能采取具体的步骤；欧洲的安全同具体的问题要连在一起；必须有美国参加这一点明确了；而且在这以前必须在德国问题上取得进展。
但是外交进程一旦开动之后是不能单凭形式上的声明来控制的——特别是不能从白宫地下室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来控制。好的政策要靠耐心地把一些细微差别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要特别注意把个别的行动协调成为首尾一贯的战略。政策问题极少是像黑白那样分明的。更经常的情况是取决于差别细微的解释；政策上重大偏差开始于很微小的背离，其影响只有到了将来才能看得清楚。因此，欧洲安全会议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同样的老问题，即连锁的问题以及一直使我国政府意见不一的东西方关系的理论问题。白宫的方针是把苏联在柏林问题上和在德国之间的谈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我们参加欧洲安全会议的条件。国务院却认为欧洲安全会议是一个可取的讲坛，可以用来也许是在均衡裁军上，也许是在共处的原则问题上取得某些结果。国务院反对连锁的思想，但是像通常一样在白宫的抵制下失败了。
这时，多勃雷宁插了进来，他提出了华沙条约国家的建议：在一九七〇年上半年举行欧洲安全会议，议程有两项：在欧洲国家的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扩大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技术和科学的关系。我反对这个开会的时间和议程。在其他的谈判，特别是柏林问题的谈判还没有取得进展以前，我们不能同意开会的日期；在波恩的东方政策的结果能看得比较清楚以前，我们也不能让苏联把注意力的中心放到承认现状上来；要对接受德国的分裂承担责任的应当是波恩，而不是我们。如果紧张局势还存在，扩大贸易和技术联系就没有意义。总统按照这种方针发出了指示。
罗杰斯可以带着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十二月部长级会议感到满意的心情来向总统提出报告：
在欧安会和东西方关系问题上，我们已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意采取一种现实而慎重的立场，强调在我们同意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之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需要有较好的取得有意义的成果的前景。我们还使联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动向东欧提出建议方面取得了协议，包括为谈判相互均衡裁军时采取何种立场的准备工作，支持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提出的主动建议……那种为开会而开会的兴高采烈情绪是收敛起来了……
我们通过把紧要的问题互相联系起来，实际上挫败了苏联有选择的缓和的战略。苏联想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但是除非在柏林问题上取得进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为占领国拥有否决权），否则他们就开不成。不管我们做些什么，勃兰特的东方政策都倾向于承认欧洲的现状，但是不达成改善柏林通道的协议，他就无法使议会批准他同苏联或东德缔结的协定。因此，如果我们保持镇定，我们就能够鼓励缓和并且控制缓和的步伐，响应我们盟国缓和紧张局势的要求，并且进行恰当的、符合我国安全的谈判。
欧洲领袖们来华盛顿：一九七〇年
因此，当西欧的领袖们作为对尼克松头一年欧洲之行的回访，相继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就有很多话可谈了。他们从一九七〇年一月底开始，差不多每隔一个月就有一个人来到华盛顿。第一个来的是哈罗德·威尔逊；然后是乔治·蓬皮杜，他于二月底来访；接着便是维利·勃兰特，他于四月初来访。
威尔逊，他同尼克松在一起时老是那样，摆出一副老前辈的架子，就像一个小城镇的银行老板，断定同最不会节省钱的主顾打交道，最好的办法是给他戴上一顶一毛不拔的悭吝鬼帽子。他向尼克松说勃兰特的政策如何如何好，就好像再也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政策了。由于尼克松对勃兰特的怀疑并未消除，因此，只是表示他不会去反对勃兰特，但也仅此而已。同时，威尔逊也并不是不屑于利用东方政策来推进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目标，他说，英国成为共同市场的成员，可以抑制德国的民族主义野心。
他们用了很多时间谈尼日利亚的比夫拉省问题。那个省的居民是伊博部族，他们要求脱离中央政府。非洲国家的边界是强权帝国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出发强行划定的，把部族或者语言的联系强行割开。现行边界内的国家统一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同时又要感情激动地来维护这种统一。分开独立——特别是在部族的基础上——有破坏一切既定秩序之势；而且先例一开，没有一个国家能保险不受影响。非洲统一组织大力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英国也是如此，它确信自己的殖民传统使它对非洲的问题有一种特殊的了解。
由于某种原因，比夫拉省成了一九六八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一个问题。尼克松当时声称，美国在减轻这个被围困的省份中老百姓的苦难方面做得不够。我们国务院同意英国的看法，认为与尼日利亚的主权过不去会使我们受到非洲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敌视，并受到所有其他非洲国家的怀疑。我却倾向于相信，尼克松所以持与此相反的观点，部分地是因为他高兴要让那些惯于攻击他的所谓德行上的缺陷的人看到，他们自己也是在人权问题上玩弄权术。
在威尔逊一九七〇年一月访美期间，尼日利亚的内战正在悲惨地结束。中央政府眼看就要打垮这个谋求分立的省份了。无偏见的调查研究表明，除非立即有大批救济品运到比夫拉，否则就会有一百五十万人饿死。尼日利亚政府坚持一切救济物资都要通过它来发放。白宫——我的下属罗杰·莫里斯在热心而积极地起作用——设法要直接把救济品赶运到那里。我支持莫里斯。尼克松也支持，他对于自己这一次能站在人道方面是高兴的。英国不知所措，国务院办事拖拉，这个问题很快变得争论不绝。我们一直没有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救济计划。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的军队控制了比夫拉省，扑灭了比夫拉的“独立”。一幅沉默的帷幕落下来了。最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顺利地执行了同被打败的伊博部族实行和解的政策。威尔逊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尼克松的政策，抑制住了我们的干涉冲动。从我国的长远利益来看，他和国务院无疑是对的。
威尔逊访美时，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他出席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例会。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二月访问伦敦时，曾经出席了英国内阁的一次会议，尼克松用这种办法来答谢他那次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出席。这两件事多少是做做样子的，因为很明显，有外国领导人在场，不会进行认真的辩论——特别是由于尼克松这个人，对于他不能预先看到结局如何的任何讨论，总是感到不舒服的。那天挑选来讨论的问题非常合适，是美国对欧洲的政策。事实说明，在这次例会之前，官僚机构的背后活动比这次例会本身更要有趣得多。我的部门一年来竭力想要国务院的欧洲司就这个问题拿出一份各种选择方案文件来。国务院坚决不干。国务院认为欧洲政策是由它专管的禁区，它不能容许别人插手修改政策；不幸的是，提出供选择的方案本身就意味着有可能要修改政策。
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拖了几个月之后，终于拿出了一份选择方案政府文件。摆到总统面前来的选择方案并没有令人眼前一亮。这些选择办法是：（1）维持“目前的方针”；（2）支持一个“加强了的欧洲”（指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和更紧密的一体化）；（3）美国脱离接触。这是一种标准的官僚手法，就是使决策人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为了容易辨认出来，放在中间。我开玩笑地说，典型的做法是使决策人在核战争、现行政策或投降这三种办法中任择其一。这一次，官僚们也没有依靠碰运气。选择方案（1）和（2）是一回事；我们的现行方针是“加强了的欧洲”。“美国脱离接触”有一种贬义，在我国政府和我们的所有盟国政府中都没有人支持。因此，鼓励一个“加强了的欧洲”的政策，很快就得到了不成问题的一致支持。尼克松阐述这个道理说：
我从来不认为应当由美国来控制欧洲的行动。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强大的欧洲共同体，有英国参加在其中，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我赞成欧洲独立地行动，与美国平行活动。一个强大、健康而独立的欧洲，对于保持世界均势是件好事。美国起高压作用是会起反作用的。我们希望的是与美国的友好竞赛。
威尔逊慷慨大度地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这是“令人心醉的政府程序方式”。这也许象征着威尔逊个人对美国事物的喜爱，也许是典型的英国人讲话留点分寸的习惯。美国这种政府程序，产生了谁也不会加以考虑的选择方案，经过了几个月的研究后，才得出这样一个已经在实行的方针——英国加入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对于这样一种程序，“令人心醉”这个词显然是人们能够用的最起码的字眼了。
没有过几个月，情况就开始明白了，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加强了的欧洲”有它的政治前途，但是它也显然有力量同我国进行激烈的经济竞争，造成六十年代的宏图所不曾预见到的紧张。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哈罗德·威尔逊已经离职了。六月间，他宣布举行他必胜的大选——我国所有重要官方人士都认为他确是会取胜，只有尼克松一人例外，他认为希思会当选的预言从未动摇过，他一直不让他的同僚忘记他这个有先见之明的预测。
下一位来客是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他同我们的关系比较复杂一些。他是戴高乐派传统的继承人，担任戴高乐的总理将近十年。一九六八年学生骚乱后，戴高乐免去了他的总理职务。要是戴高乐一九六九年春没有辞职，蓬皮杜几乎可以肯定会从法国政坛上消失。他很少提起戴高乐，但是当他谈到他的时候，感情上深深的伤痕就明白显露出来。按照我的记忆，他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他这位前任有什么好的品质，倒是多次谈到戴高乐的孤傲和具有破坏性的多疑性格。然而蓬皮杜显然也是一位戴高乐式的总统，也有他自己的孤傲之处。他有帝王派头，这是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赋予它的总统（任期七年，可以连任）的选任君主制相称的。他强烈意识到自己的职务所赋予的特权，认为这种特权是法国重新团结起来、恢复了自信和影响的象征。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些道理的。
蓬皮杜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才智、尊严和性格的人物。浓眉下一双警惕的眼睛透露出一个奥弗涅山区出生的人对事物持怀疑态度的性格，奥弗涅是一个条件很艰苦的地区，那里的法国农民正是因为不过于信任邻人的无私才安然度过了历史的风暴。蓬皮杜学识极其渊博，是在谈论政治以外的问题时能够使人感到是一种享受的为数很少的政治家之一。他具有怀疑论者那种抓住问题的核心的本领，又有法国知识分子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的倾向，这种错综复杂较多地是反映了他们自己的老练，而并不反映性格不那么复杂的人物所使用的比较粗浅的准则。蓬皮杜还有一种带有嘲弄味道的幽默感。
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法国知识分子的偏见发生了有矛盾心理的冲突。他明白，把戴高乐时期的对峙继续下去必然会使法国孤立；同美国闹别扭，只有在美国把它的不高兴局限在言词范围以内的时候才是法国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的有益的办法。到了最后较量的时候，法国相对而言比较弱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一旦不得不在法国和美国之间作一个选择，大部分欧洲国家，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势必要放弃他们同法国的联系。因此，蓬皮杜决定走结束法美两国对立的道路，尼克松同戴高乐的交谈已经为走这条路开了一个头。蓬皮杜像戴高乐一样坚持要在双边的基础上这样走；他不信任多边组织或多边决定，认为这样是解除法国的独立性。
同时，蓬皮杜具有许多法国人那种天生的猜疑，觉得同美国的关系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除了并非典型的代表人物——如尼克松，我也勉强算一个——以外，蓬皮杜确实不大相信美国人懂得国际事务，至于政治哲学这样比较神秘的问题，就更不消说了。善意、大国地位和充沛的精力，把这三者典型地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如果同莫斯科敌对或者和解做过了头，就可能使欧洲共同体这样还比较脆弱的结构被摧毁，或者使欧洲的安全受危害。这样的担心，蓬皮杜可不少。他像大部分法国人一样，不怀疑我们能够从法国人细致敏锐的教养中获益。即使在一种共同的规划中与我们合作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也力求要建立牵制我们的平衡力量，以防范他们心目中的我们鲁莽行事。
尽管他有那么些怀疑和天生的猜疑，但与法国的关系，在蓬皮杜当政期间有了显著的改善。他似乎喜欢尼克松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和他对法国作出的许多有思想的姿态，包括尼克松在芝加哥发生敌视蓬皮杜的示威（我后面将会谈到）之后出席了纽约欢迎蓬皮杜的宴会，后来又飞往巴黎参加在圣母院举行的戴高乐追悼会。（尼克松是宣布自己要出席的第一个国家元首，从而迫使其他许多国家元首也宣布要出席。）作为回报，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谈到，蓬皮杜在安排我同北越人接触方面帮了不寻常的忙，他甚至拿他自己的喷气式飞机供我在法国国内旅行。我定期地把我同北越人会谈的情况向他通报——比我对大部分我们本国高级官员做的还要经常。他对这些情况完全保密，并且从不利用他给我们的这些照顾来索取任何报答。
关系无疑是缓和了，因为蓬皮杜是选举产生而不是通过刚刚露头的内战上台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正常的”总统。法国外交政策不是着眼于克服殖民战争，也不是为了要建立法国的自主权，蓬皮杜是能够执行有系统的外交政策的第一任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事情变得很清楚，戴高乐建立起来的东西要比贬低他的美国人所愿意承认的为好。戴高乐认为，法国只有在它遵循在法国看来属于它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在国际上起有效的作用，事实已经证明，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一个独立的法国对西方有好处，这个论点在提出来的时候曾经受到讥笑；但事实说明的确如此。在蓬皮杜的领导下，后来在他的杰出而能干的继任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领导下，法国的外交政策常常是多刺的，但却是认真的和始终一贯的。它的基本原则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使当它的手段有时听来刺耳的时候也是如此。有时，法国的外交政策比我们自己的更坚定，更有远见（例如，在七十年代后期在非洲的政策）。
法国坚持按它自己的意思来执行全球政策，这使它与其他的欧洲盟国，甚至英国也包括在内，越来越显得不同。英国仍然具有大国的经验和头脑，管理着那个国家的是一些对美国非常友善的领导人。但是时间一年年过去，他们具体做得少了，好像是他们的决定起了作用似的。他们提供意见，常常是明智的；他们很少用自己的政策来把这种意见体现出来。英国的政治家们满足于在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充当荣誉顾问。勃兰特在他的回忆录中以他的国家完全不再向往扮演一个全球性的角色为荣。[8]因此，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中，只有法国还想实行全球性的政策，并且在设法积累把这种政策付诸实现的手段。而且，与六十年代人们的预料完全相反，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法国的独立政策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确实很有益处。特别是在非洲，在那里，法国从来不受感情上的幻想所诱，以为通过顽强的以善意相待，就可以使非洲大陆同当代世界的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现实绝缘。
可以肯定，法国的历史和笛卡儿派的教育制度有时使他们对别人的动机，特别是对美国人的动机有一种复杂的理论，这种理论时常使法国的政策追求实实在在靠得住的东西，而不耽于幻觉。法国的传统认为，考虑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不必因此而于心不安，法国的领导人从这种传统中得到了好处。法国曾经因为从事意识形态的十字军或者太依赖别人而受到最大的损失；他们的国家在懂得力量均衡是绝对必需的时候，就兴旺发达。这位法国总统和尼克松在观察国际事务的时候，是在同一个波长上说话。
蓬皮杜利用我一九七〇年二月同黎德寿第一次秘密会晤的机会邀请我用餐，地点在古时巴黎的中心圣路易斯岛上他的美丽的住宅，圣母院举目可见。他对于自己作为法国总统第一次访美情况将如何，表现出明显的放心不下。已经有消息说，有人打算举行示威，抗议法国把先进的飞机卖给利比亚。他对于就要同我国恶名昭彰的新闻界照面感到不安。在这两方面，我都竭力要他放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关于新闻界我完全可以不说什么，他对新闻界处置得泰然自若。示威的事是另外一回事，抗议者的下场很不光彩。）我们讨论了他即将同尼克松会晤的议程。我强调我们不会为难他。我们将把会谈集中在实际合作，而不放在阐释这种合作的理论上。我对他说，尼克松打算出席法国大使馆的宴会，这将是他进入白宫以来第一次接受这种邀请。蓬皮杜强调，只要不让他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这场礼拜仪式，他愿意讨论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虽然他不会把戴高乐的国防政策扭转过来，但他赞成在军事领域里实行实际的合作。
尼克松用不着别人来敦促他把会谈集中在切实的合作问题上，那是他自己的倾向。在他第一次同蓬皮杜会晤时，他阐述了他喜爱的力量均衡这个题目：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欧洲，也像日本一样，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蓬皮杜直接提到他所担心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东方政策。他也像他的所有同事一样，说他信任勃兰特，但是担心勃兰特的政策可能会把民族主义倾向放出笼，那会变得无法控制。日耳曼人性格中急不可耐的特点使他不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并非盖棺论定，因为打败他们曾经不得不用了全世界其余各国的联合力量。德国民族主义可能又会东山再起，如果德国从灾祸中学到了要有耐心的话，其危险性甚至会更大。蓬皮杜断言，担心德国东山再起使他改变了戴高乐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的政策。由此看来，蓬皮杜的论点实际上与两周前威尔逊来访时谈的论点并无不同；人人都希望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来抑制德国。蓬皮杜甚至在思考建立伦敦-巴黎轴心的问题，以抗衡不受控制的民族主义。甚至勃兰特也赞成英国加入欧洲，但原因显然不一样。他要回答那些批评他向东方一面倒的人，这就是他十二月初在海牙发表他那创新的演说的原因所在，他在那次演说中敦促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总之，勃兰特向东方开放招来了一个出乎其本意的后果，即促使西欧结成一体。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领袖中，有两个不信任那第三者所主张的倾向，这个第三者需要作出一个姿态来平息这种疑虑。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提供了这样一个办法。
蓬皮杜奉行戴高乐的对苏方针。他虽然深深地怀疑苏联的目的和担心苏联越来越大的实力，但是他主张实行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在蓬皮杜看来，苏联人因为中国而梦寐不安，需要在西方太平无事。因此，苏联人要求缓和紧张局势，其出发点不是感情上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必需。他们也需要经济上的支持，特别是对东欧。他们禁不住要想从德国得到这种支持。然而，德国成为苏联的伙伴是太危险了，对苏联、对西方都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决心不能让德国在缓和政策上走在它的前头（从而无意之中树立了一个同莫斯科赛跑的先决条件）。照蓬皮杜的想法，西方与俄国建立更密切的接触就其本身来说也是可取的；这会鼓励苏联社会的自由派和倾向于实行改革的人，使莫斯科到头来被削弱。蓬皮杜没有解释克里姆林宫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照他的分析会使苏联制度起变化的政策。也许他的意思是要表示，互相竞争的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政策常常在对未来的估计上也是互相竞争的，他是把赌注压在我们身上。很可能，蓬皮杜最受黎塞留学说的影响。防止在法国边界上出现一个东山再起的德国，对于他来说比害怕一个隔得比较远的俄国更加重要，说到底，俄国毕竟是要由我们来对付的。
法美之间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解决，蓬皮杜的来访达到了一切可能达到的目的。会谈是亲切的，两国领袖在欧洲和联盟的问题上观点相似，只有缓和问题除外。为两国的密切磋商作出了实际的安排，建立了直接的“热线”通信，指定由蓬皮杜的助手米歇尔·儒贝和我为联系人。两位领袖同意在参谋一级开始双边军事会谈。唯一不愉快的事发生在芝加哥。蓬皮杜和他的夫人挨了抗议法国卖飞机给利比亚的示威者的打。蓬皮杜几乎因此取消了他访美的下一部分日程。后来他好不容易才打消了这个意思，这也是因为尼克松宣布他将出席纽约欢迎蓬皮杜的宴会。
历史往往是一些小事拼凑成的。这个事件加强了蓬皮杜固有的对美国的矛盾心理。他理智上依然致力于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感情上他总是把这个事件看作是对法国的侮辱和对他妻子的严重失礼。在他临去世的痛苦的最后一年（那时他因得癌症而垂危），他情感上的偏见加深了他在“欧洲年”问题上的一切实质分歧，使一些争执带上了感情的成分。而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儒贝（他由一个助理人员出任外交部部长，由一个不出头露面的助手变成了搞联盟外交的可怕的雄辩家），使这种争执变得更加尖锐了。
维利·勃兰特在一九七〇年四月访问了华盛顿。作为一个非比寻常的表示尊敬的姿态，尼克松把戴维营的总统小屋（“白杨”）让给勃兰特，供他在正式会谈开始前作几天休憩。在总统举行重要的会谈前，作为一种习惯的做法，我在戴维营同勃兰特一同用餐，我把总统的立场预先向他说了，同时探听了他自己的意见。
勃兰特迎接我的时候，他穿着一件上面有他的名字和总统印徽的海军夹克（到这里来的客人照例都会得到一件这样的夹克）。戴维营通常是不让外宾来的，邀请他来这里，又用总统小屋招待他，使他感到非常荣幸。他尽力做出非常知心和愉快的样子。但是可以看出，他在担心我们对他的东方政策会有什么反应。
我使他放下心来。我们不会要他改变他的基本方针。我们不打算鼓励任何特别的谈判策略。我们也不会对他的谈判的具体条件发表意见。他对这一点得自己负责；我们不参与德国国内的辩论，哪一边都不参加。我们可以支持勃兰特的目标，对他的方法不发表意见，敦促他同他的盟友进行密切的磋商，叮嘱他不要引起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要给他一种伙伴关系感，这是防范他奉行纯粹民族政策可能具有的危险的最好保证。勃兰特大为放心了。
要不是命运把大国的领导责任放到他们身上，这两个人是谁也不会互相找到一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勃兰特同尼克松的会晤是亲切得出人意料。尼克松对于他心目中的左翼人物是真的不放心的，而勃兰特那种长时间沉默的习惯也使他心神不安。尼克松对他在德国大选那天晚上的失礼作了某种补救，他在漂亮的宴会祝酒词中，保证从今以后要把他打出去的一切电话都交给白宫的接线生，因为他在德国大选那天晚上自己动手拨电话时把号码拨错了。更重要的是，勃兰特在离开华盛顿时，他的总的政策得到了公开的赞同。
勃兰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尼克松和我没有抓住他更有意义的一句评语的意思。这句话是说：苏联的欧洲安全会议建议构成了“与欧洲连接起来的一个新奇的环节，这个环节既不是来自从上次战争中得到的法律权利，也不是完全仰仗北大西洋公约”。[9]勃兰特想得不对。我们是懂得他的意思的。我们只是不相信那种论据，我们觉得还是以不谈下去为佳。欧洲安全会议的“新奇”之点在于苏联参加它的讨论。我们很愿意同苏联谈判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欧洲起的作用需要得到苏联的批准才算合法，这种含义我们认为是危险的。我们认为，是不是应该举行欧洲安全会议，要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
很奇怪，越南问题在欧洲领导人的来访中起的作用很少。欧洲舆论，至少从新闻界看来，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但是欧洲的领袖们并没有表示反对。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我记不起有哪一个欧洲的领袖，即使在最私下里的交谈中提出过批评。他们似乎也被我们所面临的那种左右为难的处境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希望越南战争早日结束，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本国的某些政治动乱是从美国的大学和知识界传染来的，因为他们担心这场战争到时候会使我国无力来对付他们本国安全所受到的威胁。但是，他们又希望美国的威信不受损害。勃兰特和威尔逊没有主动发表评论，在尼克松介绍我国在越南问题上的战略时，他们说了些同情的话。蓬皮杜强调，只要美国表现出它想要解决这场战争的愿望——他认为我们正在这样做——他就不会事后批评我们的策略。他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脱离接触的过程是多么艰巨，多么费时间。爱德华·希思任英国首相时，他力陈他的看法：美国在被人看作是美国的意志力垮了的情况下撤出越南，可能会使苏联在欧洲发动新的一轮侵略活动。这些看法究竟是真的心里就是那样想，还是领导人在无法影响具体的决定而又不想得罪他们的主要盟友的情况下一种圆滑的反应，这是没法断定的。反正这没有多大关系。没有讲出来的动机可以作为写回忆录的材料。真正讲出来了的意见才是影响政策的东西。
欧洲的三位领袖来华盛顿访问就是这样表明，传统类型的欧洲政治又在开始起作用了。英国人对尼克松说，他们也许又要扮演平衡大陆力量的历史角色。法国人说，他们需要保持同莫斯科的线路通畅，以便注视德苏关系。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他们进行了华盛顿会谈之后，显然都在向英国接近，但双方实质上都是出于自己民族的要求。结果是大家一致同意英国进入共同市场，不管动机如何不同。但是英国眼看马上就要进入共同市场了，这使我们第一次面对着我们过去所作所为的全部后果。
再考虑一下共同市场
一个扩大了的欧洲共同体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事情这时变得很明显了：前几十年里感情成分比较多的各种理论把局面描绘得太简单了。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欧洲，应当是更加能够自立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也得付出代价。随着关税联盟——这是欧洲共同体最实在的一个表现——开始影响到美国的出口，欧洲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我们竞争，我国企业界沉不住气了，他们的怨声很快就影响到政府的决定。大西洋关系头一次变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一九七〇年春，我命令各部门联合对大西洋关系作一次正式的研究。
到一九七〇年秋季，对扩大了的欧洲共同体的影响更为担心害怕，特别是在我国的经济机构中，已经叫得很厉害了。财政部、商务部和农业部仿照五角大楼那种经过考验确实不错的办法，对共同市场扩大到把英国和（当时以为）挪威[10]包括进去的后果，进行一次“往最坏处想”的分析。他们实际上是把它看成统治世界贸易和货币安排的经济妖怪，把美国农产品和产业品排斥于外，逐渐把它的经济触角伸进第三世界。最后这一层忧虑是共同市场各国的特惠制安排引起的，这些国家通过这种安排，同它们的地中海邻国和前殖民地建立了特殊的排他性的贸易关系。如果英国的前殖民地如今都加入这种排他性的贸易安排网，这种危险就会变得更大。一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写的研究报告指出：
长远看来，我们可能面对一个“扩大了的欧洲”，包括一个至少由十个正式成员国组成的共同市场；有欧洲自由贸易区中立国的联系会员关系；还有至少同地中海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订立的特惠贸易安排。这个集团将占全世界贸易的一半，而我国只占百分之十五；它拥有的货币储备将近我国的两倍；在各个国际经济组织中，它甚至能够经常得到比我们多的票数。
我们各经济机构的怒火被一九七〇年二月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的一段话点燃起来了。这段话在没有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人看来，等于是听任欧洲经济民族主义为所欲为：
我们对加强和扩展欧洲共同体的支持并未削减。我们承认，我们的利益一定会受到欧洲演进的影响，我们也许要为共同利益作出牺牲。我们认为，为了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欧洲而可能要在经济上付出的代价，与整个西方在政治生命力上得到的收获相比，是占次要地位的东西。
财政部和其他单位认为这段话等于鼓励欧洲对我国施加经济压力。其实，只有一个轻率的政府才会根据这样一句孤零零的、意义含混的话制定很容易激起美国报复行动的政策。但是这段话为部际辩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焦点。在五月十三日的部际会议上，各经济部门所要求和认真提出的是对总统报告作一正式的“重新解释”——实际上是向特惠制宣战，甚至是向欧洲共同体的概念宣战。各经济部门坚持说，我们要利用即将来到的英国加入共同体谈判来进行这场战斗。
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长期的要素受到这样的攻击，却把国务院吓坏了。（对于由我和我的僚属起草的这个报告，国务院倒并不感到有多大的义务要来维护。）欧洲共同体的扩大和进一步一体化一直是我们所谋求的，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有时候甚至比欧洲人自己还热心。欧洲政策一直是国务院欧洲司的没人敢惹的禁区；它认为除了进入欧洲之外，英国没有别的办法。如今这项工程眼看就要完成，却受到了挑战，不是来自趾高气扬的法国人，而是来自最没有被人料到的地方——美国政府内部。不仅政府的优越地位受到威胁，而且使官僚们的优越地位也受到威胁。欧洲司采取拖延战术和弄得你莫明其妙的手法来进行抵抗。在一个关于英国加入欧洲问题的部际文件上，究竟是提欧洲的一体化“将会”引起问题，还是提“将能够”引起问题，就辩论了几个小时。国务院英勇作战，反对对扩大了的欧洲将带来的消极经济后果作任何全面的估计。他们担心，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的谈判不管由于什么缘故破裂，美国方面的反对会成为方便的替罪羊。
但是，抽象说来，国务院虽然是对的，可是它没有看到政治现实，特别是在国会选举年头。这样做有一个天生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使自己被诱入在维护美国的利益上显得“软弱”的地位。国会的情绪很快就在一项针对着欧洲和日本的歧视性很大的贸易法案中表现出来了。推动这项法案的是当时权力极大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如果通过了这项法案，将会对某些进口货，特别是纺织品和鞋，树立起很高的保护主义壁垒。一九七〇年夏秋两季，一场贸易战眼看有一触即发之势，共同市场国家有可能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进行报复。保罗·麦克拉肯七月二日提醒总统有这个危险，要求总统出来制止米尔斯。
我实质上是同意麦克拉肯和国务院的。我从不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会自动地赶忙来挑起我们的担子。我认为，我们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作的战略选择太过于片面了。由于着重提出欧洲的经济统一，我们就强调了最有可能与我们发生竞争的、使我们的利益最有可能分道扬镳的一面。由于在防务方面给欧洲共同体泼冷水——至少是在一九五四年开头的计划遭到失败之后——我们就把大西洋利益最有可能取得一致的领域贬低了。我愿意要某种形式的欧洲统一，而不愿意要一些国家的人组成的互相冲突的不和谐的合唱，这种合唱办不成任何事情，迟早会使他们放弃对外交政策的认真关心，从而起一种中立主义者的作用，如果不说是真正的中立主义者的话。欧洲有些方面的人士曾经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大西洋联盟，我们如果冒险毁坏欧洲的统一，就不可能不破坏这些人的政治影响。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中海各国，如西班牙、摩洛哥和突尼斯（且不说以色列）同欧洲结合起来是符合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的。阻挠这些重要的国家与欧洲发展关系在政治上是愚蠢之极的。
六月三十日，在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我正面地谈到我国外交政策目标的问题。在纺织品和鞋的问题上，进行惩罚会使国内局势微妙的那些国家受到打击：在西班牙，可能使我们关于基地的谈判遭到破裂，并且危及我们同佛朗哥以后的西班牙的关系；在意大利，共产主义在取得进展；还有日本。但是要影响总统的决定，光反对一项建议是不够的；你必须拿出办法来。在国际方面，我建议举行谈判，把我们的忧虑提到欧洲共同体面前；在国内，我提出了一个使各个经济部门能够向总统反映意见的办法，即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部长级委员会，吸收各个经济部门参加，并随时把欧洲共同体造成的经济影响告诉它。这一着，实际上是让经济部门在重新解释总统的报告上“取胜”，但同时通过国务院担任处理这个问题的委员会主席来把它当作一个外交政策而不是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对待。把有争议的问题提交总统这一条规定——害怕国务院说了算的各经济机构非常看重这一条——可以起一种保证作用，如果纯粹的商务考虑看来要压倒重大的对外政策的时候，我可以有机会发挥我的作用，虽然我没有最后决定权。
美国在十月十日开始同欧洲共同体举行谈判。率领欧洲代表团的是拉尔夫·达伦多夫，他是西德的一个自由派（欧洲人用自由派这个词是指主张自由企业、代表中间阶层的党派的代表人物）。达伦多夫在十月十五日同我会晤时强调他对美国贸易政策的趋向“深感忧虑”。但是他对共同体的前景作的分析不是很叫人放心的。达伦多夫期待着英国加入共同体，但是他认为共同体已经不再从政治统一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了经济上联合成为一体也应当实行经济一体化。我在五月十三日的部际会议上说过，这对我们来说是最糟糕的结果。没有政治上的进展来补偿，引起残酷的竞争和美国的报复的经济一体化，必定会损害大西洋两岸的联盟支持者的地位。
总统写下的一条批语，反映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危险的、日益紧张的关系。在我十一月十三日写的一份汇报同欧洲共同体谈判的近况的备忘录上，他写道：“基——我看，在我们同共同体所打的交道中，我们提‘抗议’，可还是继续受到不公道的对待。农产品是一个主要例子。国会绝不会容忍我国代表在这类谈判中采取这样过于消极被动的态度。”尼克松是一个大西洋派，他决不会袖手坐视这场毁灭性的战斗。他向威尔伯·米尔斯呼吁，但是没有起作用。保护主义倾向太强烈了；米尔斯没有被说服，在一九七〇年的整个夏秋两季，限制性的贸易法案一直摆在国会的议事日程上。在某种程度上，国会中沉默的多数是在平息一下他们对于美国在世界上“任人摆布”的状况的灰心丧气情绪。我们同欧洲的贸易谈判拖了将近一年得不到结果，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尼克松在八月十五日作出了一个戏剧性的决定，对一切进口货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停止以美元兑换黄金和建立工资和物价管制。他这个做法使同共同体的谈判至少暂时成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了。
初次的接触说明了西方联盟对共同防御是有矛盾心理的，对于同东方的关系心里没有底，只有在扩大欧洲共同体的问题上是一致的，而这件事又触发了同美国的经济争论。但是协商的过程使得大家的目标更趋一致，而且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西方领导人开始领会了根本的问题。大家开始在提出一些正确的问题，虽然要作出共同接受的答案还需要一些时间。在民主国家之间求得意见一致本来就是一件比同极权国家谈判复杂的事。从监护关系向伙伴关系演变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西方联盟如今正在从事这样一个演变，借以证明自由人民的联合是能够在新的一代里兴旺发展起来的。
[1] 例如，见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纽约时报》C·L·苏兹贝格专栏。
[2] 这指的是我们从朝鲜撤出一个师的计划，作为补偿，我们将加强韩国军队。
[3] 例如，见《国会记录》（日刊）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八日，S七二一七页，约翰·纽豪斯等人所著《驻欧美军：问题，费用和选择》（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九七一年）中曾摘引，第五页。
[4] 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美国在国外的安全协定和义务：美国驻欧部队，小组委员会关于美国在国外的安全协定和义务的意见听取会》，第九十一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证词，第二二四三页。
[5] 下次议会选举定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举行。
[6] 尼克松错误地以为基督教民主党得票最多就意味着库尔特·基辛格继续当总理，打了电话向基辛格祝贺。后来却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盟成立多数政府，勃兰特很漂亮地原谅了这个失礼行动，他说：“人总是会犯错误的，特别是隔得很远。”
[7] 勃兰特政府先同苏联会谈，是希望为以后同东德和其他与之相邻的苏联卫星国谈判铺平道路。这个大联合政府，曾经尝试不先同苏联打交道就径直同东欧国家接洽谈判，因此被苏联所堵住。
[8] 维利·勃兰特著《人民与政治：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五年》（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一九七八年），第二四八页。
[9] 维利·勃兰特著《人民与政治：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五年》（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一九七八年），第二八九页。
[10] 挪威选民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公民投票中否决了加入欧洲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