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翁·贝克波尔是“潜望镜”（Periscope）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这款在线视频应用于2014年3月推出，在4个月的时间里便拥有了上千万的用户。推特很快就收购了“潜望镜”，因为推特明白，这个应用就是一个视频版的推特。“潜望镜”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风靡全球，是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利用他们的智能手机与世界上的任何人分享任何事件：无论他们是亲历者还是旁观者；无论是飓风、地震、洪水，还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大会；无论是在迪士尼世界的惊险之旅，还是警察对峙或者美国民主党的议员们在众议院静坐示威。贝克波尔将“潜望镜”的使命描述为使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别人的眼睛去探索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同理心并发现真理”。使人们设身处地与他人相互接触建立同理心，通过视频直播发现真理。你看到一切都是原始而未经编辑的。
究竟有多么原始？贝克波尔给我讲述了下面这则故事：
2015年7月，我搭乘飞机从旧金山前往伦敦，去观看温布尔登网球赛。我坐在美联航的飞机上，发现居然忘记用iPad从iTunes媒体商店上下载电影了。9小时的飞行，我该做点什么呢？这让我有些抓狂。于是，我决定试一试美联航的机上无线网络信号，是不是足够让我在“潜望镜”上看视频。我登录了“潜望镜”，成功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的女朋友在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的克里斯场海滩溜狗，而且是现场直播。接着，我想看看还有什么人也在“潜望镜”上。当你登录应用平台后，你会看到一幅世界地图，如果有人在线直播，地图相应的地方就显示出一个小点。点击一下这个点，你就可以看其他人的直播了（你还可以看直播的重播）。我在纽约的哈德逊河边找到了一个点。我想：“这会是什么内容呢？”我点击进入，原来是一位女士正在暴风雨中搭乘渡轮横渡哈德逊河。她当时正在说：“我遇到了一场很大的风暴，真的吓坏了。”她说话的时候，外面很黑。她坐在渡轮的前排。你能看见船长的背影，他正转动舵轮。外面大雨倾盆，重重地砸在玻璃上。你能感受到河水湍急、船身震荡。这位女士吓坏了。
同时还有其他7个人也在网站上观看这段直播，我们所有人都在安慰她不会有事的。我的飞机此时大约正在格陵兰岛上空，也正在遭遇气流颠簸。其他人身处世界各地，我们都是陌生人，但我们都在安慰她。我看了10～15分钟。后来我心里想：“我们居然发明了这样一个东西，能够如此身临其境，就好像具备了超能力一样。”当你通过其他人的眼睛看外面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拥有同情心，特别是那些平常你没有机会去接触的人。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叙利亚难民，坐在一艘船上，直播穿越地中海或是走进塞尔维亚的场景……
贝克波尔的体验证明了全球化正在加速。在这本书中，我用“市场”这个词总括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度量全球化的标准就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金融交易的总和。这一定义过于狭窄。对我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任何个人或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联系、交换或协作的能力。按照这个定义，全球化正在爆发。我们现在可以让许许多多的东西数字化，并且借助超新星可以将这些数据流发向任何一个地方，或从任何一个地方接收数据。这些数据流驱动了更深层次全球化：友谊与仇恨，商业与金融，教育与新闻，八卦与谣言，等等。虽然近年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金融交易的增长已经放缓，甚至有所下降，但是，以流量（flow）度量的全球化正在飞速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传递信息、思想和创新，并进一步扩大全球经济的参与度。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年3月发布了《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这份研究报告认为：“世界正在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深度互联。”
想一想脸书上的朋友，爱彼迎（Airbnb）上的租客，推特上的各种意见和观点，通过亚马逊、腾讯以及阿里巴巴实现的电子交易，通过Kickstarter、Indiegogo和GoFundMe等众筹网站募集到的资金，WhatsApp和微信上思想和即时信息的交流，Paypal和Venmo上点对点的支付和信用信息，Instagram上的图片，可汗学院上的教育课程，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s）上的大学课程，欧特克公司提供的设计工具，苹果、Pandora和Spotify上的音乐，Netflix上的视频，纽约时报网站或BuzzFeed.com网站上的新闻，软件营销部队上的云基工具，谷歌上的知识搜索，潜望镜和脸书上的视频。所有这些信息流量都证明了麦肯锡公司的观点，即世界确实比之前联系得更紧了。
这些数字化的流量变得日益汹涌澎湃。21世纪，数字化流量的重要性，就像古代的河流对当地文明和城市的重要性一样。在古代，人们会把村镇或工厂建在河流两岸，例如亚马孙河。奔流不息的河水给人们带来能量，养育了人们，并带着人们去往远方，认识他们的邻居，探索外边的世界。今天超新星上流入和流出的数字化河流也是如此。古代穿城而过的河流到了现代变成了亚马逊网络服务平台（Amazon Web Services, AWS）或是微软Azure平台（源于法语，语意为像天空一样蔚蓝）。这些连接器能够使你、你的生意或你的国家获得超新星里所有的计算能力和应用。在这颗超新星上，你可以与世界上你想要参与的任何一股流动建立联系。
当这么多的领域开始以前所未见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互联，世界不可能不进行重构。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超新星的技术百宝箱，成为创造者或破坏者；全球各国在金融层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深，以至于每个国家都更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经济状况的冲击；陌生人之间的联系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速度、广度和规模不断加强，以至于各种思想，无论好坏，都通过互联网在大范围内快速传播，以更迅速的方式消灭或制造偏见；每位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变得更加透明，暴露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各国在国外的一举一动，都变得代价更大，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约束条件。
互联互通v.s.人际交流？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手机接入这颗超新星，数据河流也将变得更加混杂，流速越来越湍急。2015年1月，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了一份由高通公司资助的研究报告，题为《移动革命：移动技术如何产生上万亿美元的影响》。他们的一项结论就是：人们已经变得越来越离不开自己的手机了。波士顿咨询集团做了一项调查，他们问美国、德国、韩国、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受调查者一个共同的问题：“如果让你选择放弃某样东西1年时间，以换得在个人生活中继续使用手机的权利，你会放弃什么？”外出用餐：64%的受调查者选择放弃这项活动；饲养宠物：51%的受调查者选了它；外出度假：50%；每周少休息1天：51%；拜访朋友：大约有45%的受调查者准备放弃。接着，就是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你的手机，或是性生活，如果两者中必须有一个放弃1年时间，你怎么选择？
38%的受调查者说，他们宁愿放弃性生活1年，也不愿交出他们的手机。
按照国别进行细分，韩国最不愿意放弃手机。60%的韩国受调查者表示愿意用语音和数据交流代替人际交流！他们的理由不难理解。瑞典电信巨头爱立信注意到：
移动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工作、学习、旅行、购物以及保持联系的方式。今天，全球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大爆炸，其程度远超过工业革命。手机几乎能够做所有的事情，而且让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3G和4G使用者的数量已经达到30亿之多，移动通信技术也成了历史上消费者适应和应用得最快的技术。
如果是在10年之前，我们会说像是生活在一个拥挤的村落。多弗·塞德曼说道：“现在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拥挤的剧场。世界不仅仅互联互通了，而且变得相互依存。我们比以往更加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今天，一小部分人就可以轻易地对远方的大众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能够更加直接、更加真切地体验他人的抱负、期许、挫败或伤痛。”就好像是贝克波尔在飞越大西洋时与一位陌生人共乘渡轮的感觉一样。
图5-1 每100人中移动蜂窝电话用户数，1960—2010
2015年9月，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集了一场专栏作家的小范围早餐会，讨论的主题是从中东和非洲涌进欧洲的难民潮。会议结束后，奥朗德的一名随从对我说：这些难民之间传播信息的速度快得惊人；他们在不停地移动，试图跨越地中海，同时还通过社交网络保持信息高度灵通，能够知道所有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这名法国外交官说：“有一天，我们调整了法规，规定任何船上只要有一名残疾人士，就不得将这艘船驱离欧洲海岸。”第二天，从各个方向抵达的船只上便都搭乘了坐在轮椅上的人。“就是这么的快。”
2016年4月，我前往西非国家尼日尔，为国家地理频道的《多灾凶年》系列拍摄纪录片。我们摄制组沿着移民路线，经过尼日尔，穿过撒哈拉沙漠，来到利比亚，再渡海前往欧洲。我们来到尼日尔北部城市德库，这里距离利比亚边境大约100英里。我们采访了那些未能穿越利比亚到欧洲去、身无分文回到祖国的尼日尔人。他们站在一辆装满了干货的卡车旁边。在完成拍摄之后，我问他们，能否用我的iPhone手机给他们拍一张照片。他们都点头同意。接着，他们都拿出了他们的手机给我拍照。所以，我就有了一张我拍摄他们给我拍照的照片。
我怀疑他们口袋里连一毛钱都没有，但是他们每个人有带摄像功能的手机，并且正在使用手机加入全球数据洪流之中。借助超新星的能力，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多么贫穷，都可以成为一个主体而非仅仅是一个客体。这些非洲人不再是西方人非洲之旅的点缀花絮，而是也能向全球发声、讲自己故事的人。这是一件好事，但在10年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看到这些数字化因流动不断加速扩散，你也许不禁会想，再过10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相互依存。麦肯锡的一份题为《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的报告注意到：在1990年，“货物、服务和金融的全球流动总金额达到了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4%。国际旅客总数大约有4.35亿人次。公共因特网还处于雏形阶段。到了2014年，全球货物、服务和金融的跨境流动总金额达到约3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9%。国际旅客总数超过11亿人次。”但更有趣的还是下面这段：
跨境带宽（以每秒1TB计算，即1万亿比特）自2005年起增长了45倍。据预测，在接下来的5年中，随着商务、信息、搜索、视频、通信以及公司内部流量的不断激增，跨境带宽还将再增长9倍……
因为有了社交媒体和其他因特网平台，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在建立他们自己的跨境联系。我们估计，全球约有9.14亿人在社交媒体上至少拥有一个国际联系人，约3.61亿人参与了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在脸书上，50%的用户拥有至少一个国际友人。在新兴经济体的用户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并且增长得更快。
所有这些相互的联系导致“虚拟物品即时交易”的数量急剧扩张：
电子书、应用程序、在线游戏、MP3音乐文件、流媒体服务、软件、云计算，只要在有因特网接入的地方，这些就能够传送到消费者手中。许多主流媒体网站正在由面向国内受众向面向全球逐步转型；包括英国《卫报》、美国《时尚杂志》、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在内的许多媒体，在线访问流量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Netflix网络电视将自己的商业模式从邮递DVD光碟转型为在线订阅流媒体服务，其服务范围也随之急剧扩张到全球190多个国家。如果说媒体、音乐、书籍和游戏代表了第一波数字贸易，那么3D打印技术终将把数字贸易扩张到更多的产品类别。
还有比脸书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更加神奇的事情。听说过“物体”也可以相互交朋友吗？如果你要欣赏数据流的壮观，且等“物联网”发展到一定规模，等到机器开始与位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机器相连的时候，再回来看吧！思科公司的著名IT工程师普拉门·内德尔契夫2015年9月29日在思科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可避免，已经到来，我们准备好了么？》的文章。他写道：“今天，只有0.6%的物品是互联的。”1984年，全世界只有1000台设备通过因特网互相连接。1992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00万，2008年为100亿。预计到了2020年，将有500亿台设备实现互联。2011年，新接入因特网的物品数量超过了因特网的新增用户数。
麦肯锡发现，数据流“对增长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传统的货物贸易流。这是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要知道，全球货物贸易网络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而跨境数据流动15年前才刚刚发生”。报告注意到，它还将继续增长，因为大公司过去都是建设自己的数字平台，管理供应商、联系客户并为全球各地的员工提供内部通信和数据共享服务。现在各种不同的公共因特网平台出现了，包括脸书、YouTube、WhatsApp、微信、阿里巴巴、腾讯、Instagram、推特、Skype、易趣、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在这些平台上，人们通过手机，可以和身处全球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联系起来。
一些通信应用，例如脸书的即时通信软件Messenger和微信，不仅用户数量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而且正在逐步取代电子邮件，成为人们更加青睐的通信方式，并承载了越来越多的互动功能。它们正在成为电子商务、电子银行、旅行预定、即时通信的平台。这一现象被人称为“对话式商务”，它有望通过使越来越多的复杂互动变得更加简化和迅速，将世界更加紧密地编织在一起。例如，通过Venmo移动支付应用，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使用他们的手机（以及与之相连的银行账户）平分晚餐的账单，还可以同步分享他们关于食物和对话的想法，用同一条账单短信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麦肯锡的商业咨询顾问伊莲诺拉·沙雷夫说道，在她的办公室，诸如Slack、HipChat等即时通信软件迅速流行起来，它们就好像是一个“有生命的仪表盘，全天不间歇地给你发送关于你的工作的所有相关信息，同时还可以让你在一种愉快的环境下谈论你的工作……所有这些聊天软件都可以安装在你的手机上，所以你可以一直与员工保持快速的联系，不分白天黑夜地查看图表和统计——并成为工作的奴隶”！
对我们的孩子而言，这些即时通信软件正在使电子邮件变得过时。孩子们看待电子邮件，就像当年第一代电子邮件使用者看待传统邮件。大卫·马库斯负责运营脸书的Messenger，他也曾负责运营Paypal。他说，移动即时通信应用就是“下一个平台，他们将改变许多事物”。“如果我们成功了，你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内容都会在即时通信应用上进行。它将成为日常商业和服务互动的中枢。电子邮件还将存在一段时间，但主要是进行一些时效性不那么强的联系。”当我们在2016年5月见面时，脸书Messenger月用户数即将跨越10亿大关。如果什么东西有10亿个用户在使用，你就应该注意了。
“想想吧！”马库斯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即时通信平台的崛起意味着什么：
短消息和文字短信在翻盖机时代走到了舞台前端。现在，我们可以用手机做更多的事，从打电话、发文字短信到把电脑装进衣服口袋。就像翻盖机正在逐渐消失一样，过去的通信方式也在逐渐消失。通过脸书Messenger应用，我们可以提供文字短信所能提供的全部功能，而且远不止这些。你可以发送文字短信，还可以发送各种表情包、图片、视频、语音留言、GIF动图、你的地理位置，并可以给他人转账。你可以在无须知道他人电话号码的情况下与他视频聊天或语音通话。
移动通信应用当然是基于电话号码的，但是马库斯想通过脸书Messenger令电话号码消失。你只需要点击脸书图标中的人或公司的名称，而不再需要记住他们的电话号码。他说道：“渐渐地，电话号码就会变得过时了。”想象一下这又会使数据流动增加多少？
随着所有这些工具的用户规模不断扩大，跨境通信和交易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以至于设立一家业务面向全球的公司的成本低得令人难以置信。麦肯锡注意到截至2016年，脸书上大约有5000万家小企业。“这一数量比2年前翻了一番……在中国，阿里巴巴拥有1000万家中小企业，向全世界出售产品。亚马逊上有200万家小企业……大约9亿人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国际联系人，约3.6亿人参与了跨境电子商务。”
出于同样的原因，麦肯锡补充道：“产品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和广泛地扩张，其规模增长之快前所未闻。2015年，阿黛尔的新歌《Hello》在发布后的2天内，在YouTube上的浏览量就超过了5000万；仅一周时间她的专辑《25》在美国的销量就创下338万份的纪录，超过了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专辑。2012年，米歇尔·奥巴马穿了一件从英国网络时尚零售商ASOS那里购买的礼服，它的照片在推特上被转发了81.6万次，在脸书上被分享了超过400万次；这件衣服也立即售罄。”
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宏观和微观的流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经济力量的看法。什么是经济力量？谁拥有经济力量？
大变迁
这就是为什么管理学专家约翰·黑格尔三世、约翰·西里·布朗和朗·戴维森发明了“大变迁”（the Big Shift）一词。所谓的“大变迁”指的是，我们正在从一个历史长周期向另一个不同的世界迁移。在前一个历史长周期，度量财富、驱动增长的是存量，即你有多少资源可以存储起来供提取和利用；在后一个历史长周期，流经一个国家或社区的流量数据是其比较优势的最根本的来源。这些数据流量有多大、有多么丰富，有多少训练有素的民众能够熟练地利用这些数据流？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流量压倒一切，并能掀翻一切阻碍其行进的障碍物。”黑格尔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随着流动的速度加快，它会渐渐掏空过去给我们带来安全和财富的存量知识。它要求我们通过协作的方式更快地学习，要求我们更加充分地发挥个体和集体的真实潜力。它以种种可能和希望激发我们，只有参与到更广泛的流动之中，这些可能和希望才会变为现实。这就是‘大变迁’的本质。”
黑格尔、西里·布朗以及戴维森在2009年1月27日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题为《抛弃存量，拥抱流量》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钱从哪里来？”他们问道：
过去答案很简单：从存量知识中来。如果你知道某些东西有价值，而其他人无法获得，那么你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张印钞许可证。你所要做的就是为这些知识提供保护和防御，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提供基于相关知识的产品或服务。可口可乐的专有配方、制药行业保护畅销药的专利，都是这种例子。
这一模式能量巨大、简单清晰，易于成功，因此给很多公司高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仅公司如此，个人亦然。作为个人，我们通常会在人生早期接受程式化的教育。毕业之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坚信学到的技术和知识能确保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终生受益。不错，我们会在工作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知识，但是获得新知识的关键在于有效地利用在受教育阶段已经获得的存量知识。
但是，如果超新星的崛起已经使这一模式完全过时了呢？用三位作者的话说：
如果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源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将会怎样呢？我们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价值的来源已经从知识存量向知识流量转移。简而言之，我们认为流量将胜过存量……
随着世界的加速，存量知识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贬值。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全球范围内诸多产业的产品生命周期迅速缩短。即使是最成功的产品也会以更快的速度落伍，因为新一代的产品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生产出来。在过去那个更加稳定的时代，我们一旦学到了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停下来休息和放松，因为我们确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知识都能产生价值。这种好日子已经不在了。
现在，如果要成功，我们就必须持续更新存量知识，置身于相关领域新知识的流动之中。
但是，你要做的不仅仅是从知识的河流中接一杯水。你还必须做出贡献，这样才是真正地“置身于知识的流动之中”。“如果不能贡献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就不能有效地置身于知识的流动之中，至少不能长时间这样。”三位作者注意到，“这是因为这些知识流量的创造者们不喜欢搭便车的人；他们希望与那些能够贡献自己知识的人和机构发展关系。”
你可以从类似吉特港（Github）之类的开源软件社区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特点，它在更广的范围内依然适用。“虽然共享知识当然会产生一些连带风险，但是知识产权遭盗窃的损失会随着知识陈旧率的上升而逐渐降低。”他们提出，“与此同时，分享知识的回报会显著上升。”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通用电气。现在，当通用电气希望开发一个新零件的时候，它不再仅仅依靠公司自己在印度、中国、以色列和美国的工程师们，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从全世界的知识海洋中汲取能量，比如，他们会通过举办“竞赛”的方式，激励世界各地最强大的大脑一同参与通用电气的创新。
每一台飞机的引擎都需要用一些核心部件来固定其位置，例如支架和吊架。航空业一直努力让这些部件变得更强、重量变得更轻，因为重量越轻，飞机的油耗就越低。2013年，通用电气挑选了一种支架，描述了其工作条件和功能定位，然后在网上发起了一场“通用电气引擎支架挑战赛”。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能够运用3D打印技术设计出重量最轻的引擎支架，便将胜出并获得公司颁发的奖金。在数周的时间里，通用电气便收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697份设计方案，参赛者包括公司、个人、研究生和设计师。
通用电气的网站是这么写的：
2013年9月，合伙企业选出了10名决赛选手，并给每人颁发了1000美元的奖金。
航空3D公司在其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增材制造工厂打印出了入选的10件设计作品。通用电气的工人使用激光金属直焊机对钛合金进行加工，用激光将一层一层的金属粉末熔化后塑形，生产出这些支架。
这些制成的支架被寄往位于纽约州尼斯卡宇纳的通用电气全球研发中心进行破坏性测试。全球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们将支架绑在MTS伺服液压控制测试机上，并用相当于8000～9500磅的轴负荷对其进行了测试。
只有一件支架未能通过测试，其余的产品都进入了扭转压力测试阶段，并经受了相当于5000磅/英寸的扭矩压力。
没有一个决赛选手来自美国，也没有一个是空气动力学工程师。通用电气告诉我，最佳设计来自一名匈牙利的大学三年级学生——阿尔敏·芬德利克。这是他第一次用3D打印技术做设计。但是后来发现他此前在通用电气的布达佩斯办公室当过实习生，因此他不能领取奖金。于是，一等奖7000美元的奖金就给了M.艾利·库尼阿万，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岛萨拉迪迦的年仅21岁的工程师。通用电气称，库尼阿万设计的支架“在强度和轻量化的组合方面做得最好。原始的支架重2033克（4.48磅），库尼阿万做到了将重量减轻了近84%，降至仅有327克（0.72磅）”。通用电气的管理层告诉我，负责此项竞赛的经理在通用电气工作的时间比这个孩子的年纪都大。
通用电气的网站引用库尼阿万的话：“很快，人人都会使用3D打印技术。”库尼阿万接着说：“因此，我希望尽可能地使自己熟悉增材制造技术。”他和他的兄弟合伙开设了一家小型工程设计公司，名为“DTECHENGINEERING”。
最终，通用电气向那位匈牙利的实习生提供了一份工作。他显然在此领域天资甚高，但据通用电气增材制造实验室的高级机械工程师比尔·卡特说，这名匈牙利学生在学校期间连工程结构分析课的结业考试都没有通过。“这件事表明，如果你能够激发起年轻人对某件事物的兴趣，使他们有一种归属感，他们就会变得兴奋。与其在课堂里学习，不如让他们到课堂外，比如参加我们的竞赛。他会向外界学习，而原本他根本不会和这些人对话。”
普拉布约特·辛格是通用电气增材制造实验室的经理，在谈论起两年前的这个项目时，他向我介绍，如今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种人才。“当你在寻找新创意的时候，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种不同的答案，你可以通过与这一群体接触来提高速度。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大或缩小研究团队的规模，这完全取决于我希望在多大的程度上利用这一群体。这有助于我们一直保持在科技的最前沿。”
这也意味着，随着这些四面八方涌来的能量，竞争也更加激烈。麦肯锡报告的另一位作者詹姆斯·马尼卡注意到，在过去，公司会紧盯着“看起来像它们，与它们处于同一个行业、同一个地域”的竞争对手。现在不再是这样了。谷歌开始时是一个搜索引擎，现在还成了一家汽车公司和一个家庭能源管理系统。苹果是一个计算机制造商，现在则成为全球最大的音乐销售商，并且也开始进入汽车行业；它还发明了苹果支付并正在成为一家银行。亚马逊作为一家零售商，居然在云计算领域对IBM和惠普偷袭成功。10年前，这两家公司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亚马逊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亚马逊发现其需要更多的云计算能力来经营自己的生意，接着就决定把云计算当作一门生意！而且现在，亚马逊还是一家好莱坞的工作室。
2016年1月12日，CNNMoney.com（CNN网站的金融新闻板块）刊登了一则关于金球奖颁奖典礼的新闻，开头是这么写的：
“我要感谢亚马逊，感谢杰夫·贝佐斯……”
这些话是导演吉尔·索罗威在周日的好莱坞颁奖典礼上说的，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亚马逊的系列喜剧片《透明家庭》击败了HBO电视台、Netflix和CW电视网制作的电视剧，摘得两项金球奖桂冠。
这些奖项再次证明电视行业正在不断拓宽，像Netflix和亚马逊Prime即时视频（Prime Instant Video）等流媒体服务也能像电视台一样，制作和播放能获大奖的节目……
过了一会儿，《透明家庭》的明星杰弗里·坦波尔又荣获了电视喜剧最佳男主角的奖项。他将亚马逊称为“我新任的最佳朋友”。
不知道HBO电视台听到后会有何感想？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麦肯锡提出了关于全球化的新度量指标，其实就是询问一个国家、一家公司或者一个人这样一个问题：你置身于全球流量之中了吗？这个指标被称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连接指数”（MGI Connectedness Index）。它对各国在全球各种不同类型的流动中的参与程度进行排名，同时这个指标也相当准确地反映出了各国的繁荣和增长程度。新加坡位居榜首，荷兰、美国和德国紧随其后。
这一排名背后传递出一则信息：新加坡在基础设施和教育上作了大量投资。投资基础设施以确保它能够参加各种数字的流动；投资教育以确保其劳动者队伍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数字流量。只有这样去做的城市，才能充分从中获益。道理并不复杂：受教育程度越高，所介入的流动流量越大，享受的治理和基础设施越好，这样的人就能够胜出。他们拥有数量最多的数据可供挖掘；他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思想；他们将最先遭到质疑，也能够最先回应。置身于全球流量之中，将成为一项重大的战略和经济优势。
2013年2月《国际商业、人类和科技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指出GDP高与“因特网普及率高”存在相关性，并且不仅仅是在那些高度发展的、因特网已经饱和的北欧国家，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一种模式渐渐地开始显现：信息通信技术首先开始发展，之后，人口越来越适应新技术，生产力变得越来越高，GDP水平也相应开始增长。”
这是一次大变迁。但这就是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全部内涵。
无处不在的大变迁
流动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最激动人心之处就在于，数字的河流正在流向四面八方，每一个拥有手机或平板电脑的人都可以接触到这些河流，借助河流的力量开展竞争、取得联系、共同协作并发明创新。2011年11月，我到印度访问，目睹全世界最贫穷的人民是如何置身这条数字洪流之中的。我受时任印度理工学院拉贾斯坦邦分院的院长普雷姆·卡尔拉的邀请，前往印度理工学院作报告。印度理工学院拉贾斯坦邦分院位于焦特布尔市，是一座精英学校，被印度人誉为当地的麻省理工学院。卡尔拉邀请我去他的学校做一场访谈，与学生见面，并看一看他正在开展的一个项目，项目的宗旨是将印度最贫穷的人与全球的数字洪流连接起来。
卡尔拉向我解释，在电信领域有一个概念叫作“最后一英里”，也就是从主干线接入人们家庭的那段距离，这是最难的一段距离。印度理工学院开展的项目致力于克服一个类似的挑战：与“最后一个人”建立联系。怎么才能与最后一个人，也就是印度最贫穷的人建立联系？印度“经济上最贫穷的人”能否被“赋予能量”？也就是说，能否给他最基本的工具，使其能够获取足够的知识来摆脱赤贫状态？在一个75%的人口日均生活水平不足2美元的国家，还有比这个问题更大的问题吗？
这个项目是这样来的。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提出了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卡尔拉和他的学院决定接受这项挑战：有没有人能够设计并制造出一个功能简化的类似iPad一样的平板电脑，基于因特网并能够接入无线网络，从而使一个最贫穷的印度家庭（每个月只有2.5美元的结余）在接受了政府补助之后能够负担得起。这个简单的平板电脑应该可以用于远程教育、英语和数学教学或者用来跟踪大宗商品价格，而售价不得超过50美元，还要让制造商有钱赚。能否利用这样的廉价平板电脑，让数以百万计的、边缘化的印度穷人加入全球知识洪流？
卡尔拉的团队由两名印度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教授领导，其中一人来自一个至今仍然不通电的村庄，他们最终赢得了这项挑战并发布了Aakash平板电脑。Aakash是印地语“天空”的意思。最原始的版本基于安卓操作系统2.2版，有一个7英寸的触摸屏，电池可以支撑3小时，可以下载YouTube视频、PDF文件和教育软件。卡尔拉说，如果印度人只能去买西方制造的平板电脑，价格将非常昂贵，印度贫穷的“最后一个人”肯定买不起，所以必须打破这个价格。他们通过借助全球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从中国和韩国进口零部件，使用开源软件和协作工具，利用数据风公司和康奈森系统公司这两家西方公司以及印度本土的四方公司的设计、制造和组装能力。
但是，这次访问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卡尔拉的夫人乌米拉讲的一个故事。2011年10月5日，印度的报纸上刊登了Aakash平板电脑发布的消息。乌米拉的女佣找到了她，这个女佣有两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她说，她听值夜人说起，卡尔拉先生生产了一台非常便宜的电脑，就连她都能够负担得起。值夜人给了她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图片，她问乌米拉这是不是真的。
乌米拉对她的女佣说，是的，这是真的。这台机器就是为那些负担不起一台大电脑的人设计的。
她问：“那它要卖多少钱呢？”
乌米拉说：“大概需要1500卢比（30美元）。”
这个价格低得让女佣有些不敢相信。她问：“是15000卢比，还是1500卢比？”
乌米拉说：“1500卢比。”但是，乌米拉继续对我说道：“女佣非常确信如果政府真的是在为穷人做一件这么好的事情，那背后一定有什么圈套。‘我能用它做些什么呢？’她问我。我说：‘如果你的女儿去上学，就可以用它来下载课堂教学的视频。’就像她曾经看到我的儿子每周从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站上下载物理课视频一样。”
乌米拉的儿子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络开放课程平台上听课了，也就是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慕课”（MOOC）的前身。“慕课”后来由麻省理工学院免费设立并放到了因特网上。乌米拉对她的女佣说：“你看到过我的儿子坐在电脑旁边听老师讲课。这个老师实际上人在美国。”
女佣的眼睛“越张越大”，乌米拉回忆道：“接着她问我，她的孩子能否用这台电脑学习英语。我说：‘是的，他们当然可以学英语。’英语是当地人向上爬的通行证。我说：‘它非常便宜，你可以给你儿子买一台，再给你女儿也买一台！’”
乌米拉的儿子已经开始从全球的知识洪流中获益了，他可以在焦特布尔市的家中登录麻省理工学院的在线平台学习，而女佣的孩子们也不会落后很远。你与发达世界的大城市距离越远，就能够越清晰地看到今天的全球化正在快速地将能量传递给“最后一个人”。
这绝非夸大其辞。这也是让我感到无比乐观的重要原因。
现代数字全球化在其初期阶段往往都是与“外包”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充分利用了快速、免费、便利和触角遍及世界各地的网络，在世界各地雇佣了大量廉价的工程师来解决美国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晚期，大规模外包第一次成为可能，当时大多数人想要解决的大问题是“千禧虫”问题——许多电脑将在2000年1月1日停止工作，因为其内部时钟存在一个程序错误。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系统需要打补丁修复，而印度有数十万廉价的工程师能做这份工作。很快，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随着超新星的出现，复杂问题也能够得到快速、免费以及便利的解决，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只要有因特网连接就可以接入全球数字洪流，于是一些激动人心的事就发生了：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乌克兰的工程师，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开始接入数字洪流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现在，那些低成本的创新中有一些已经开始向我们回流，并使我们获益。印度长期以来在数学、科学和工程学教育领域有着优良的传统，而美国曾经是这种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当这种全球的流动在许多国家还不存在或只有涓涓细流时，那些在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在当地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们成群地来到美国，帮助美国弥补劳动力队伍的不足。现在，随着超新星将这些数字洪流推往他们的方向，他们可以留在家中，同时参与全球合作。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获得全球最重要的机会，并参与解决那些最重大的问题。
我每到一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每一次我为专栏写作访问印度，我都会去拜访高科技企业协会NASSCOM，与印度最新的一批创新者对话。他们只是印度12亿人口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其中大多数人仍然十分贫穷，但是我关注这些创新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正致力于使印度摆脱贫困。
2011年，NASSCOM团队把我介绍给了艾洛克·巴吉帕。和他年轻团队里的其他人一样，巴吉帕曾经为西方的科技公司工作，后来回到印度，决心自己做一番事业，虽然他并不确定自己该干什么。后来，他们做出了Ixigo.com，这个网站可以提供旅行搜索服务，并且可以在最便宜的手机上运行，为印度人预定最廉价的出行方式，无论是希望花几个卢比乘坐大巴或火车从金奈赶往班加罗尔的农民，还是希望搭乘飞机前往巴黎的百万富翁。Ixigo现在是印度最大的旅行搜索平台，有上百万的用户。巴吉帕在打造这个平台时，充分利用了超新星，他们使用免费的开源软件、Skype以及基于云端的办公软件（例如谷歌的各项应用），并在脸书上通过社交媒体开展推广和营销。这些“使我们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就能快速发展”，他对我说。
如果你去了墨西哥的蒙特雷，也会为之感到振奋。这里是墨西哥的科技中心，聚集了数量众多的“不听话”的年轻人：他们不相信墨西哥政府已经陷入混乱，不相信中国会夺走他们的午餐，也不相信墨西哥街头到处都很危险。他们利用全球数据洪流，来做自己的事情。蒙特雷的棚户区聚集了数以万计的穷人，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现在，这一切都要改变。因为一群年轻、自信的创新者，立志要通过利用科技和全球化解决墨西哥的问题。
2013年我来过蒙特雷，并写了一个专栏。我讲了我遇到的几位年轻人的故事，劳尔·马尔多纳多就是其中之一。他是Enova的创始人。Enova是一个课后学习计划，通过“教师+英特网”的方式教穷孩子数学和阅读，教成年人计算机语言。“在过去的3年中，有8万人从我们这里毕业。”他对我说，“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3年中开设700个中心，并在接下来的5年里覆盖600万人。”另一个年轻人来自艾利维奥资本公司，他叫帕特里西奥·赞布拉诺。他建立了一个牙科、眼科和耳科援助诊疗中心，提供低成本的补充医疗，还为那些没有保险的人提供医疗贷款。还有安纳金公司的小安德雷斯·穆诺兹，他向我展示了自己发明的太阳能加热器，不仅能够净化饮用水，还可以用来煮肉。还有CEDIM的管理员，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大学，开设“商业创新的硕士学位课程”。还有阿图罗·加尔万，他是橙子公司（Naranya）的创始人，这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可以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为身处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消费者提供小额支付功能。“我们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认为我们刚刚开始建立信心。”加尔万解释道，“你开始看到各种各样的榜样，他们从零开始，现在已经公开上市。我们是相当有创造力的。我们也必须面对诸多挑战。”他补充道：“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变得强大了，而且创新的生态环境也形成了。”“Naranya”是从西班牙语的“橙子”一词（naranja）而来。“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问加尔万。“因为苹果已经被注册了。”他说。
但是，我们要讲的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如何能够更方便地利用数据洪流，发明新的产品并出口到国外市场。全球数据洪流也能够惠及地球上最穷苦的人群。马达加斯加的3—2—1服务公司创始人、国际人类网络的首席执行官大卫·麦卡菲说道：
有手机的人可以从网上获得各种各样的有用信息。通话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拨打免费电话，并按照菜单选项选择想听的内容：“你需要了解哪方面的信息：健康问题，请按1。农业问题，请按2。环境问题，请按3。水及卫生问题，请按4。土地使用权问题，请按5。小微金融问题，请按6。计划生育问题，请按7。”
我们所用的800电话都在使用现成软件——“英语请按1。西班牙语请按2。”但是我们重新设置了命令，那些目不识丁的听众也可以用手机收听事先录制好的信息，不用花任何钱。这里的创新之处在于随时接听。只要通话人有需求，就可以随时接听有关的信息。到目前为止，发展机构和人道组织一直在努力寻找什么才是这些穷人“有需求的时刻”。有些发展项目希望改变穷人的行为方式，例如，鼓励母亲让孩子在蚊帐内睡觉。负责实施项目的工作人员使用大众媒体，比如无线电、电视或人际交流，甚至用挨家挨户敲门的方式传递他们的信息。但是这些“直接推送”信息的渠道并不适合用来满足人们个性化的即时需求。人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需要获得知识，并且是在他们自己需要的时候，这听起来可能非常傻，而且不言自明。但是，当人们需要信息的时候，他们不能把信息从收音机中“拉出”来！……在项目启动后的6年中，有超过500万人提出了6000万项信息请求……都是对最终用户免费提供的。
3—2—1服务现在已经在柬埔寨、加纳、马达加斯加和马拉维上线，并计划在2016年底将服务扩大到其他11个非洲和亚洲国家。一旦3—2—1服务在这15个国家启动后，将有1.2亿用户可以接收免费的、按需点播的公共服务信息。2016年，每个月平均有40万人联系3—2—1服务，提出了170万次信息查询。这就是大量的信息在“推”和“拉”。麦卡菲的团队接着对这些数据的流动进行挖掘，并在此基础上改进服务。与非洲的广播站和电视台不一样，麦卡菲注意到，“我们准确地知道有多少人在听取我们的关键信息。我们对每一次通话都进行大数据分析：电话号码、日期和时间、菜单选择以及关键信息选择”。
需要特别强调但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还处于这种信息加速流动的早期阶段。下一个阶段正在逐步形成，比如，成立清算中心式的平台，有效地将来自发展中世界的信息流与希望进入发展中世界的信息流相匹配，从而更紧密地将全世界编织在一起。在这个领域，我所见过的最有趣的创业企业就是全球网（Globality.com）。这是由乔尔·海亚特和莱尔·德尔哥于2015年3月创立的一家企业。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使用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平台，助力中小企业成为“跨国企业”，帮助它们像大型企业一样轻松地参与全球经济。
举个例子，你是一个美国的小型制造商，需要在秘鲁的利玛找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一家市场营销公司；或者你是印度的一家数据服务公司，要购买一家在休斯敦的3人创业企业。你可以登录全球网的平台，运用网站的技术仪表盘创立一个项目简介。“我们将使用人工智能和手工管理，免费挑选出一些最适合你需求的公司，我们做出的选择是基于我们的行业专业、研究以及匹配算法。”海亚特解释道。
全球网接着为你和你选择的公司建立联系，通过在其网站上召开视频会议的方式为双方谈判合同细节和敲定法律框架提供技术支持，接着它还会进行背景调查，订立合同并生成所有的账单，最后还有一个评级系统让双方互评，就像优步、爱彼迎（Airbnb）和易趣一样。一家公司在全球开展经营所需要的任何事情，“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都在一个平台上，以一种简单、统一的格式完成。”海亚特说道。全球网的盈利方式是向服务提供商（卖方）收取基于交易金额一定比例的佣金。它把自己比作爱彼迎（Airbnb）。爱彼迎（Airbnb）帮助小业主在全球出租他们的房子，并帮助那些自助游客在全球旅行时寻找一种住家的体验。全球网致力于为那些希望在全球开展业务的公司提供类似的服务。它希望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使全球商务更多地在小企业之间流动。这就是数字全球化的进一步加速。
现在已经有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利用全球网平台寻找中小型公司。相比大型国际企业，后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当大家伙不再只与大家伙进行交易，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小企业参加全球商业活动时，全球化的另一个加速器便启动了。
当大变迁触及金融流
全球化一直以来都是金融流动所驱动的，拜超新星所赐，这些数字化的金融流动现在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前进，并成为世界由“超级互联”向“相互依存”转变背后最大的推动力。2015年8月26日，CNN网站报道了以下一则新闻：
过去6天，市场混乱的后果令人大吃一惊，美国股票市场的市值减少了2.1万亿美元。
如此巨大的损失反映出一种深深的恐惧。市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经济。
道琼斯、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都已经跌入了修正阶段，自2011年创下新高以来第一次出现10%的跌幅。
根据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美国大公司的最佳晴雨表——在自上周二以来连续6天的抛售过程中损失了上万亿的市值……
这就好像是整个英国版的标准普尔500的市值都被清零了，英国版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又被称为S&P BMI U.K.……
华尔街这次戏剧性的大回撤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市场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非常担心。
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方式，使得货币流通日益数字化，不管是贷款、存款、提款、支票、交易，还是账单支付。于是，全球的相互依存将变得更加紧密。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写一本书进行讨论，这里我只能浅尝辄止。我讲的故事就从2010年5月6日上午9时30分开始。
这一天开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站在了10862点上。看起来似乎是平淡无奇的一天。但是5小时之后，历史将被创造。下午2时32分，道琼斯指数开始跳水；到了2时47分，已经下跌了9%，创下了有史以来日内指数下跌之最，下跌了998.5点至9880点。1小时13分钟后，在4时收市时，它又回到10517点，收复了当天大部分的失地。如果你是在这90分钟里进行了买卖的交易，你或者挣得，或者损失了相当于中等规模国家的GDP：股市下跌在30分钟内就导致超过1万亿的市值灰飞烟灭。
为何市场情绪在短时间内变化得如此之快？人们在想些什么？
人并没有在思考，是机器在思考。这是在加速和相互依存的时代，由计算机驱动的算法导致的擦枪走火事件。
人们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2015年4月21日，英国当局应美国检察官的请求逮捕了36岁的纳文德·辛格·萨罗。美国检察官指控他协助导致了这场暴跌并从中获利87.5万美元。令人惊讶的是，萨罗是在他父母位于伦敦西部豪恩斯洛区的家中进行的计算机操作。在一个超级互联互通的世界里，他成功地使用计算机算法操纵了市场，通过提交虚假指令欺骗了芝加哥商品交易。调查当局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引发了一连串的链条反应。
“电子欺诈是一种不合法的手段。”彭博商业新闻网站2015年6月9日的一篇文章解释道：“利用大量虚假的买入或卖出指令，驱动价格的变化。这种做法的核心思想是欺骗其他交易商，无论是人类还是计算机，从而使犯罪分子可以低买高卖……调查当局称萨罗于2009年6月开发了这一计算机算法，以改变其他计算机对他所下指令的认知……（他创造的）算法能够让人形成存在大量抛售指令的错误印象。”
他的方法与其他使用高频交易方法的公司不同，但正是由于市场上有这么多高频交易公司以及由计算机驱动的高速全球交易，萨罗的欺诈才会被如此放大。在摩尔定律的刺激下，这些公司之间开展了一场军备竞赛，看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执行更多的交易。人们追求实现的速度如此之快，我所能找到的最有帮助的背景材料并非来自金融期刊，而是来自科学和物理学的期刊。
《自然》杂志是全球知名的科学周刊。2015年2月11日它发表了一篇题为《金融物理：以光速开展交易》的文章，里面提出：
（金融交易员）正在开展一场不断提高交易速度的竞赛。在今天的高科技交易条件下，公司可以在1秒钟的时间里为一个客户执行超过10万笔交易。
这个夏天，随着造价3亿美元的跨大西洋光缆“海伯尼亚快车”的开通，伦敦和纽约的金融中心可以以比过去快2.6毫秒的速度（提速10%）进行通信。随着技术的进步，交易的速度越来越仅受限于根本性的物理条件的限制，也就是终极的障碍，即光速……
高频交易依赖高速的计算机和算法，根据交易所提供的实时金融数据信息，来决定什么时候买卖什么标的。每一微秒的优势都必须争取。与交易所之间更快的数据连接可以使进行交易的时间缩至最短；公司之间相互争夺谁能够将其计算机安置在最接近的位置上；交易员们则争抢离通信管道最近的位置。这些都需要花钱，租用快速连接的每月成本大约是10000美元。
《自然》杂志报道，这种竞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交易员认识到“光缆可以承载的数据量最大，但是却无法实现需要的速度。最快的连接是沿着大地曲线传递信息，也就是地球上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所以视距微波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微米波和激光就更好，因为它们的数据密度更大”。更快的交易速度确实可以使市场充满流动性，《自然》杂志注意到，这“可以使交易获益，就好像自由流动的交通有益于运输一样。这样的市场往往‘点差’会比较小。点差就是股票买和卖的价格差。点差反映了交易商的费用，亦即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文章继续写道，这也有非常不利的一面，“使他们获益颇丰的交易算法也会制造更多的错误。当市场波动过于激烈时程序设定就要完全撤出。由于数量众多的高频交易公司使用的算法高度相似，他们会在同一时间抛售，这样问题就被进一步放大。这就是2010年闪崩时发生的情况”。人也会做出同样的事，但是机器能够做得更快，规模更大，而且更容易被电子欺诈并造成巨额损失。“2012年，美国最大的高频交易公司之一骑士资本公司所用算法中的一个缺陷，在短短45分钟内造成了4.4亿美元的损失，因为计算机执行的买入价格高于卖出价格。”
《自然》杂志这篇文章接下来的内容是我最喜欢的。文章指出：“在美国，一些大型交易公司成立了私人交易场所，来消灭高频交易商的时间优势。例如，于2013年上线的另类交易系统IEX设置了所谓的交易‘减速带’，为交易自动延时350微秒，这样交易商就不可能从更快的速度中牟利了。”
没有看错吧？今天的市场里，350微秒已经足以构成“减速带”了。我立即想起沃尔玛的工程师曾经告诉我，当我点击“购买”的图标时，他们的计算机可以从容地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里算出如何将电视送到我家。
难怪《自然》杂志的这篇文章得出了如下结论：“金融交易也许有一个最优的执行速度，但是今天的市场早超过了这个最优速度。”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减速带”能够逆转全球市场变得相互依存的趋势。摩尔定律不断驱动创新，将买方、卖方、储蓄者和投资人编织进一张越来越紧密的网络。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克尔·L.柯白特举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拿着英国养老金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英国财政部一贯的做法是给你写一张支票，装在一辆邮政卡车上拖到希斯罗机场，在那里经过分拣后搭乘飞机前往悉尼，倒进一个分拣筐里，再由澳大利亚邮政局寄送，最终经过7～10个月的时间，寄到养老金领取人的邮箱。他或她需要把支票存入银行，并兑换成澳大利亚元。在每个月12号左右，兑换后的澳元金额才能够转到他们的户头上，当然还要扣去一些手续费。
柯白特说，花旗银行提出，“我们可以第二天就把钱打进他们的银行账户，费用更低并且立即可用。我们可以用当地货币进行电子转账。”于是英国政府委托花旗银行开展这项工作，接着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也如法效仿，然后亚洲和全世界的其他国家也这么做了。有一天，柯白特回忆道：“意大利政府找到我们，说‘我们有一些养老金领取人已经100多岁了’，他们生活在非常偏远的地方，‘我们怎么给他们汇款呢？’为了通过电子方式提供服务，我们需要证明他们仍然健在。过去的传统做法是填表和公证。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无纸化了。”幸运的是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上了年纪的养老金领取人现在可以通过门户网站确认他们的身份并且领取养老金，钱直接打入他们的账户。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柯白特解释道，后来他们发现，一个人的声音记号实际上比他们的指纹、虹膜或者其他身份确认方式更加准确。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日常支付、获取数据、检查账户，密码和PIN码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所以你的声音特征现在成了打开所有大门的钥匙。“当一个信用卡持卡人致电服务中心，你可以选择不再输入密码、PIN码或者社会保障号码。”柯白特说，“你只需要说‘你好，我是托马斯·弗里德曼’，而我们从你的声音中就可以知道你就是你。系统就会答道，‘汤姆，你好，你是要查询账户余额么？’系统不仅知道你是你，而且它还了解你想要做什么。”所有的这些交流全部都数字化和自动化了，其中的一些已经可以由语音激活。柯白特说道：“这就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处理那些令客户不满意的问题。”
今天金融数字化背后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就是PayPal。它是一个电子支付平台，最初是二手交易平台易趣的一部分，专门负责各类金融交易的安全、高速的电子传输，它可以覆盖所有卖家和买家，从最偏远地区到最四通八达的城市。
PayPal的首席执行官丹·舒尔曼说，公司的目标是“使金融服务大众化，使移动钱财和管理钱财的机会成为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事，而不仅仅是富人们的特权”。他继续说：“银行是建立在实体存在而非电子流动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的，实体世界需要昂贵的基础设施。一家支行需要3000万美元的存款才能盈利。于是，哪里的银行正在关门呢？在那些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中位数的社区。”是那里吸纳不到足够的存款。
舒尔曼说道：“随着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的大爆发，现在一家银行能做的事情就都在消费者的股掌之上。当软件的应用规模足够大之后，新增一个消费者的成本几乎为零。突然之间，兑现支票、支付账单、获得贷款或给你爱的人汇款，都变得简单和方便了，并且变得几乎免费了。过去，人们需要排3小时的队才能兑换货币，然后还需要接着去排另外一个队伍去支付账单，并且还被收取了10%的手续费。技术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状况。”
例如，PayPal成立了一个名为“运营资本”（Working Capital）的全球贷款平台，可以在几分钟的时间内为PayPal的用户签发贷款，而银行通常需要几周时间做相同的事。这对需要补充库存或面临发展机遇的小企业来说有巨大的区别。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该项产品已经发放了20亿美元的贷款。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大数据。
舒尔曼解释道：
关键就在于现在可供分析的数据量。我可以对平台上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我们的平台上每年有60亿次交易，并且还在呈指数级增长，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你需要贷款么？如果你是PayPal的常客，我们就了解你。我们了解每一个和你一样的人。我们了解你没有变，但是你的遭遇可能发生了变化，例如你丢掉了工作或者遇到了天灾，我们知道你会找到另一份工作。在1秒钟的时间里，利用我们的算法，我们可以把你和全世界其他像你的人进行比较，因为我们拥有所有这些数据和建模能力，我们可以基于这些模型给你发放贷款。
PayPal的“运营资本”平台不仅依靠FICO信用评分。FICO是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使用的传统的信用评分系统，FICO评分代表了一个人的信用等级以及他们归还一笔贷款的可能性。有可能有些人曾经宣布过破产，于是在他们的FICO记录上就有了一个永久的污点。PayPal发现，它自己基于客户在其网站进行真实金融交易记录的大数据分析，往往能够给出比FICO评分更加可靠的信用评估结果。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可以对全世界更多的人即时发放贷款，并且偿还率也更高。
使用同样的大数据分析方法，PayPal还可以对在其网站开展的每一笔交易进行担保。如果一个印度的小商人开设了一个网站销售印度民族服装纱丽，有一个欧洲的客户想从这个印度商人那里买两套纱丽，并通过PayPal付款。这个客户“如果无法收到预定的纱丽，我们就会给他退款”。舒尔曼说道：“我们之所以能够提供这种担保，还是因为我们了解你，并且我们拥有所有的数据……我们在全世界有1.7亿用户，每1年新增用户1500万到2000万。”这些担保也正在驱动更多的全球化。
慢慢地，但是毫无疑问地，人们就开始更多使用PayPal而不用现金了。
和所有大型金融企业一样，PayPal也在实验“区块链”这一新兴技术，即通过多个计算机来验证并传递全球交易数据。区块链以在虚拟货币比特币领域的应用而著名。“它是一种在金融交易的双方之间建立绝对信任的方法。”舒尔曼解释道：“它使用因特网协议，使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交易都对所有的参加方公开，无须任何中间商和监管机构，因此能进一步降低成本。”以货币数字化进程的速度计算，我确信在本书的下一版中，我会写一段关于区块链的内容。
当陌生人遭遇大变迁
2016年2月24日，脸书宣布启动“朋友世界”倡议，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是跟踪长期敌对国家的民众在其网站上结成好友的情况。脸书说，在一天之内，印度和巴基斯坦有2031779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154260人，乌克兰和俄罗斯有137182人相互之间建立了连接。当然，通过这些交流是否能够形成感情深厚的友谊，能维持多久，是否有助于克服长期的敌意，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些数字，却没有感受到这象征着陌生人和敌人之间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联系，那你一定是一个心存偏见、非常固执的人。
流动的加速显然也使各种形式的人际交往加速，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与人类此前的历史相比，现在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不是这个星球上那些最最偏远的地区，你都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更多不同的想法和人。我曾经找来已故的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的作品来读，麦克尼尔是经典历史著作《西方的崛起》的作者。1995年5月，在那本书出版25周年的时候，麦克尼尔为《历史与理论杂志》写了一篇题为《世界历史正在改变的形状》的文章，再一次提出并回答了对历史学家而言最为复杂、同时也是激发他25年前写那本书的那个问题：历史的发动机是什么？在诸多因素中，哪一个对历史的推动力更大？
是不是他曾经描述过的“偶发但不可避免的自由的进步”驱动了历史的进步？“这种‘自由’让那些带有民族偏见的历史学家形成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他们总是按照政治制度定义‘自由’。这是他们唯一熟悉的政体，因为在欧洲各国，‘自由’是司空见惯的。”按照这种观点：“世界的其他部分，在被欧洲人发现、定居或征服之后，便加入了这一历史的主流。”
不是这样的。麦克尼尔认为，这不是历史的引擎。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这一理论的破产。19世纪历史学家认为，自由政体应当带来的自由，并不是在战壕中选择生存或死亡的自由。
于是，他又提出了另一种流行的解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们回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体制所遭遇的奇怪死亡。”麦克尼尔写道。他们的观点是：
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最佳角度是将其视作不同文明或多或少命中注定的崛起和衰落。每一个文明似乎都在重复更古老的文明或同时代的其他文明所走过的路径……对于许多善于思考的人来说，他们的作品为那些意料之外、令人压抑的历史事件，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德国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两次战争后胜利方联盟的瓦解，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冷静的解释。今天，当这些政治事件已经消逝，他们作品中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变得更加重要（至少对我而言）：在探索有历史记载的时候，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将欧洲文明和非欧洲文明放在同等的位置，这是对19世纪流行的那种聚焦欧洲光荣历史的“近视史观”的一次真正变革；而且，至少是潜在地，将我们时代的历史编纂学与之前的时代区分开来。
麦克尼尔提出的第三个解释，是回答他自己在《西方的崛起》书中提出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这个理论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推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接触那些拥有新的、不为你熟知的技术的陌生人。”他认为，这一理论的一个推论就是：
拥有高技术的中心（即各个文明）往往会让他们的邻居感到不快，因为邻居们不得不面对各种新奇事物的诱惑。那些先进技术为其拥有者带来了财富、权势、真知和美好。于是，出于自身的追求渴望，高技术中心周围的那些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民族被迫试图自己掌握这些新奇事物。但是，这种努力也带来了一种痛苦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模仿的强烈动力，另一方面是保留习俗和体制的那种同样强烈的渴望。这种习俗和体制试图保护模仿者不会受到文明生活中的腐败和不公平的腐蚀。
麦克尼尔解释道：
尽管学者们对如何定义“文明”莫衷一是，而且对于哪里是文明之间的“交换区域”也没有公认的一致意见……我相信，我们必须承认跨文明的遭遇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跨文明的遭遇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并将成为未来世界历史的主流……
当我写作《西方的崛起》时，我决心要在汤因比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展现出这样一幅图景：欧亚大陆上的各种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互相影响的，它们从别的文明获取关键的技术，并不断地进行改变，因为学习外来的新知识和保护本国的旧传统变成了一种必需……
人类多样性是我们能发明新想法、新做法和新体制的源泉。但是这些发明最为繁盛之际，往往是在与陌生人接触并迫使人们通过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做法竞逐注意力的时候，所以选择变成了有意识的，对过去做法进行修修补补变成了常态，而且实际上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打了兴奋剂的交流
我是麦克尼尔这一史观的坚定追随者，因为这一理论与我作为一个国际记者的所见所闻完全吻合。就像气候变化会导致空气环流改变一样，全球化正在改变思想传播和改变的速度。这一点给我们的适应能力提出了一些真实的挑战。随着这些流动的加速，今天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文明与个人通过脸书、电子游戏、卫星电视、推特、即时信息应用、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等无数种新的途径发生遭遇、碰撞，相互吸收或拒绝对方的思想。一些文化、社会和个人倾向于吸收与陌生人接触的结果，向他们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他一些文化、社会和个人可能更脆弱一些，这样的接触会给他们造成威胁，或令他们感到羞辱，因为在他们眼中自己原本的高等文化现在需要适应他人，向他人学习。
一方面是能够处理并善于利用与陌生人的接触、陌生人的思想，对这种与陌生人交流的大爆炸来者不拒的文化，另一方面是那些不适应这种大爆炸的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这个加速的时代将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推动力，甚至比麦克尼尔笔下的那些时代影响还要大。特别是，那些对贸易、信息、金融、文化或者教育的流动最为开放、最愿意从中学习并做出贡献的社会，将最有可能在加速的时代繁荣发展，而那些做不到的则将痛苦挣扎。
置身洪流之中的益处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霍萨姆·海克是以色列理工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一个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人，也是一名以色列纳米科技专家。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在一所以色列大学，用阿拉伯语在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慕课”上讲授纳米科学的阿拉伯裔以色列教授。
2014年2月，我为了撰写专栏去以色列海法市采访他。他对我说，注册他“慕课”课程的学生遍布整个阿拉伯世界，他们给他发了许多有趣的电子邮件，其中的问题包括：你是一个真人么？你是一个阿拉伯人，还是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假扮阿拉伯人？海克是来自拿撒勒的基督教阿拉伯人，他在以色列的高等科技学府理工大学教书。
他讲授的这门课程的名称是“纳米技术和纳米传感器”。海克的专长是新型传感工具。这些工具利用纳米技术来过滤、探测并监控我们个人或职业生活中的不同事件。这门课程对任何感兴趣的人开放。课程表包括10节课程，每节课分成3～4个短视频，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双语授课。任何人只要能够接入因特网就可以收看，并免费参加每周测试和论坛活动，参与终期项目。
如果你对今日中东地区对教育的渴望还有任何怀疑，不确信它能否克服陌生人之间的隔阂乃至民族间的世仇，海克的“慕课”课程可以打消这些疑虑。他的阿拉伯语课程有近5000名注册学员，他们来自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也门、阿联酋和加沙河西岸。伊朗人则注册听取英文版的课程。因为注册是在位于美国的Coursera“慕课”网站上完成的，许多注册用户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讲授这门课程的是一名以色列理工大学的阿拉伯裔以色列科学家。海克说，当他们发现这一点时，一些教授和学生退出了，但大部分人留了下来。
我问他，为什么他的课程在中东地区广受欢迎。海克对我说：“因为纳米技术和纳米传感器被认为是未来的学科，人们对理解未来的模样总是充满好奇心。”当时海克只有40岁，是一名科学神童。他是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他的父亲也毕业于该所学校。海克与以色列理工大学共同成立了一个创业企业，开发一种被他称为“电子鼻”的产品。这是一组阵列传感器，模仿狗鼻子的工作方式来进行探测，探测的对象是人体呼出的气体。海克及其团队研究发现，人呼出的气体中含有独特的标记，能够显示出人体内不同部位的癌症。在创业开发和在学校讲授化学工程的同时，以色列理工大学校长皮雷斯·拉维建议海克带领学校踏入流动的大潮之中，开设“慕课”课程。
海克解释道，拉维认为“非常有必要令科学跨越国家的边界。他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叫作‘慕课’的东西。我当时并不知道‘慕课’是什么。他说这是一门可以在网上对上千人讲授的课程。他问我能否用阿拉伯语在‘慕课’上开设以色列理工大学的第一门课程”。以色列理工大学资助了该项目，并耗时9个月进行准备，海克则贡献出了他的讲座。海克告诉我：“有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对我说：‘你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请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2016年2月23日，美联社采访了埃及学生扎伊德·舍哈塔，他完成了海克课程。“有人让我从简历中把完成这门课程的证书拿掉，”舍哈塔说，“他们说我可能会面临一些麻烦。我并不关心这是不是一所以色列大学，但是我为海克教授而骄傲。我视他为一个领袖。”
在加速的时代，不要试图离间渴求学问的学生和知识的甘泉。
思想的融合
陌生人之间的接触，以及社交网络上思想的加速流动，是导致公共舆论观点剧变的根本原因。传统的智慧和观点看似像冰山一样亘古不化，现在可能会在突然之间融化。一天之内发生的改变，过去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发生。
象征美国南部的邦联旗已经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门前飘扬了54年。但是2015年7月10日，一支南卡罗来纳高速公路巡警护卫队永远地把这面旗帜降了下来。几周前，南卡罗来纳州州府查尔斯顿的一座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支持白人至上的狂热分子枪杀了9名信徒。这个枪击犯曾经有一张和这面邦联旗合影的照片。这起枪击案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很快，这面邦联旗就从州议会的门前消失了。
2008年4月17日，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宣布：“我认为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联合。那么，对于像我这样的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神圣的联合。上帝在我们其中。”仅仅过了3年，2011年10月1日，奥巴马总统在非政府组织人权战线的年度晚宴上，谈到男人与女人这一历史上最古老的关系时说，他支持同性婚姻。他说：“每一个美国人，无论是男同性恋、异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还是变性人，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在法律和社会面前获得平等对待。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命题。”
过去的5年，人们对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态度发生了迅速改变。帕洛阿尔托未来学院的执行主任玛瑞纳·戈比斯认为：“你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了一场全球范围内关于人生价值的讨论。这一交流放大了人际关系。有人利用这种交流去欺负别人，但这一交流也创造出更多的交流机会，原本仇视同性恋的人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同性恋者。人际互动可以产生同情心，这个体系为同情心的产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我采访玛瑞纳的时候，未来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贝蒂纳·瓦伯格告诉了我一个她最近在旧金山地区通勤时发生的故事：“有一天我用Lyft应用与前往同一方向的其他人拼车。我的司机和我聊了一会儿天，他说上一个乘客被大家‘投票赶下了车’，因为他讲了一些仇视同性恋者的极端观点。”他说，“在旧金山，要是你这么仇视同性恋，没人愿意让你搭车，你来错地方了。当时，车里有一个黑人、一个西班牙裔和一位女性，我们正在谈论一个看重参与的平台，这和狭隘、偏激是格格不入的。”
现在，科技提供了数不清的机会让陌生人互相接触。“社区的概念也在演变”，脸书负责全球运营和媒体伙伴关系的副总裁贾斯丁·奥索夫斯基说道。在还没有脸书的时候，在社交网络还没有出现的时代，社区的概念“局限在你的周围，局限在当时当地”。现在，有了社交网络，你“有能力与你生活的各个阶段维持关系，只要你愿意”，这在1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这种高水平的互联互通，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他解释道，“现在，你可以和别人互相联通，跨越地域限制去寻找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的使命是连接整个世界。随着世界的连接，‘社区的性质’也将发生变化。在过去，你基本上只有两种人生选择，留在一个社区或者离开它。今天，如果你在一个安装了脸书的手机世界长大，那么，不管你是留在社区，还是离开社区，一样能够和大家保持紧密的联系。”
奥索夫斯基说：“如果你是个关于厄立特里亚政治问题的专家，你可以找到更多与你志趣相投的听众。在没有脸书之前，如果你或你的孩子得了某种罕见的疾病，你会感到孤独和失落。现在，你可以迅速地找到有同样经历的互助小组。”
这就是全球数据流动带来的最好的一面：在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使已成陌路人的老友重拾旧日情谊和社区生活。
不幸的是，如果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容易走到一起，也有不好的一面。有些人希望成立新纳粹主义或自杀式圣战分子的互助小组。社交网络成为极端分子之间相互联系、招募年轻人和容易轻信的陌生人的天赐良机，而超新星还在不断加强他们的火力。这令人不安，但却是在所难免的（我会在第9章讨论“破坏者”时进一步谈及此问题）。但是，目前我看到的正面效应要大于负面影响。
当你看到我们能够轻松地利用这种全球流动召唤美好的事物、打击邪恶的力量时，你会感到非常振奋。本·拉特雷在2007年成立了改变网（Change.org），这是一个可以让任何数字化的大卫挑战巨人歌利亚的平台，无论这个巨人是公司、政府还是其他组织。2013年8月5日，改变网被《快公司》称为“各种各样的业余活动家的大本营”。现在，它已经在全球拥有超过1.5亿的用户，并且数量还在稳步增长。他们每天要发起超过1000个请愿。改变网既就如何发起在线请愿提供咨询建议，同时也是一个发起倡议并吸引支持者注意的全球平台。
发生在南非的纽米·方达事件证明，改变网可以迅速改变潮流，推动社会变革。方达是南非的一名女同性恋者，她的未婚妻被5个男人轮奸了。他们因为她的性取向而对她实施了所谓“矫正性强奸”。此次性侵导致她的未婚妻患上了隐球菌脑膜炎，这是一种脑部和脊柱的感染，并于2007年12月16日不幸去世。“矫正性强奸是一个相对新出现的名词。”2011年，方达在接受女性新闻网（WomenNewsNetwork.net）采访时说道，“这种‘充满仇恨’的强奸在全世界都发生过。这种性侵是强迫女同性恋者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强奸者声称这将使她从‘变异的人生’中‘康复’过来。这种性侵还常常伴有极端的暴力。”
2010年12月，方达在开普敦市的一家网吧通过改变网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采取行动阻止在南非的棚户区对女同性恋的“矫正性强奸”行为再次发生。这份请愿立即在全球获得了17万个签名。根据女性新闻网报道，数字化活动家网站Avaaz.org发起了另一项请愿。这两项请愿加起来在全球获得了近100万的签名支持。南非议会感到非常尴尬，不得不成立一个全国特别小组来取缔这一做法。自2007年起，同性婚姻在南非已经合法，尽管“矫正性强奸”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犯罪分子已经不再为公众所容忍。
我曾经问过拉特雷，他和他在改变网的团队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了什么。他答道：“如果你跟人们讨论一个像强奸这样的重大社会问题，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反对它，但是他们很少会为此做些什么。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一个活生生的故事，有个活生生的人受到了直接的侵害，并给他们机会参加进来，一起推动变革，他们会立即用行动予以回应。”
打好地基，不要砌墙
全球化一直都是一切事物及其对立面的合体。它可以赋予普罗大众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也可以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在巨大的跨国公司手中；它可以对微小之物大书特书，令最小的声音可以传播到每个角落，也可以让不同事物变得雷同，使大品牌淹没任何地方的一切事物；它可以赋予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使小公司和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设立全球性的公司，在全球拓展客户、寻找供应商和协作者；它可以令你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巨大力量会把你压成齑粉。全球化往哪个方向倾斜，取决于我们注入何种价值观并怎样使用这些工具。
在难以控制、愈演愈烈的移民潮面前，全球化感受到了比以往更大的威胁。我们在英国投票脱离欧盟事件中看到了这一点，也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过程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与这个数字互联程度不断加深的世界断开联系，绝非促进经济增长的良策，因为这些数字的流动将成为智力、创新和商业能力的核心源泉。
尽管如此，人既有肉体，又有灵魂，如果你只为其中之一提供了营养，却忽视了另一个，就会遇到麻烦。当人们感到他们的身份、家园遭到威胁时，他们会将经济利益放在一旁，不假思索地选择砌墙而非联网。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这个选择，但是相当多的人会这样。
挑战就在于如何找到平衡点。在太多的方面，我们的西方民主工业化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都未能找到平衡点。如果许多美国人现在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压力，那是因为驱动全球化（移民、贸易、数据流动）的技术变革走在了社会变革（学习和适应的工具）的前面，而且把后者甩开了一大截。这些社会变革是缓冲全球化冲击所必需的。当变革的巨浪袭来，当各种陌生的思想和陌生人不请自来，我们需要社会变革，让人们能够依然扎根于自己熟悉的健康社区，不会被雨打风吹去。在加速的时代，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为人们提供能够站稳的地板，他们就会要求砌墙，而砌墙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们今天的政治领导层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我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特别是第9章关于政治的部分将着重讨论。